下乡知青点滴

 

      老爸是蒋介石私人医生的儿,又是抗战时国军的上校联络官。老妈是民国财政部次长的女,又是凑数的右派。按出生祖宗十八代都是黑的。

      那阵子老爸和哥哥关在宁夏街大监,老妈关在公道洗浆房牛棚,后来跟华西老妈科室的军、工宣队商量,要我下乡,要把老妈放出来,于是就下到了仁寿县。

      仁寿县彰加,丘陵地区,没水没树。刚去时队长猪圈上面搭个架子,铺起草,就在上面睡,半夜三更下面的猪在拱,到处是跳蚤,满身咬起包块,痕痒难耐,一抓就破,感染溃烂搞得棉被套上都是血脓痕迹,惨不忍睹。

      那时候的生活,早上农民一喊出工了,眼睛都睁不开就走了。扯秧子、踩水车、担粪、打谷子、几乎所有的重活路都要做。晚上疲惫不堪回到住地,还要整自留地。

 投机倒把

  知青下乡回城时,队里农民会委托知青买染布的染料。我也在南大街的化工铺子里头买过二十来包带回队里送农民,为了搞好关系,不敢赚钱。

       一次回到成都,在公行道住家楼下遇到邓四哥。我与他一聊,知道他们下乡地方出产叶子烟,他队里也分烟给他,当即请他代买二斤。后来真的邓四哥拿给我二斤叶子烟。记得当时邓四哥队里分配价格才8角钱一斤。他认真告诉我要“润到起”、“太干了要不得”、“卖前喝口水喷到叶子烟上好卷“。

       我怀着惶恐不安回到仁寿八洞队里,不敢告诉任何人。心里一直想在哪里卖出去哦?不过,当时是向队里的农民打听过黑市要卖三元二角钱一斤,但是市场人员要抓哦!

       终于,打听到二十几里地有个小场,叫研经。打听到黑市叶子烟在卖小猪儿市场旁。

      赶场天到了。天不亮摸黑就起床背个夹背,把叶子烟装进去出发了。

  昏头昏脑的终于走到研经场,天还没有完全亮。找到路边的水田,拿出叶子烟摊开在夹背上,用手捧起水田里的水喝了几口用力喷在烟叶上,赶快扎起。

  找到卖猪儿的市场,晨雾中赫然发现墙上几个大字:打倒投机倒把份子!心头立刻就慌了。

  好不容易等到有人赶场了。我不敢停留在猪市场,拿出一把叶子烟假装是路过的人。这时有两个农民往我走来,并要我拿叶子烟给他们看看。他们扳开我手上刚喷过水的这把叶子烟时,一阵烟香扑鼻而来。

  他们用手翻开烟看看,问我好多钱一斤? 我顺口说:“三元二”。他们问有好多?我说:“两把。”

  一个农民从自己夹背拿出一杆秤,要我两把一起卖给他,我当然巴不得啰。

  他们在称重量时我看都没看他们的秤是多少,只想快点收钱走人。终于另一个农民给了我六元二角钱,我收钱也没细看。

  离开那个猪市场墙边的“打倒投机倒把份子”标语后,那种开心和庆幸无法用言语表达。

  回来的路上,美滋滋地不断想,要是调不起来,二天就找邓四哥买叶子烟卖,太划得着了。

  这是我一生中的首次做生意,感谢邓四哥!

偷棺材板板

  出工挣分,每个劳动日有大约3角钱,最惨时只有九分钱。开始每个月国家补助给八元,后来一年就断了补助的钱和粮,生活陷入困境。农民平时吃玉米洘烤,酸菜,没油没肉,有红苕稀饭算不错。陷入困境的知青可想而知。

  有一年干旱,种的棉花非常矮小,每人分到的棉花杆和玉米杆非常少。知青是单身,分配的柴火更是不够烧。最感到困惑的是生产队主要产红薯,大米不够,玉米也少。柴火不够连红苕都煮不熟。

  还好生产队有个养猪房,里面有个吴汉儒老大爷,专门给猪煮食物。我每天把自己的红苕拿到田里面,水里荡一下,再提给老大爷,就利用他的煮猪食时同时煮自己的红苕,好了他会来叫你去提。

  但猪食也不是每天要烧,不得已我劈了板凳烧,猪圈上的草房谷草也扯光了来煮红薯。

  下放第四个年头,实在没柴了要吃饭,生产队范围有个庙子,叫普道寺,农民说庙子边上是无主的和尚墓地。我拿把锄头,打了墓门,把棺材勾出来,把棺盖和两边墙板板拖出来,再把棺材底子和骨头推进去。最后拿石头把墓门再堆起来。

   我把棺材盖和棺材墙板扛回自己住的草房,摆在门口,把队里的农民给吓坏了。他们问,曹知青,你不怕鬼啊。我说,“我都是鬼了我还怕鬼!”他们又问,那你煮饭香的还是臭的,我说,香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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