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苦人家出身的殷大奎,从底层起步,历经医生、医科大学副校长、卫生厅长至卫生部副长,退休后,把眼光放回底层贫苦人群身上,10多年来,“健康快车”筹集数亿善款,让10万多贫穷白内障病人见到了光明。

 

出身穷苦

一生对穷苦百姓有感情

 

“我生在湖北一个近似农村的小城镇,祖辈都是穷人,父母是文盲,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2010年冬,过小年的前一天,北京亚运村附近殷大奎的家里,穿着一件竖条纹衬衣的殷大奎,时而灿然一笑,时而头微后昂,不紧不慢地讲述着自己的成长史。

非常注重情感的殷大奎,谈起自己的父母亲时,眼里会泛起亮光。

“家里很穷.父母却非常善良,有时自己家里饭也吃不上,但只要有人上门讨饭,母亲还是尽可能会分一些吃的给他们。小时候,周围都是穷苦百姓,从小生活存穷人堆里,所以,我在心里会有这样一种情怀,愿意为老百姓做些事,尤其是贫穷落后地区的老百姓。”

殷大奎走上医学之路,和母亲有很大关系。“母亲一直身体不好,让我从小萌生了当医生的想法。”

“小学四年级,我跳级上了初中,升学需要一张一寸照片,家里太穷,连照相的钱都没有,好在姐蛆是军人,镇上的照相馆可以免费为军属照一张相片,才过了这一关。”

也许从小有着贫穷的人生际遇,在其后的人生岁月中,殷大奎对穷苦人群有着深厚的感情。

殷大奎说,那时读书不要钱,由于学习好,连纸和笔都是学校发,“在我们家乡,能把初中读完,已经不错了,家里希望我回去找份工作,可以帮家里一把,但当兵的姐姐和姐夫却说服家人,鼓励我考高中。姐姐说,一定要上大学。”

高中读完了,1959年,殷大奎考上了武汉医学院(现同济医科大学)。“读大学不但不要钱,我每月还享受12元钱的助学余。这12元钱,除了吃饭生活,还能剩一点儿。”

一入大学,殷大奎就当上了学生干部,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学习,几年大学下来,

除了第一学年考过一个4(当时满分为5)外,其余全部为5分。

大学毕业时,殷大奎的第一志愿填了服从国家分配。第二三志愿是回到家乡孝感去,为家乡的老百姓们看病治病。他说,“是国家和人民培养了我,我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和人民的召唤,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但面对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组织部门给了他一个意外——把他分到了第四志愿:去四川医学院(今华西医科大学)当教师。

从那里的一名医生起步,殷大奎当上了副校长、四川省卫生厅厅长直至卫生部副部长。2001年,殷大奎卸任副部长职务,选择在NG0平台上,为穷苦百姓造福。

 

打造“健康快车”

10万患者复明

 

  退休后,殷大奎担任了中国健康教育协会会长,继而“根据组织安排”做了中国医师协会会长,但让他感觉担子最重的,却还是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这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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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大奎与“健康快车”的渊源,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

香港回归前夕,“健康快车”创会人之一、香港爱国人士方黄吉雯女士牵头与大陆联

系,想为祖国送份有纪念意义的厚礼。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对分管外事工作的他说,“大奎,这个事就交给你了。”

殷大奎积极与香港方面联络,对方说印度有个项目,是在火车上为穷人开展医疗服务,殷大奎收拾行囊,和方黄吉雯一起带队去印度考察。归来后,决定在中国也办一个类似的项目。

印度的项目主要做小儿麻痹手术,也做白内障手术,还治其他的病。项目讨论的时候,有些人建议中国应该也像印度一样。

多年主政卫生工作的殷大奎和香港同胞商量并报卫生部批准,力主中国项目专攻白内障。“国内白内障患者当时有400多万.而且每年新增四五十万,项目可以持久存在下去,”殷大奎说,“白内障可复可治,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手术不太复杂、时间也短,而且费用相对较少。”

事后证明,这是最好的方案。

光明对于一个人来说,胜于其他任何东西。复明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等于是一个人的新生,而一些边远落后地区的贫困家庭.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复明,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

再者,火车医院条件简陋,几种手术都做的话,容易交叉感染。小儿麻痹治疗比较复杂,不是一次手术就能解决的,列车长期停靠在一段铁轨上,从现实的角度看,也不大可行。

定下来做白内障后,殷大奎与香港的发起人方黄吉雯、铁道部、港澳台办的主管领导

一起设计这所火车医院,并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健康快车”。

这个新生事物是火车与医院的结合体,既有别于普通火车,又与建筑物内的医疗机构不一样,为了节省经费,第一列“健康快车”只由诊疗车、宿营车、多功能活动车这3节车厢组成,而没有病房车。由于“健康快车”停靠的地方远离城镇医院,给患者相关的检查和术后护理带来了诸多麻烦。

为更好开展工作,当时只好向铁道部借了一辆火车,后来,又花300万人民币造了一节双层病房车。

车的问题解决了,医疗人员又在告急。第一年,承担“健康快车”医疗工作的是卫生部直属的某医院。最好的医生护士被抽走了一年,这不仅影响了医院的眼科收人,而且还要他们承担车上医疗人员的工资,医院个别领导觉得负担太重,同时认为此工作与医院无关,不承认医务人员在车上的工作经历。这大大挫伤了医护人员报名参加扶贫治盲的热情。

后来,殷大奎安排工作人员和方黄吉雯女士到北京几大医院沟通。方黄吉雯女士表示愿意资助参与“健康快车”工作的医生到香港培训3个月,这个条件吸引了很多眼科医生,也让医院认识到这对锻炼本院的医疗队伍大有帮助,便同意承认医生在“健康快车”上的工作经历,抽调专业医务人员的问题才基本得到解决。

“贫穷落后的农牧区,卫生条件很差,眼病很多,为了确保医疗安全,我们坚持从北京的著名医院选派有实力的眼科医生,所以这么多手术,很少出现问题。”殷大奎说。

1997年,“健康快车”正式开通了。时隔十余年,殷大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脸上仍情不自禁地绽出灿烂的笑容,“第一站是安徽的阜阳,那天,太阳很大,晒得厉害,”殷大奎说,“项目针对的,都是贫困地区的贫困人群,我们管接管送,吃饭、治疗全免费,通知下发后,许多老百姓都不信,有些人甚至怀疑我们是骗子。”

10年间,“健康快车”开到哪里,就把光明送到哪里,把快乐传到哪里。殷大奎说,到现在,“健康快车”已经发展到了4列,10年来共为10l千多个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复明手术,大部分视力恢复到了1.0以上。

光直接救治那些白内患者还不够,从2005年开始,“健康快车”开始在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眼科培"11中心,目前已经建成12个。

 

造福穷人

实在地为他们做事

 

曾任部级高官的殷大奎深知,中国毕竟是个发展中国家,什么事情都靠在座来做,难度很大。所以,退休后,他身兼几个NGO组织的会长职务,就是想动员社会力量,去解决政府一时还解决不了的特殊人群的困难。

殷大奎清楚地记得他去白内障病人家里走访的情况,“在贵州,有一个年近加岁的男子,先天性白内障,从没见过光明,成家后,生了好几个孩子,由于基本没有劳动能力,自己无力抚养,靠年近7旬且家庭贫穷的父母亲来拉扯几个孩子,家里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孩子们的脸和手都是黑黑的,我去的时候,这名男子已经复明了,去他家里,他不怎么会说

话,但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得出对我们的感谢,我们走时,他执意送出很远。”

说到这里,殷大奎顿了顿,那男于复明之后深深的感激,仿佛还在影响着他的情绪,“有的老百姓,见了我们就跪下磕头.有的拉着我们的手一个劲儿地唱山歌”。

“我这一生做了很多事,这是最实实在在的一件事。”殷大奎说。

谈起“健康快车”项目,殷大奎总是很自豪,“到现在,我们的项目还是管吃管住管接送,免费治疗,我们采用世界最先进的人工乳化治疗方法,使用的人工晶体也非常好,手术效果都非常棒!

由于这需要一笔庞大的项目费用,5年前,成立了“健康快车基金会”,殷大奎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现在,“健康快车”成了中国著名的慈善项目,许多北京非常有名的眼科专家,都会积极到列车上工作,“车上的医护人员.在艰苦地区一停就好久,没有公益心,没有一份爱心,是坚持不下来的。”

国内一些著名的大企业,都成了“健康快车”项目的资助者,每年一度的慈善晚宴,平时滴酒不沾的殷大奎都会穿上礼服,绅士般地与所有到会的捐助者碰杯,“我们要大力提倡公民做善事,”他说。

“我一辈子给老百姓做事,在医院呼吸科当医生时,给老百姓看病是我最乐意的事儿,

在华西医科大学当校长,学校扫厕所的、搞卫生的,找我看病,我都非常热情非常认真。”殷大奎说,“这是因为他们平时相比其他人更难得到这样的机会。20多年过去了,前几年,碰到那些曾找我看病的工人,他们还感激不尽。”

殷大奎是个懂得感恩的人,感恩父母,感恩人民,也感恩自己的妻子,“当年,我是个穷小子,她是个富裕人家的孩子,觉得我不错,选择了我,我一生都为此感恩。”结婚40余年,两人一直很恩爱,“家和万事兴,组建了家庭,就要为家庭负责,每个人都要自我收敛,换位思考,学会包容。”

  

 (责编孙晓飞)

摘自《中国老年》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