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批志愿者搜集、编辑，得到加拿大大使馆、大邑县政府等资助、支持，四川出版集团出版的《成都 我的家——大洋彼岸的中国情怀》老照片影集正式发行了，与此同时由省、市新闻办、外办、加拿大使馆等主办的同一主题展览也在北京、成都相继开幕了。这是掏出一段非常值得传颂的百年历史，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一件加深中外友好合作，令人高兴的事。影集印刷、装祯精美，内容丰富，感人至深。

随着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之完成及近代大学的普遍建立，西方的现代文化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高度。而当蒸汽机的马达轰鸣于欧洲时，中国却在封建专制的桎梏下，依旧沉浸在“天朝”大国的“万岁”声中；远离“天朝”的四川，交通闭塞，又战乱频繁，经济残破，文化式微，思想界万马齐喑。与此同时中世纪延续下来的基督教也得到了新生。北京条约的签订后，各教会逐步进入了四川，戴着传教士帽子的志愿者蜂涌而入。在“宗教复兴运动”的加拿大，教会在大学兴起“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吸引大学生毕业后志愿到海外传教。

影集展示了1891年加英美会的启尔德(O.L.Kilborn)、何忠义(G.E.Hartwell)夫妇、斯蒂文森(D.W.Stevnson) 及女差会的Jean Brown和受邀的赫斐秋(V.C.Hart)夫妇8人从加拿大远渡重洋，1892年5月21日到达成都，是第一批到达四川的加拿大志愿者。也展示了以后陆续到达的文焕章(James Endicott)、启希贤(Retts.Gifford.Kilborn)、王雨春(W.E.Smith)、林则(A.W.Lindsay)、丁克生（Frank.Dickinson）、唐茂森(J.E.Thompson)、杨济灵(A.E.Best)、吉士道(H.J.Wullett)等在成都的活动与生活。几十年中，曾在华西协合大学工作过的200多外籍教职员中，加拿大籍80多人，是各国中最多。特别是启尔德家族三代，文焕章、苏继贤(Walter Small)家族各两代，云从龙(L.E.Willmott)夫妇及饶和美（Homer G.Brown）一门五代等，长期为中国服务。加拿大的志愿者在中国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令中国人感动的美妙故事和值得赞美的历史。

影像也展示了他们在新式教育上的贡献。1905年加女差会在成都兴办了初、高小学、中学各一所，后来发展为华英女中、协合女子师范，不少志愿者在其中任教。1909年建立了加拿大子弟学校（CS），解决了外籍人员子女的就学需要，影响深远。最大的成就是加拿大教会与其他教会联合1910年建立了华西协合大学，初设文理科，加拿大开出了第一张支票。学校十分注重“发展科学研究和工业培训、医学教育，甚至牙科和公共卫生等”。学校以汉语为教学的基本语言；学校的组织方案、专业设置、课程计划、教学管理、教材选用等都采用当时英美较为先进的水平，并着力推行中西融汇。1914年在启尔德主持下建立了大学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到1920年有刘月亭、李义铭、胡承先、颜相和四个毕业生。1924年招收了8名女生，开创了四川男女合校的先河。学校的建筑相继在李克忠（Mr.Raymond Ricker）叶溶清（E.L.Abrey）苏继贤的主管下，遵照荣杜易的设计，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建筑的典范之一。对体育、艺术的陶醉，创造融贯古今中外的教育氛围，给成都带来现代的生活方式。在丁克生、詹尚华(A,E.Johnes)、白明道(P,M.Bayne)和布礼士(A,J.Brace)等人的指导下，篮球、足球及田径等运动项目被引进四川，并且很快流行开来，1925年在四川省体育运动会上，华大学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30年在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华大荣获了田径总分第一及网球和排球冠军。……在中外长期的合作中，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取得了大发展。

此外，影集还展示了对四川其他贡献。如生物学教授丁克生在改良奶牛、引进果树、蔬菜良种上贡献非凡；彭普乐(T.E.Plewman)探访民族地区，发掘文化遗产；陈普仪(Roy Spooner)第一个将大熊猫潘多拉送到了美国；陆德礼(Albert French Lutley)等通过手中的相机记录了都江堰、岷江流域及老成都的城墙、街道、 桥梁，市井百态、郊县农事等许多真实面貌，留下了许多非常难得的影像资料；都江堰放水节的实况、大熊猫潘多拉与孩子游玩的憨态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897年赫斐秋第二次来华带来了印刷机，开设了印字馆，以后发展为英华书局。

加拿大及其他国家的志愿者带来的西方文化，使中国的现代文化既多了一个源头，又未被全盘“西化”，而是在“合璧”中被融化，构筑了正确的方向和广阔的前景，所以他们的功劳是永远不会被历史湮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