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华西坝

杨光曦

从外祖父张凌高算起,我家几代人都是住在华西坝上,虽然居住的房屋变换过几次,但始终都在华西坝上搬过来搬过去的。我就是一个生于此长于此地地道道的华西人。

被日军炸掉的楼房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反帝高潮,华西协合大学全体学生实行罢课来响应,部分学生组织起退学行动,部分华籍教职员也退出学校。

     192695日,英国军舰在四川炮轰万县城,制造了“万县惨案”,引起四川民众的愤怒,抗议风潮遍及全川。华西协合大学学生也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斗争,进行游行示威,愤怒地捣毁了学校围墙,并发出了“抗议万县惨案书”。

大学校方当局斥责学生说:在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要抗议外国人,这简直是一件可耻之事。从而更加激起了群众义愤,全校华籍教职员工和学生实行罢工罢课,部分西籍教师离开学校回国,或者去了上海躲避。全校三百余学生,退学者达到近二百人。学校处于危机之中,校方只好宣布停课,请求政府出面调停。经多方斡旋,双方达成复课协议,其中有一条为:“华大校务应由华人参加管理。”在此情况下,经华大毕业同学会的大力推荐,1919年毕业的张凌高校友被华西协合大学董事会聘为大学副校长,成为华西协合大学历史上首位华籍副校长。作出这项任命时的1926年冬季,张凌高还在资中县任美以美会的牧师,掌管着该县教会的产业 ,主要是学校和医院,而且把学校和医院办得很好,深受资中民众的欢迎。

1927年春,张凌高在资中的教会事务交接完毕后,才正式到华西协合大学就任副校长一职。随他一同前来华西的有夫人王梅修、长女张君儒(16岁)、长子张幼凌(3岁)及次女张仲贤(1岁)。

来到华西坝后,校方安排他一家人住在广益坝上的教师宿舍,一座二层楼的小洋房。房屋位于锦江河边大校门进来的左边(东面)一排三座小洋房中间的一座,与西侧第一座居住的华西协合大学副校长、化学系主任苏道璞(C.M.Stubbs)博士一家成为邻居。这就成为我家在华西坝上的第一处住房。

1925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外国人兴资办学条例”。但那些外国教会所创办的学校读采取不合作态度,不予理睬。

张凌高到任后,认为应该主张华西协合大学向本国政府“立案”(注册)。所以他立即着手华西协合大学向政府 “立案”的工作。

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私立大学和专门学校一律要向政府立案,教会大学的校长一职必须是由中国人担任才准予立案,外国人不能担任校长职位。然而以外籍人士为主的学校董事会却无视中国政府的这一规定,以种种借口予以拖延阻挠,使得张凌高的工作陷于困境。

二十年代末期,成都的反帝浪潮此起彼伏,华西协合大学的声誉大降,学生人数锐减,这迫使校方作出了一些改革。19315月在纽约托事部的同意下,学校成立和召开了由华人过半的临时校董会,推荐张凌高为大学校长,原校长美国人毕启改为校务长。至此,张凌高正式全面掌管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务,开始了他“励精图治”的教育生涯。

就任校长之后,张凌高立即着手华西协合大学向政府立案的工作。他聘请资深的、熟悉懂得教育事务、教育法规的,曾掌管过全川教育行政的、四川巡按公署原任教育科长职务的程轩芝先生来抓“立案”工作。

1931年,张凌高任华西协合大学首任华籍校长后,全家就从原住锦江河边的小楼房,搬迁到钟楼荷塘旁边的校南路一号《校长居》居住。这就成为我家在华西坝上的第二处住房。而在任副校长时所居住的河边那座小楼房,在八年之后遭受到灭顶之灾。张凌高全家在小楼前的留影,竟然成为了唯一一张该楼房的纪念。1929年张凌高的二儿子张维华出生在这里。

   张凌高任副校长时住的楼房门前(1930

   1930年,长女张君儒进入了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开始了她医学生的学习生活。同年,杨振华在华西协合高中毕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系。次年“9.18事件”后,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致使大批流亡人员拥入关内,华北也不平静了,杨振华只好几经辗转回到成都转学到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

   1939611日,日军对成都又进行了一次大轰炸,有四颗炸弹落在华西坝上,其中一颗正好击中了这座我家第一次住过的小楼房,造成房屋彻底炸毁,人员伤亡。房屋被炸毁后,这里成为一遍废墟,以至于后来就成为一块空地,仅仅留下了房屋旁边的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借这两棵银杏树还可以知道房屋原来的位置。现在这两棵银杏树还在原地未动过,那就是现在锦江河边,临江中路12号大门对面绿化带上的一公一母两棵大银杏树。可以想象原来的小楼房就在现在的临江中路上。

牺牲的人是华西协合大学药学系二年级女学生黄孝逴(陶海鹏的恋人)。当时,她是五大学战时救护队杨振华教员所带那一小队的救护队员。当她与同伴听到日军轰炸城内的爆炸声时,正准备赶回救护队去参加伤员的抢救工作。她们一路小跑经过这座小楼房时,却不幸被万恶的炸弹弹片击中头部当场牺牲,女同伴也身受重伤。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西坝上犯下的一笔滔天血债!黄孝逴牺牲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及军事委员会通令嘉奖她:“该生奋勇捐躯,殊堪许嘉,自应特予褒扬。除由部通令各校广为表彰,以昭激励外,兹特发国币五百元,即由该校立碑纪念。”1940年在华西女生院修建起一座地平式日晷式样的纪念碑,碑约半人高,六边形,有三层台阶,六面刻有碑文。时任教育部长向楚撰写《己卯六月寇机袭击成都黄孝逴女士参加国际救援队殉难周年纪念碑成征题》:

 

一往当仁与难逢,

名褒烈烈见丰碑。

自从血染黄泥地,

十字花行草亦红。

 

 

黄孝逴烈士纪念碑(照片由邓长春提供)

 

校长居

    在校长居居住时期,是张凌高教育生涯中取得最为辉煌成就的时段,在此期间家庭也有了一些人员增添。

    张凌高任校长后,1932年赴美国进入德鲁大学(Drew University)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一年以后他以《采纳美国福利方法用于华西》(AN ADAPTATION OF AMERICAN SOCIAL WELFARE METHODS TO WEST CHINA )的博士论文,取得德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39月回华西途径南京时,到教育部,完清了一切立案手续。923日四川省教育厅转教育部指令:“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应准予立案。”学校的地位进一步合法化,去教会化。在此基础上,张凌高着手延揽人才,充实教师队伍。以前华大聘用的教师全都是基督教徒,现在张凌高聘用教师,主要看其有无真才实学,而不论是否教徒,故在所聘的教师队伍中,教徒与非教徒人士均有,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就此成为了华西的教授。同时华大毕业同学中,凡学有成就或者留学深造的,皆聘为教授以充实各学科。与此同时,把华西协合大学神学院脱离了大学,神学课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进一步使大学去教会化。张凌高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为其后八年抗战期间,华西坝五大学共同办学所取得的辉煌,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93777日,“卢沟桥事变”使日寇发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大片国土成为沦陷区,很多大学在那里办不下去了,纷纷内迁。地处西南大后方的华西坝就成为众多兄弟院校转移的目的地。华西坝先后迎来了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东吴大学等。1942年又迎来北平燕京大学和协和医院护士学校。张凌高代表华西人热情、慷慨地欢迎它们的到来,以华西有限的条件,尽最大的能力接纳来自远方的同行,帮助他们建起宿舍,与各学校不分主客,共同使用华西的教学资源,使各大学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还创建了五大学校长联合会议,每周共商困难时期的教育大事。一时间坝上各学科大师云集、人才济济,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各校学生踊跃上课,各校课程可以相互选学,所修学分互相承认。同时各校积极组织宣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成立五大学战时急救小分队。这就使华西协合大学在张凌高校长主持之下,在八年抗战时期取得了办学以来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最为辉煌的时刻!

五大学校长联合会议同一时间的两张照片

   左起为燕京大学校长助理,文学院院长马鑒、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华西大学校长张凌高、齐鲁大学校长汤吉禾。(说明:在很多资料文章的介绍中,五大学校长联合会议这张照片中,都把左边第一位人物说成是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梅贻宝先生。后来经过华西多人反复考查论证,证实应该是马鑒先生,因为马鉴经常代梅校长处理过学校事务,也的确代表梅贻宝校长出席过五大学校长联系会议。)

  19458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体中华民族热烈欢呼,庆祝艰苦的八年抗战终于以正义事业战胜了邪恶!

  各大学陆续在年底到1946年返回原籍复学。各大学校长纷纷写信给张凌高校长,表示衷心感谢!各大学共同撰写了一篇《联合办学纪念牌文》,表达他们八年抗战以来对华西的感谢与情怀,纪念华西在抗战时期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壮大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与精神!

五大学联合办学《纪念碑文》(1946

 

    由于张凌高患有哮喘疾病,后来越来越严重,故在1947年他提出辞呈,结束了自己二十年的教育身涯。但这并不影响他是一位值得华西学子们尊敬的伟大的教育家。众多后来成为著名医学家、教育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家等的学子们,在多年后依然崇敬地说道:“张校长是我们的好校长。”那段时间里,他在社会上享有非常高的声望!

    在《校长居》居住的十多年里,张凌高的幼子张季泽于1935年出生。在1943年后的几年时间里,张凌高的儿女们陆续考入华西协合大学。二女张仲贤进入药学系,儿子张幼凌、张维华则进入医学院学习。

19421031日,已经成为华西医院一名儿科医师的长女张君儒 邁入了婚姻的殿堂,她与时任华西齐鲁联合医院副院长的外科副教授杨振华,在事务所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婚礼。华西协合大学董事会会长杨少荃先生主持婚礼,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张群为这对新人证婚。新房就安在《校长居》。他俩的儿子杨光曦,女儿杨光瑜分别在1943年、1946年出生在这里。

杨振华张君儒在校长居的新房(1942

1946年已经成为华西医院院长的杨振华获得美国国务院奖学金,前往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师从胸外科鼻祖亚历山大教授(Prof John Alexander),攻读硕士学位。1947年张君儒获得加拿大红十字学会奖学金,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进修儿科学。在她出国前,把一对儿女送到重庆他们的祖父杨国屏家。1948年二女张仲贤在华西药学系毕业时,全家还是住在《校长居》。

另一处锦江边楼房

    后来,全家从《校长居》搬到广益坝被炸毁小楼房东边一座楼房,这楼房距离锦江河边更近些,那两棵大银杏树位于这座楼房的西边。

     张凌高退休后并没有脱离别人的视线。抗战时期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同时来了好几所大学共同在华西坝办学,其中的艰辛万苦可想而知。张校长以己之力苦苦地支撑着,他只有不断地向政府部门争取经费,以保障几所大学的生存和发展。这样认识了一些政府要员,他不得不走出书斋,与政、军、商各界的头面人物周旋应酬,尤其是与银行巨头张嘉璈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因此华西协合大学与其他大学得以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正因为如此,在他隐退之后,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党派政治的漩涡之中。

     张凌高本身是一名教育家及基督教徒,而非政治家更非政客,他对中国政治的认识也是非常单纯而幼稚的。但他自己也知道一旦书生介入政治后的结局是可悲的。在他自己撰写的一幅对联里就可以看出来。对联曰:

休夸厚禄高官宦海终成苦海

还是勤耕苦读花香更有书香

    正是由于他与张嘉璈的特殊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脸皮薄,后来熬不过张嘉璈的多次相邀,出于感激他多年来出资维系华西协合大学发展的心情,不顾自己年老多病的身体,加入了张嘉璈之兄张君劢领导的中国民主社会党(民社党),出任民社党四川省委主任之职 。

    19499月,民社党买好机票要他去香港开会,他借托病情严重请假。11月他在成都各大报纸登载启示,指示各县市民社党部停止活动,并称病重无法顾及党务而提出辞去民社党四川省主任职务。这年年底成都解放。

    1950年,我父母冲破层层阻挠,回到了中国,途径重庆时看望父母,并带上我们兄妹两个,加上才半岁的弟弟光理,年底时回到成都华西坝,住在了外公家,也就是我家在华西坝上的第三处住房。

    1951年,已经成为一名耳鼻喉科医师的大舅张幼凌,在这座楼房结婚,在楼房前照了结婚相。他们结婚时我已经有印象了,大人结婚,孩子们就可以吃美味的蛋糕了。1952年他们的女儿出生,张凌高取名为张伯英。这一年,在华西医院药房当药师的姨妈张仲贤也在此楼房结婚了。

大舅结婚,后面是我家第三处住房(1951

    大约在1951年,张凌高被关押进了政训班(监狱),一直到1955年他去世时再也没有出来过。他去世后,家人去领取遗体,獄方出示了一纸判决书,称判为无期徒刑。

校中路一号住宅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华西协合大学由综合性大学变为医药类专业的四川医学院,而且华西最后一批外籍教师也离校回国。他们所住的楼房空了出来,可以提供给学校的教授们居住。这样我家就搬到了校中路一号,原药学系主任加拿大人米玉士(Dr. Edwin N Meuser)的住宅,我家住在二楼整层,楼下是口腔刘臣恒教授一家住,但他家没有住多久时间就搬走。新入住的是外科李清潭教授一家。李清潭与我父亲是原北平燕京大学的同学,二十多年后又成为了邻居。

三十年代的校中路一号住宅

     校中路一号离医院很近,母亲的儿科就在我家对面的八角楼,出家门几步路就到了。父亲的外科也在八角楼西边的楼上,都不远。

     这样,校中路一号就成了我家在华西坝上的第四处住宅。至此,家中的成员有:外婆、我父母及我三兄妹,还有大舅一家三口、姨妈两夫妻,1953年底姨妈生了一个儿子。二舅从医学院毕业后当外科医师,住在医院单身宿舍。幺舅正读四川医学院药学系,住在学生宿舍。

     1953年春,父亲参加四川省抗美援朝外科手术队,到达朝鲜距上甘岭很近的前沿兵站医院,充分利用他的胸外科技术,使该医院成为一个小型的战地胸外科医院,拯救了很多胸部战伤战士,创造了整个朝鲜战场上胸部战伤死亡率最低的佳绩。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因而获得上级颁发的三等功荣誉。

     1954年春,父亲光荣地完成了任务后,从朝鲜回到华西,建立起来华西胸外科。

     1954年姨爹姨妈带着他们的儿子回到姨爹的老家北京,然后到天津医学院工作。1955年已经转到铁二局医院任外科主任的二舅,回来住到姨妈的房间,并在此结婚。

     1956年做耳鼻喉科医师的大舅被支援贵阳医学院,他带着一家四口人离开了华西坝到贵阳安家。这一年幺舅从药学系毕业,分配到成都铁路卫生学校当老师,就住在铁路卫校职工宿舍。

     1957年,二舅搬到铁二局医院分配给他的住房。至此,我家在华西坝的住所就余下我父母一家带着外婆住了,张氏家族的兄弟姐妹们全部都离开了华西坝,在华西坝的家也就从张氏家庭逐步、彻底地过度到了杨氏家庭。

杨光曦于2018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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