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首

谭天秩

我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高考前从未离开过老成都市区，所以考华大时，语文只得了38分。因为两道作文题：—为“游某名山记”；另一为“华西坝的钟声”（任选一题）。我都茫然。丘陵地带的龙泉山和狮子山都未去过，游名山只能是奢谈；华西坝未去过怎能聆听过钟声。进华大选语文课时，老师以极其藐视的语气问我“你是怎么进校的？入学语文40-60分，读sub班上两年语文课。你38分，难道为你一人开个double sub 班！”。我感到内疚，老师从资料夹中找到我其他科的入学成绩后，以略带惊讶的语气说“啊！数学考个满分，英语也不错，就这两门分数加在一起，已超过入学录取线。这样你语文选sub班吧”。数学是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的嗜好，演练数学题不分时间地点，遇到难题朝思暮想，一当解开难题，那种喜悦犹如进入人间天堂。正是对数学的热爱和如痴如迷，使我从小养成一种性格，只要是我乐于干的事情，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既然那样喜欢数学，为什么学医。高中毕业我首先考上的是成都理学院数学系，我国著名数学家四川第一位数学博士魏时珍教授为院长，该院仅有数学和化学两个系，当时至少在四川数学学术水平和知名度最高。父母从毕业后的前途和祖父是小有名气中医的影响，认为学医好，我不得不受命于家庭的旨意，1948年9月来到我并不喜欢的医学院学习。进入当时比较洋气的华大，对绝大部分同学来说是梦寐以求。对我来说小职员家庭经济上无力承担，学费都是为同学补习而代交的，故只能读走读。早出晚归，中午不能充饥，加上生物实验老师的故意刁难，每天回家已8点过，身心极其疲惫。在学校对数理化老师的水平极为不满，物理老师是一个外国中年妇女，对阿基米德原理的公式F=p。g。V都讲不清楚。数学老师自称是一朵“鲜花”，在课堂黑板上演算求证公式时，证不下去了。我当时年轻气盛，跑上讲台，刷去错误演算，一口气证出来了，引来同学对“鲜花”的耻笑。第二天学校生活指导处主任（华大三青团负责人，解放前夕跑国外）找我谈话提出警告，以后我总感觉有人在监视我。我就这样在苦闷、不满和恐惧的情绪下熬到1949年12月25日成都解放。

初出茅庐

我家庭出身小职员，本人历史清楚，解放未受任何冲击，满怀激情地融入到解放大浪潮中去，很快于1950年3月入团；1953年3月入党。1953年实习医生时成为医院第一任团委书记。1954年8月毕业后留校分配到放射科工作。开始搞放射诊断，1955年4月要我去搞放射治疗。当时放射治疗的条件是一台180KV苏联治疗机，一台200KV GE治疗机和一台浅层治疗机，全不能工作多年。修复这些机器很困难，但这是唯一的出路。一切事的开头总是困难的。在创业时期必须靠自己打出一条生路来，艰苦困难是必经的过程，一旦相遇，除迎头搏击外，必无他法，若畏缩逃避，等于自绝前进。我和一名技师与技工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筹建工作中去，发现所有的仪器均是X射线球管及多个电子管因潮湿而损坏。我们花一个多月的时间，从省内到省外跑了不少公司和医院，终于买到解放前进口余下的这些部件。他们去修复、安装和调试机器；我则去图书馆充电，获得放射治疗最基本的知识。当时没有放射治疗的老师，我必须一切从头做起。20多天后机器基本修复，为放射治疗安排的两个师弟也来上岗。我们开始接纳病人，病人与日俱增。业务发展，开设门诊势在必行。有了门诊自然要求建立病房，最初是25张病床，以后法定50张，实际70-80张。这时医院根据业务范围、人员机构和规模大小决定成立24科。虽然每天门诊、病房、X射线治疗已经够忙，但我们还发现有几十根镭针医疗资源，必须充分利用，就和颌面外科王翰章教授合作首次在西南地区开展了舌癌的镭针治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继后又在西南地区开始了鼻咽癌的镭摸治疗，并发展成为常规的治疗方法。

事实上，人生在世，要不断地让自己有新理想、新计划，使自己有新的发挥，生活才不致平淡无味，生命的价值才能充分的显现。放射治疗在发展，国内已开始钴⁶⁰外照射治疗。听说卫生部划拨了一台400克镭当量的钴⁶⁰治疗机给川医。征得学院医院领导的同意，我立即赶往北京卫生部。经办人到保定开会，第二天早上五点过坐火车去保定，找到开会地点，经办人正在开会不见人。中午经办人又外出吃饭，下午经办人又开会，等到下午6点我在会议室门口拦住经办人。我向他说明来意，他说“确实分一台钴⁶⁰治疗机给川医，10多天前四川省卫生厅一同志代你们领走”。但他拒绝出具书面证明，只告诉我再联系的方式。返回北京已是夜里11点过，由于保定只用河北粮票，不用全国粮票，饿了一整天，头昏晕，心发慌，只好在火车站狼吞虎咽地享受一生中最难忘又最美的晚餐。返回成都后，医院和卫生部联系证实确有其事。我开始跑卫生厅，最初他们否认有此事，最后拒绝接见，甚至轰我出门。我要求见厅长，也遭秘书拒绝。我一早到厅长家门口等，厅长怒气冲冲地说“卫生厅有权重新分配”。最后经学院书记的引见向省委文教书记陈述整个事件的经过，事情得到圆满解决，将钴⁶⁰治疗机退还川医。400克镭当量的钴⁶⁰治疗机在今天来看已是淘汰二、三十年的仪器，但在当时则是各放射治疗单位渴望得到的设备。通过这件事，使我深深认识到“有志者，事竟成”，“必须在奋斗中求生存，求发展”。

 1958年5月我仍然在搞放射治疗的同时要我把医院的同位素诊断与治疗工作开展起来，派了三位同志去广州参加学习班，我到我国同位素发源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去参观学习。该校校长是我学院书记的战友，我受到特殊照顾。为了感谢他们的照顾，整个一周的参观学习中，我参加他们所有的技术操作工作，主动承担接触放射量大的工作，减轻他们的负担。每天工作完后主动做好清除放射性污染，和他们的关系非常融洽。当我离开时，向他们校长要一台开展同位素工作最基本的仪器-定标器时，他们选一台比较好的送我院。我抱着这台50多斤重的仪器，早上不到5点从四医大去赶火车。天黑路又不平，一不小心摔一跤，为了保护仪器让双肘和双膝着地。当时感到双肘和双膝很痛，忍痛上了火车，这时才发现双肘和双膝的衣服与裤子已被血粘住，仪器总算运回医院。，这是我院同位素立家之宝。有了仪器同位素怎么办？。最初两个月向四医大要一点还可以，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我又去找四医大校长，他写信介绍我去军事医科院见贺诚将军。当时同位素由苏联进口，部队特许。经过三道门卫并询问后，我战战兢兢地进入贺诚院长办公室。我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后，贺诚院长似乎早已知道我们的情况说“你们学校的孙院长我熟悉，你们干同位素工作决心很大。应该支持。今年每月送一点同位素给你们，明年代你们定购”。我带着非常感激和兴奋的心情离开令人尊敬的将军办公室，由秘书领我到军需部完成今后相关事情。同位素来源暂时得到解决，但每月去取后如何运回成都则是难题。同位素是危险品，不能上飞机，也不能乘客运火车，只能自己带上40多公斤重的铅罐上货车车厢。货车停站地点不定，停站时间也不定，即使停站也不敢下车，怕火车突然开走。吃饭、喝水、睡觉、大小便在连续60、70小时的行程中成了最大的难题。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禁食，事实上也无条件和办法进食。总算经历9个月后，到1960年4月可随身带铅罐上客车。

困 惑

正当川医的放射治疗在规模、质量、水平和服务上居西南领先地位时；又当国家原子能和平利用展览在成都为西南，西北和部分中南12个省进行之时，川医在两个月的展览中为12个省举办每周一届共5届同位素医学应用学习班，为各省培养同位素医学应用人才近200多人之际。党内搞反“右倾”，我戏剧性地被列为批判对象。连续近一个月每天晚上开批斗会，无中生有，造谣惑众，在会上谁最会造谣，谁最“优秀”；谁的声音吼得最大谁最“革命”，居然有院领导也在这些歇斯底里大发作的群氓中。我院外科心血管体外循环创始人也是批判对象，和我一样遭受同样的命运。这里不难看出，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的是非已经很清楚，黑白颠倒何其严重。但我深信作一个正直的人，流言和谣言是起不了作用的，是能够抗震的；能够经受住挫折甚至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事后学院党委书记当面给我谈话说“搞错了平反，一切材料全部销毁”。但20多年后有同志清理档案时，发现59年对我的所有的黑材料原封不动地保存在我档案中，试问过去执行上面的路线作了一些不该作的事，不销毁黑材料又是执行谁的路线。59年批判说我有“三反”言论，事实是在一次党小组会上，我以批评的口气说，在政治学习会上有人说“吃稀饭肚皮越吃越大“的发言不当。有人别有用心地将“吃稀饭肚皮越吃越大“说成是我的言论，而对我心存报复的人又无限上纲为“三反”言论。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极少数群氓善于利用形势，采用各种卑鄙手段，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1960年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防的要求，全国重点医学院校要开办放射医学专业。我又被指定来筹建这一新专业，又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得更彻底，这一专业怎么办？各医学院校均心中无数，更无文件可依。但是，任务急迫，当年3月接受任务9月要求开课。半年时间内要完成放射损伤基础、放射损伤临床、放射物理、放射防护、放射药物（化学）和原子医学（核医学）6门课程的教材（包括讲义与实习指导）和实验室建设，即9月开学6门课程要面向学生。教师除医院同位素室4人和在军事医科院学习返回的4人外，其他30多名教师和工作人员均为本校60毕业和61年提前毕业的本科生；而学生则从医学系一、二、三年级遴选。所有教师和学生均要经过“严格的政审”，这虽然是人事组织部门的事，但我作为专业临时负责人要我参加，但我没有兴趣，借口忙，偶尔去去。当时，经过“严格的政审”的教师和学生约200人左右，文化大革命成为地区或单位造反派一号勤务员的不少于5%。这些人到处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坏事干绝，这是对“严格的政审”的莫大讽刺。放射医学专业（当时对外称为八专业）实际上是一个小系有6个教学小组和三个年级150多名学生。经过困惑、紧张、繁重和艰苦的日日夜夜，在全校9月开学之际，华西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崭新课程在八专业学生中露面了。当我们各教学小组组长开会研究开课后学生的反应情况时，大家喜极而泣。这些全都不到30岁的年青人得到学生们的认可，深深体会到路是闯出来的，成长和成才是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发奋图强逐步实现的。当时，我们没有对所取得的一点小小成绩进行宣扬，而是有自知之明，采取节制。有了节制，才有一个愉快的心情。漠视节制，是人生诸多悲剧的根源。高兴时要节制有度，不让高兴使自己晕眩；悲伤时也要节制有度，不让悲伤窒息自己的心灵。对生活的鲜花美景，安之若素；对生活的刀风剑雨；处之泰然。所以，哲学家培根曾说；人和动物的一大区别是，人懂得节制，动物则不懂。秋季学期快结束时八专业来了主任，我以为我这个临时负责人（既无文件明确，又未在八专业教职工和学生中宣布，只是个别领导向我交代负责一下专业的工作，我自己叫临时负责人）该交差了。事与愿违，主任是领导夫人，事情很多，来不定时，去不留讯，重大事情必须请示汇报，日常工作仍要我负责。有一次教学小组长会议，主任说有事不参加（经常不参加），同志们问我在专业创办最困难的初期为什么不来主任，现在来了又是蜻蜓点水，为什么？我无言以对。但我心里明白，59年阴影仍笼罩着我。

1961年秋季根据上级的指示八专业撤消，大部分教师分到刚建立的卫生厅放射医学研究所（即二所）；学生回到医学系。余下10人中2人搞放射损伤；3人搞放射防护；6人搞核医学，成立放射医学教研室。教研室搞什么？方向是什么？在10人中争论极为激烈，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争论的焦点是留在学校搞基础研究，还是回医院搞临床核医学；甚至有人提出要搞核医学也只能搞基础核医学。我的意见是回医院搞临床核医学，开始6人回到医院。放射损伤2人和放射防护的3人继续在学校上班，但既无上级分配的任务；又无科研课题，无事可干。半年后5人中3人回到医院，2人离开。历史事实证明我们在放射医学专业撤消后搞临床核医学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北医、上一医、上二医和中山医的放射损伤基础和基础核医学均先后在80和90年代垮掉了，搞业务工作也应该选择正确的方向，“路线决定一切”也适合于业务工作，这可以说是真理。

1965年3月放射医学教研室更名为核医学教研室，虽任命我为主任，但并非“疑而不用”，下面的事实说明这一点。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省上工作组和医院党委相继有人陆续来到我科，我已嗅到59年的风暴将会在我身上重演，果然整个内科大楼示教室和一楼同位素室走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有组织地向我席卷而来。但很快工作组撤走，搞资产反动路线的人被“造反派”打倒，耐人寻味的是工作组离开前夕和我谈话时说“我们找不到你反党的基础，不同意开批判会”。虽然科上极少数“造反派”仍揪住我不放，但这些人本身在科上就没有市场。别人“抓革命”，我促生产，成天完成医疗工作。逐渐“造反派”对我也失去兴趣，我成为彻底的“逍遥派”，武斗厉害时我带着两个孩子上北京妹妹家逍遥去了。

劳动锻炼

1970年部分教师和大批学生被送去军垦农场劳动，我有幸和我的老师曹钟梁、吴和光、杨嘉良教授等大知识份子一道在彝族聚居的凉山昭觉军垦农场劳动，接受“再教育”。军垦农场位于离昭觉县城约10里的花果山上，山青水秀，空气新鲜，环境宜人，疗养盛地。但当时却住的是10多个人挤在一间房睡通铺接受“改造”的知识份子。我们是一个连，连长是彝族，指导员是汉族。在我们到军垦农场的初期劳动强度比较大，拉练上山伐木，搬石头修水池；晚上半夜紧急结合，号声响后10分钟必须到齐点名，然后跑步上山拉练。有一次跑在半山上我心发慌差点休克，我老师的感受就可想而知；修水池的石头都在百斤以上，搬运时不小心，易出现损伤。在军垦农场的初期果然出现伤病。指导员有水平，懂政策，逐渐认识到来军垦农场的知识份子，是听党的话；是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国家栋梁之才。他们到农场是进行劳动锻炼，而不是必须接受强制劳动改造的坏人。认识上的沟通，带来军民之间关系向比较融洽迈步，劳动和生活的安排多一些人性化氛围。但是，我们离开军垦农场后指导员也就转业，据说因为工作“右”了，受到批评，左的思潮何其严重。不过指导员几乎受到所有当时参加军垦农场劳动人们的敬重和爱载，从他身上看到革命军人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至今仍然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在农场劳动使我体会到只有真心实意去劳动，才能得到锻炼和提高。因此，劳动态度最重要，而态度又决定于人的素质与教养。军垦农场的厕所实际上就是农村的毛坑，我连续三天发现有人便血，但不知何人。第四天一早我守在毛坑的隐蔽处，发现曹老来了，等他走后在毛坑留下鲜血。我问他，他不得已告诉我最近痔疮发了，要我别声张。我报告连排长希望放他假休息，他坚决不休息，照常劳动，这种对劳动的态度令人敬佩。一天到昭觉县城去杠米回农场，曹老一定要和我们一道去，每人一口袋50斤大米，杠在肩上走山路回农场。还未出县城我们已看到曹老很吃力，我们从他肩上抢下口袋，让他空手跟着我们走。在离农场约一里路，当我们能看得到农场，而农场的人又能看得到我们时，让曹老杠着沉甸甸的大米阔步回到农场。杨嘉良教授在农场劳动时和我一个班，每次晚上守夜巡逻和在彝族家三同都是我们两人一道。晚上守夜巡逻，在大雪纷飞的冬天，寒风刺骨，我让杨老在守夜棚烤火，我每隔半小时在农场巡逻一次。每当我出去后，他拿着电筒站在守夜棚门口照着我直到看不见我为止。我转一圈回来后，他仍站在守夜棚门口等我。在彝族家三同的“关”的确过不去，每家彝胞只有一间房，进门就是睡房但无床更无任何床上用品，他们晚上睡在有少许草的地上。就是这间房也是厨房，所谓厨房仅有三块石头支撑着一口大铁锅。土豆和菜煮一大锅，一个大汤勺各人轮流用它将锅中的东西送入口中。若吃不完则把锅放在地上让狗来解决。我和杨老面对这样的“同吃”，均畏缩不前。政府都在彝族中提倡“吃饭碗筷化”，为什么让我们参加这种落后的生活方式来培养阶级感情呢！彝胞一间房的一端是牛羊圈，其上面是堆放谷麦草，我们就用梯子上去在这上面“同住”。这上面跳蚤和蚊子之厉害难以想象，杨老早有准备带上一瓶20ml的DDV，睡觉前用了一半，没有解决问题。痒得难受，一瓶全部用完仍然痒，太困了我半夜睡着了。杨老无法入睡，更为恼人的是他要夜尿，要去小便必须从梯子下去，下面正是彝胞脱去身上披的察尔娃赤身裸体睡的地方。谁敢下去，尿憋得他发慌呻吟，我强打起精神和他聊天，问他一些老华西的事，转移他的注意力，收到效果。直到天亮女主人开门外出后，我们才跑出去解决问题。师生零距离接触，相互体贴关爱，天下父母之情、师生之情是最纯真、最无私、最伟大的，军垦农场生活一年，这应该是我最大的收获。 军垦农场常有大忙季节，我们都是早出晚归成天劳动在田间，太阳落坡才收工返回住地，全身疲乏酸胀，有人建议喝酒可以解除疲劳。来军垦农场前，我是不喝酒的，试着喝两小杯，不久觉得全身舒坦，肌肉酸胀消失，一觉睡到第二天天亮，精神完全恢复。农场参加重劳动的男男女女都有相同的体会，也理解了为什么体力劳动者每天晚上都要喝点酒。因此，大家形成了共识，会不会或者喝不喝酒成为是否参加重劳动的试金石。

勇挑担子，走有特色的发展之路

1971在完成知识份子的“劳动改造”后，回到医院，整个环境比起文化大革命平静多了，但气氛仍咄咄逼人。逆境和挫折不应抹去个性的棱角；不应磨平奋斗的意志，而应把握住机遇，从逆境中奋起。所以，我深深相信业务科室和搞技术的人是要靠有真本事，回来后我抓第一件事，就是把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搞的科研，整理成6篇文章以专集的形式在学报上发表。这一行动惹怒了文化大革命时的“造反派”，攻击这是复辟、是倒退、是走回头路。我没有屈服于任何压力，虽然喊打倒但我并未倒，我仍然是主任，我和几名有志之士完成了论文，并且发表了。这6篇文章的发表成为80年职称评定解禁后，科上同志在晋升职称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抓第二件事是把核素治疗的病房建起来，59年我们开始核素治疗，但只有病房收治的病人，才可能使核素治疗工作作深作细，质量更高，资料更完整。这为90年代我们向全国发出“大力发展核素治疗”的号召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三件事是发展体外放射免疫分析，这不仅使我科核医学诊断检查项目突增达70多项进入国内少数几个先进行列，而且在放射性碘标记方法上有新的突破。第四件事是从科室的发展出发，必须在放射性药物与仪器上有大的进展。医院不可能在当时花几十万元为核医学购买大型设备，我们和工厂、研究所等合作，花三年时间，终于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ZX-101型G照相机，于1978年2月获得四川省科技成果奖。第五件事是向卫生部申请并被批准举办一年一届的核医学师资进修班。连续几件事的成功实施和完成，使我们在1978年研究生授权点评定解禁后，成为全国首批6个核医学硕士点之一。

1980年是值得纪念和回忆的日子。1980年在河北保定成立中华核医学会，我当选为第一届常委；1980年成立四川省核学会，我当选为副理事长兼核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委；1981年8月中华核医学杂志创刊，我当选第一届编委及以后的副总编。80年我是职称评定解禁后第一批晋升为副教授，担子更重。要使华西核医学成为国内一流，必须在放射药物上达到新的水平。因为任何新的诊断检查技术和方法，以及核素治疗，都必须以新的放射药物作为重要基础之一。假如我们的放射药物都来自国内研究院所或进口，则必然永远跟着别人后面走。我们必须要有理想，要有创造。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动物是为了生存，而人则是生活。我们首先从放射治疗药物开始，¹⁵³Sm-EDTMP是一种治疗骨转移癌的药物，国外从1979年开始研究，我们的研究始于1981年。我们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二所合作，有别于国外而是从最佳构效关系来研制¹⁵³Sm-EDTMP，对造血和血液系统的副反应小，临床效果也最好，我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故美国核医学杂志于1992年33卷4期的Newline中提到这是华西医科大学在核医学上的成就。我们首创的¹⁵³Sm-EDTMP“个体化给药方案”，在1996年于悉尼召开的世界核医学与生物学联盟会上报告时，对我们独创性的研制和治疗方法，引起极大的兴趣。这项研究的成功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但是，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都不可能花上百万的资金去通过药检形成产品，因而也就不可能获得国家级奖项。在诊断性放射药物的研制上，我们的原则是“国内有的我们一定要有，国内没有而国外有的以及国外没有的我们争取有，一定要有所创新或改进。“在胆道显像剂上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核医学的^99mTc标胆道显像剂有吡哆醛氨基酸和亚氨基二乙酸(IDA)复合物两类，前一类国内广泛使用的是EHIDA，而我们使用自己研制的PHT。PHT抗胆红素的能力较EHIDA强，且PHT在肝、胆囊、肠出现的时间为5分钟，而EHIDA长达20分钟。后一种IDA类，国内最常使用HIDA，我们使用自己研制的DISIDA。DISIDA的抗胆红素的能力为30mg%，而HIDA仅为12，且在肝、胆囊、肠出现的时间明显短于HIDA。在肾脏疾病核医学的诊断中，显像剂的种类繁多，但缺乏一种肾功能差时能比较清楚显示肾脏的皮质显像剂。我们首次成功地研制了^99mTc-抑肽酶，在肾功能严重受损时肾仍能显影较好。在绝大部分肾显像剂上肾脏的摄取率均在20%-40%之间，¹³¹I-OIH可高达67%，而我们研制的^99mTc-MAG₃其摄取率可达85%。在80年代初期我们研制成功脑血流显像剂-^99mTc-HMPAO，和国外相差约2年。但我们发现-^99mTc-HMPAO有两种异构体，只有d,l—HMPAO才是最好的脑血流显像剂。当我的研究生在1983年北京国际核医学会上报告时，引起震动。会后以色列一位医生要求我的研究生去他们那里工作。我们自己研制成功的显像剂还有脑、肝受体显像剂，以及肿瘤显像剂等总共40余种。大多属国内首创，这就是华西核医学，从不跟风；也不跟着别人后面跑，而是走具有我们特色发展之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华西核医学在放射性药物研究的种类上，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在某些放射性药物的质量上还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就是华西核医学三大特色之一。

长期、稳定的研究方向

1983年3月根据我校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协议，我以校际交换学者的身份去到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一年时间如何安排由我和多伦多大学国际合作处以及放射学教研室讨论决定，主要是听我的意见。我的想法是到国外学习，作为临床医生不是呆在一家医院学一两门技术，或者每天重复常规工作，而是要学习他们是如何创建和发展核医学，他们各自的特色是什么？他们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我决定一年时间内，在多伦多大学5个附属医院的核医学科轮转。不仅如此，我还去多伦多附近的London,Hamilton和Montreal等城市；以及利用多伦多大学为我安排一月假期旅游，去美国的Philadelphia,New York,Boston,Chicago，Baltimore等城市的大学的附属医院与General Hospitor进行短期参观学习。一年结束时我撰写了一篇一年的心得和体会，交给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和国际合作处，他们非常赞赏，认为这是国际交换学者工作的杰作之一。在我离开的前夕，由医学院院长主持为我召开了欢送会，国际合作处和5个医院核医学科的主任以及医生与技护人员均参加会议。每年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有几百交换学者和留学生来去，正如国际合作处主任所言“由医学院院长主持召开欢送会，这是非常少见的”。更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我去美国Chicago，我和多伦多大学国际合作处主任通电话表示问候，第二天接到多伦多大学刘教授的电话，告诉我多伦多大学国际合作处邀请我再一次到多伦多大学作客一个月，费用由他们完全负责。我爱人宋广瑶在美国Boston学习，也接到刘教授的电话被邀请到多伦多。他们这种感人肺腑的深情，一直烙印在我脑海中。“真正打动人的感情总是朴实无华的，它不出声，不张扬，埋得很深。”

当我回到学校后，首要的事情就是要实现我在国外一年的心得和体会。首先建立长期的，稳定的研究方向，开始进行受体显像的研究。当时只有美国的John Hopkin和加拿大的Montreal General Hospitor于80年代初期才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为什么把世界上研究得很少的受体显像作为研究方向，我在心得和体会中提出几点理由：①受体种类繁多，仅脑组织就有数十种；⑵特定的组织（正常或病变组织）有特定受体的高表达；⑶正常或病变组织受体的量极微，不能为X线或NMR显像提供足够的信息；⑷正常或病变组织受体的表达能为敏感的核医学显像所显示⑸受体显像是从一般核医学向分子核医学的跃进，这应该是具有极强生命力的科研方向。

1984年药学院研究中药天麻，从其有效成分天麻甙元制备成功14种同型物和类似物，研究人员认为它们是作用于脑的GABA受体。当我得知这一信息后，认为机不可失，立即向他们表示，我们要从受体显像研究来证实天麻甙元的衍生物是否作用于GABA受体。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大量的实验数据和结果，科学地证实天麻甙元衍生物是作用于脑的苯二氮卓受体。从而在国内外首次阐述了中药天麻的药理机理是作用于脑苯二氮卓(BZ)受体。这样天麻甙元衍生物就应该是苯二氮卓受体的外源性配体或配体类似物，用放射性核素标记衍生物就能实现脑BZ受体显像。又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实现了动物和人的脑BZ受体显像，并用于癫痫的诊断。首次从中药天麻有效成分的衍生物中发现受体显像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是50年代我国建立核医学以来第一个完全自主创新的核医学受体显像剂。1996年我在台北召开的世界华人核医学大会上报告我们这一研究成果时，使我深深体会到近10分钟的热烈掌声表达了世界华人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的自豪感和骄傲。这一受体显像的最初研究成果分别获得卫生部和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BZ受体显像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又开始了肝受体显像的研究。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只存在于哺乳动物肝细胞的肝结合蛋白(HBP)是血浆无唾液糖蛋白的受体，能专一地识别分子末端带有半乳糖残基的糖蛋白并与之结合。从1988年开始，我们合成了一种HBP天然配体的放射性类似物-^99mTc-半乳糖基白蛋白(^99mTc-NGA)。^99mTc-NGA仅为哺乳动物肝细胞所摄取，最大摄取植达82.6%并具有受体介导结合特性。因而，我们在国内外首先实现了以^99mTc-NGA的肝受体显像，从而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进一步的研究发现NGA分子末端半乳糖基是识别受体的特异性基团，凡分子量在一定范围的蛋白质或多肽与半乳糖偶联，均可能是具有受体介导结合特性的肝靶向化合物。这一研究从两个方面发展了设计和进行肝靶向药物的新思路和新途径：⑴以NGA为载体，与各种治疗药物偶联，筛选出临床适用的受体介导肝靶向治疗药物；⑵将半乳糖(Gal)直接与蛋白或多肽治疗药物偶联，形成新型的无载体肝靶向治疗药物。在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卫生部、省科委等基金的资助下，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首先，以NGA为载体合成了肝靶向抗疟药NGA-伯氨喹啉、抗病毒药NGA-无环鸟苷、抗癌药-NGA米托蒽醌，肝摄取均高达80%以上。其次，将Gal与蛋白和多肽类药物偶联，合成肝靶向抗侏儒症药Gal-人生长激素和乳糖化人生长激素、肝靶向抗病毒药Gal-a₁干扰素（Gal-IFNa₁）和肝靶向抗癌药Gal-抗小鼠CD₃单抗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等。肝药浓度均较原药提高2-3倍，特别是Gal-IFNa₁，经临床初步应用，乙肝病毒转阴率高达80%，该项目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并于1997年列入国家科委1035工程进行开发研究。

在脑受体的研究上，除了我们独创性地研究了BZ受体外，我们还研究了国外研究得最多的多巴氨(D₂)受体显像。我们的研究必须有创新性和自己的特色，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创新。首先，如何制备放射性碘化IBZM，我们采用自行设计的低浓度过氧化氢乙酸法碘化标记(s)-BZM，来代替氯氨T法，过氧化氢法，和过乙酸法等传统制备方法。结果表明，低浓度过氧化氢乙酸法是最佳的标记方法，标记率> 90%，无副产物。纯化产物的放化纯度> 95%，全程的产率> 80%。其次，在D₂受体显像的半定量分析中，选择纹状体的非特异性摄取参考区至关重要。我们采用额叶皮质代替传统的小脑皮质作为纹状体的非特异性摄取参考区，从各脑区对¹²⁵I-IBZM结合的时间动力学、大剂量D₂受体拮抗剂的竞争性抑制试验、¹²⁵I-IBZM在体内的饱和结合分析，以及小脑与额叶皮质作为参考区的置换率等的比较，额叶皮质均优于小脑。因此，我们在脑D₂受体显像的研究上有一定的创新性和鲜明的特色。

肿瘤均有各种不同受体的表达，一种肿瘤可有多种受体表达；而一种受体又可以在多种肿瘤中表达。研究和显示肿瘤中受体的表达，不仅对肿瘤的基础研究，而且对临床诊断治疗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内外肿瘤受体显像研究得最多的是生长抑素受体(SSTR)，特别是神经内分泌肿瘤有SSTR的高表达。我们虽然也研究了SSTR显像，但有别于国内外而是对血管活性肠肽(VIP)受体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具有六大特点：⑴制备了高质量的¹²⁵I-和¹³¹I-VIP，在标记率、比放、放化纯、稳定性和生物活性上均优于国内外已有的报告；⑵在国内外首次证实在SCG7901和H22两种肿瘤细胞中含有高密度的VIP受体；⑶通过¹²⁵IudR渗入实验，首次证实VIP对培养的SCG7901肿瘤细胞的生物作用，从而评价VIP的生物活性，并证实VIP的生物作用是通过与鸟苷酸结合蛋白-腺苷酸环化酶系统相偶联的受体而实现；⑷用原位杂交的方法，首次发现人的结肠腺癌VIP₁受体亚型表达最高，而人的胃腺癌和直肠腺癌则VIP₂受体亚型表达最高；⑸首次系统地研究了¹²⁵I-VIP在动物体内的药代动力学；⑹初步进行了动物和人的VIP受体显像，并首次发现VIP介入¹³¹I-VIP受体显像能降低肺放射性对受体显像和受体介导治疗的影响。这是6年来坚持VIP受体研究的成果。从80年代初期开始以天麻甙元有效成分衍生物为外源性配体，进行脑苯二氮卓受体显像研究以来，先后进行了多巴氨(D₂)、肝结合蛋白、肿瘤生长抑素、肿瘤血管活性肠肽、心脏毒蕈胆硷和肝胰岛素等受体显像的研究，涉及受体的种类和范围表现出新颖的特色，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在国外也是非常罕见的。华西核医学已形成全科以受体显像研究为主，长期坚持，稳定发展的研究方向。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一年的心得和体会也胜利地实现了。

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分子核医学，在中期已明确定义其概念与内容。我们8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的受体显像，应该是分子核医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分子核医学源于分子医学的发展，也源于国际上80年代开始的受体显像的研究。分子核医学既包括显像诊断；也包括核素治疗，90年代初中期我们首先在国内（和国外同步）深入地进行了新半乳糖白蛋白（NGA）和半乳糖基偶联物的肝靶向治疗，同时又进行了肿瘤VIP受体和生长抑素受体的显像与介导靶向治疗的研究，在发展分子核医学上走在全国的前列。90年代中期国际上开始了放射性核素基因显像和基因治疗的研究，这是分子核医学的重要发展。我们和国内外同步，首次选择结肠癌的cmy-c基因作为靶基因进行放射性反义显像和治疗的研究。放射性反义显像和靶向治疗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是如何尽可能多地将cmy-c基因的反义寡聚核苷酸(ASON)转运到肿瘤细胞中去。在进入21世纪我们独创性地用VIP受体介导放射性ASON的方法，解决了当今放射性反义显像和治疗中存在的转染低，靶向性差和不能阻断肿瘤的多基因表达等问题；这还是将分子核医学中的受体研究与基因研究结合起来的重大突破；我们将VIP-多赖氨酸（PL）与^99mTc（或¹³¹I）-ASON偶联形成VIP- PL-^99mTc（或¹³¹I）-ASON复合物，前者为反义显像剂；而后者为反义治疗的靶向“生物导弹”，二者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在进行受体介导放射性ASON研究前，我们还首次在国内用脂质体来包裹放射性ASON来提高反义制剂的转染率与靶向性，系统研究和比较二者的优缺点，在国内外尚属首次。总之，从80年代的受体显像研究开始，历经受体介导靶向治疗研究，基因显像和基因治疗研究，到21世纪今天的受体介导反义显像和治疗的研究。20多年来长期坚持，稳定发展的科研方向，这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在国外也非常罕见的，这就是华西核医学的又一特色之一。

华西独具特色科研方向的形成，有赖于我们申请批准的几十项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支持的。我从80年代初至2001年退休作为课题负责人的课题共14项，获得科研经费293.5万元人民币和美金13.4万元。另外，还有7项是作为课题的主研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评审素以严格公正享誉全国，但华西核医学历年来获得的项目在国内核医学界是首屈一指的。国家科委和卫生部的重点课题都必须经过答辩，1996年我们获得的国家科委重点攻关项目“抗病毒性肝炎新药半乳糖基a₁干扰素开发研究”，就是从30多个申请答辩的课题中批准的4个之一。卫生部临床学科重点项目建设主要支持临床学科，核医学作为医技学科不在重点资助的范围。但经过答辩我们在全国核医学界首次获得这一殊荣，加上单位对应资助课题经费达100万以上。卫生部在2001年临床学科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到“1992年至1997年卫生部确立的138项临床学科重点项目建设的学科分类”中，核医学只有一个就是华西核医学。我们按时高质量地完成该项目，得到卫生部的高度评价。在2001年卫生部的总结报告中提到“在临床学科重点项目终期评估的132项中，有10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华西医科大学谭天秩教授的<受体介导靶向治疗>构思新颖，制备工艺先进，经10名乙肝患者试用，转阴率达80%，属创新工作；。。。。。。”。总结报告中有一小节（约300-400字）“项目促进梯队建设”，主要是谈华西核医学，其中提到“。。。。谭天秩教授于1995年获准<受体介导靶向治疗>项目，实施过程中，培养了2名博士生、6名硕士生，派出8名中青年教师到美国、加拿大进修学习，学成后全部按时回国，。。。。一支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在项目进展中施展才华。项目中的肝靶向干扰素研究已经获得国家科委新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95攻关重大1035工程的资助，。。。。。。。总结会后，我们又获得机会极少的连续第二次卫生部临床学科重点项目，这在国内核医学界更无先例。

核医学发展战略

华西核医学在放射性药物研制上和分子核医学拓展上分别在全国独具特色，第三个特色就是临床放射性核素治疗。1958年我们就开始甲亢和血液性疾病的门诊核素治疗，1962年建立了病房，主要收治甲亢和少量血液性疾病以及甲癌病人。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60年代中后期以及70年代初中期，核素治疗病人非常少。直到80年代后期我们首次在国内研制成功¹⁵³Sm-EDTMP,并应用于临床治疗骨转移瘤，开创了国内骨肿瘤的核素治疗之后，核素治疗又出现欣欣向荣之势。1993年11月1日-5日在成都召开了，来自全国23个省市135位代表参加的第二届核素治疗研讨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检阅我国自1983年第一届核素治疗会议以来核素治疗的主要成就，并研讨和拟定常用核素治疗项目的方案。我在会议总结发言中基本上提出了甲亢、甲癌、骨转移瘤的治疗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整理后，成为1997年卫生部医政司颁布的“核医学诊断与治疗规范”中的放射性核素治疗部分。总结发言中还提到今后的方向，提出的努力的方向有放射免疫治疗、核素介入治疗、受体介导靶向治疗，事实上这些治疗在90年代和21世纪已成为争相追逐的热门课题。90年代中期华西核素治疗有很大的发展，每天门诊病人200多人，每月仅¹³¹I治疗甲亢达400-500人，每天我科200多平方米的候诊大厅就像赶集一样，人潮拥动，过路都比较困难。为了适应核素治疗的发展和国内的需求，我们于1998年在成都举办我科第一届卫生部批准的继续教育“核素治疗学习班”，学员达130多人。在学习斑上特别强调我们90年代中期提出的核医学发展战略，即“一个狠抓，两个转变，三个并重”。一个狠抓是当前狠抓核素治疗。两个转变，一是从宏观的功能解剖诊断向微观的分子核医学转变；二是从侧重于诊断检查的医技学科向诊断治疗并重的临床学科转变。三个并重，即基础与临床并重；诊断与治疗并重；科研与医疗并重。这一发展战略为我国核医学指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医学发展之路，这条发展之路就是诊断治疗两手抓，当前应大力抓治疗，以治疗促诊断、促研究，从而带动整个核医学事业的全面发展。这一发展战略与国外重诊断轻治疗相反，其优势在于：①初创期投资相对较少，易于起步；②与相关学科扬长避短，并能迅速在医院立足；③可取得较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从而为核医学注入新的活力，从根本上改变核医学在临床医学中的形象与地位。从1998年到2007年我们的核素治疗学习班后每年均在进行，都宣传和强调我国核医学的发展战略。因为对我国大多数核医学单位来说，是争生存权、温饱权的问题，是稳住阵足的问题。有了生存，才能谈发展。若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味追求和等购大型设备，必然会走进死胡同，坐以待毙。近年来，国内不少单位的事实证明，只要诊断治疗两手抓，并加大力度抓治疗，就能使单位起死回生，欣欣向荣，进入良性循环，逐步实现向高层次、高水平的迈步和跨越。另外，即使主要承担提高任务的单位，也应该诊断治疗同时抓，否则，不能说是全面发展核医学。若仅限于发展高、精、尖的诊断技术，在社会经济承受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其发展空间也是有限的。我们90年代中期提出的核医学发展战略，国内外核医学工作者逐渐认同诊断治疗协同发展的思路，核素治疗正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世界著名核医学家Wagner教授在2001年美国核医学年会上的总结报告中，“面对近年来核素治疗所取得的成就兴奋地宣布：“放射性核素治疗的复兴已经开始了”；2002年5月在John Hopkins大学医学院召开了靶向放射性核素治疗研讨会，到会专家100多名，一致强调诊断治疗的协同发展；Wagner教授发言认为，放射性核素治疗将是对新核医学的最大促进。近10年来我国核医学界加大力度抓核素治疗，特别是普及成熟的核素治疗项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放射性核素治疗甲亢、甲状腺癌和转移性骨肿瘤，已成为许多核医学单位的支柱性临床项目和常规工作，以其优良的疗效深受临床欢迎，放射性核素治疗的普及应用出现大好形势。从以上不难发现华西核医学在核素治疗的技术和方法上对全国核医学有一定的贡献，但最大的贡献是“全面发展核医学走具有我国特色的发展之路”的战略决策，影响长久而深远。

硕 果

1977年恢复高考，相继恢复研究生考试，1978年我们比较顺利地建立了核医学硕士点，成为当时全国最早的6个核医学硕士生授权点之一，并于当年就招收第一名硕士研究生。核医学博士点的建立则是慢长而困难的历程，研究生授权点的申报评审，每三年进行一次。核医学博士点每次评审最多批准一个授权点。1983年开始申报建立第一个核医学博士生授权点，我们地处西部地区，无法和北京上海竞争，故未申报。1986年和1989年两次申报又以失败而告终。失败不该成为颓丧和失志的借口，而应该成为激励和奋发的动力。两次失败我们并未气馁，特别是进入90年代，华西核医学发展很快，相信我们是有实力的，只要是公正公平，认真以真实的申报材料为依据，我们是有竞争力的。1992年我们又申报竞争核医学博士生授权点，当时有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江西和我们6所全国有名高校的核医学科一道申报，经过两轮投票淘汰了4个院校，最后余下北京一很有名的核医学科和我们。评委们决定选两位评委仔细阅读两个单位的申报材料，列出若干条指标，对两个申请人及其科室进行比较。评委们再根据比较结果投票。最后我们全票通过，成为全国第四个核医学博士生授权点，1993年开始招收第一名博士生，这是学科建设的头等大事，不仅是简单地招收博士研究生，而是部批博士生授权点出现在解放后白手起家新建的专业，并且为后人必然能成为博士导师奠定坚实基础。90年代出现各种申报学科建设的举措，四川省（当时包括重庆市）要申报评定和建设20个省重点实验室，面向全国和全省开放。重点实验室覆盖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理、工、农、医等各学科，竞争极为激烈。最后，华西医科大学只批准建立1.5个重点实验室，即一个核医学实验室，另和重庆医科大学共建一个传染病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没有获得任何经济资助，主要是社会效益，提高我学科在全省（包括重庆市）的地位和知名度。90年代晚期四川省进行了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的遴选，条件是要在本学科的学术水平上有很高的造诣，在全国有很高的知名度。首先本人申报，层层推荐评审，最后由省的专门委员会评定。我校的老院长曹钟梁教授，当时华西医大校长杨光华教授，以及刘协和，肖路加，陈文彬，闵鹏秋和谭天秩教授荣幸地成为华西医院（当时华西医大附一院）第一批省学术技术带头人。这是当时华西医院200多位教授的荣誉；也是华西医科大学的荣誉。华西核医学的发展和我个人的实践，深深体会到“人生可以缺少机遇，但不可缺少实力。有实力者创造机遇，无实力者追逐机遇。实力不是权力，权力是受众人之托。而实力归根到底是人的创造力，它不会与生俱来，而必须日积月累，百炼成钢。所以，世上吃祖辈老本者随处可见，而能白手起家、独创财富的实力者却寥寥无几。”

从1954年我大学毕业到2001年退休的47年时间里，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度过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挽救了中国，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愿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奉献的学子们。我真正学术上的春天是始于80年代的“科学春天”后，我在学术上的一定成就都是在80年代中期才开始，颠峰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极为遗憾的是2001年我就退休，但我的关门弟子毕业于2004年，2006年我75岁时仍亲手完成一项科研奖项的申报，并获得省科技进步奖。青春并不只属于年青人，青春属于每一个人。只要你对自然、对社会、对事业永远关注和孜孜不倦，谁都无法剥夺你的青春之心，谁都无法扼制你生命中焕发出的光彩夺目的青春与活力。20年的时间，我主编国内最大型的核医学参考书“临床核医学”，1993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第一版（156.5万字），2003年出版发行第二版（198.1万字）;我作为课题设计申请的负责人，获得主要是国家和部级课题14项，总经费为283.5万元和美金14.5万元；我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2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7项。我从1978年起共带硕士研究生14名；博士生11 名，目前在国外工作的有4人。所有的研究生现在都是副高以上职称，其中4人已是教授，3人还是博士生导师。对于研究生的成长和成就，我感到由衷的欣慰。莎士比亚曾说“一个人无论禀有着什么奇才异能，倘然不把那种才能传到别人身上，他就等于一无所有。”萧伯纳也曾说“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我的“往事回首”即将画上句号，我之所以选择这一标题，源于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5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我，那段名言随时都在我脑海中闪烁，激励我要珍惜人生；要充分体现人生的价值；要为毕生从事的事业奋斗和奉献。他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我进入华西已59年，成都解放已58年，党和华西抚育我成长，教导和要求我终生勤奋、正直、坦诚、无私、热爱真理，为人民多做好事，给世界留下有益的东西，光明正大地活在人间。回首往事，华西核医学从1958年一无所有开始经过近50年的奋斗，建设成具有三大特色，全国一流的核医学科，并于2007年批准成为国家重点学科，虽然我不是做得很好，但我无悔无憾。青年人憧憬明天，中年人着眼今天，而老年人则多半回味昨天。尽管昨天已经过去，今天正在进行，明天还未来临，但最能显示一个人价值的，永远是曾拥有过的昨天。人生是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我们可以谈“春”可以说“花”，但社会却是从来只承认“结果”的。回味人生，还需我们尽可能多一些昨天的无悔。

勇挑担子，走有特色的发展之路

1971在完成知识份子的“劳动改造”后，回到医院，整个环境比起文化大革命平静多了，但气氛仍咄咄逼人。逆境和挫折不应抹去个性的棱角；不应磨平奋斗的意志，而应把握住机遇，从逆境中奋起。所以，我深深相信业务科室和搞技术的人是要靠有真本事，回来后我抓第一件事，就是把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搞的科研，整理成6篇文章以专集的形式在学报上发表。这一行动惹怒了文化大革命时的“造反派”，攻击这是复辟、是倒退、是走回头路。我没有屈服于任何压力，虽然喊打倒但我并未倒，我仍然是主任，我和几名有志之士完成了论文，并且发表了。这6篇文章的发表成为80年职称评定解禁后，科上同志在晋升职称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抓第二件事是把核素治疗的病房建起来，59年我们开始核素治疗，但只有病房收治的病人，才可能使核素治疗工作作深作细，质量更高，资料更完整。这为90年代我们向全国发出“大力发展核素治疗”的号召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三件事是发展体外放射免疫分析，这不仅使我科核医学诊断检查项目突增达70多项进入国内少数几个先进行列，而且在放射性碘标记方法上有新的突破。第四件事是从科室的发展出发，必须在放射性药物与仪器上有大的进展。医院不可能在当时花几十万元为核医学购买大型设备，我们和工厂、研究所等合作，花三年时间，终于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ZX-101型g照相机，于1978年2月获得四川省科技成果奖。第五件事是向卫生部申请并被批准举办一年一届的核医学师资进修班。连续几件事的成功实施和完成，使我们在1978年研究生授权点评定解禁后，成为全国首批6个核医学硕士点之一。

1980年是值得纪念和回忆的日子。1980年在河北保定成立中华核医学会，我当选为第一届常委；1980年成立四川省核学会，我当选为副理事长兼核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委；1981年8月中华核医学杂志创刊，我当选第一届编委及以后的副总编。80年我是职称评定解禁后第一批晋升为副教授，担子更重。要使华西核医学成为国内一流，必须在放射药物上达到新的水平。因为任何新的诊断检查技术和方法，以及核素治疗，都必须以新的放射药物作为重要基础之一。假如我们的放射药物都来自国内研究院所或进口，则必然永远跟着别人后面走。我们必须要有理想，要有创造。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动物是为了生存，而人则是生活。我们首先从放射治疗药物开始，¹⁵³Sm-EDTMP是一种治疗骨转移癌的药物，国外从1979年开始研究，我们的研究始于1981年。我们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二所合作，有别于国外而是从最佳构效关系来研制¹⁵³Sm-EDTMP，对造血和血液系统的副反应小，临床效果也最好，我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故美国核医学杂志于1992年33卷4期的Newline中提到这是华西医科大学在核医学上的成就。我们首创的¹⁵³Sm-EDTMP“个体化给药方案”，在1996年于悉尼召开的世界核医学与生物学联盟会上报告时，对我们独创性的研制和治疗方法，引起极大的兴趣。这项研究的成功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但是，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都不可能花上百万的资金去通过药检形成产品，因而也就不可能获得国家级奖项。在诊断性放射药物的研制上，我们的原则是“国内有的我们一定要有，国内没有而国外有的以及国外没有的我们争取有，一定要有所创新或改进。“在胆道显像剂上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核医学的^99mTc标胆道显像剂有吡哆醛氨基酸和亚氨基二乙酸(IDA)复合物两类，前一类国内广泛使用的是EHIDA，而我们使用自己研制的PHT。PHT抗胆红素的能力较EHIDA强，且PHT在肝、胆囊、肠出现的时间为5分钟，而EHIDA长达20分钟。后一种IDA类，国内最常使用HIDA，我们使用自己研制的DISIDA。DISIDA的抗胆红素的能力为30mg%，而HIDA仅为12，且在肝、胆囊、肠出现的时间明显短于HIDA。在肾脏疾病核医学的诊断中，显像剂的种类繁多，但缺乏一种肾功能差时能比较清楚显示肾脏的皮质显像剂。我们首次成功地研制了^99mTc-抑肽酶，在肾功能严重受损时肾仍能显影较好。在绝大部分肾显像剂上肾脏的摄取率均在20%-40%之间，¹³¹I-OIH可高达67%，而我们研制的^99mTc-MAG₃其摄取率可达85%。在80年代初期我们研制成功脑血流显像剂-^99mTc-HMPAO，和国外相差约2年。但我们发现-^99mTc-HMPAO有两种异构体，只有d,l—HMPAO才是最好的脑血流显像剂。当我的研究生在1983年北京国际核医学会上报告时，引起震动。会后以色列一位医生要求我的研究生去他们那里工作。我们自己研制成功的显像剂还有脑、肝受体显像剂，以及肿瘤显像剂等总共40余种。大多属国内首创，这就是华西核医学，从不跟风；也不跟着别人后面跑，而是走具有我们特色发展之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华西核医学在放射性药物研究的种类上，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在某些放射性药物的质量上还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就是华西核医学三大特色之一。

长期、稳定的研究方向

1983年3月根据我校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协议，我以校际交换学者的身份去到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一年时间如何安排由我和多伦多大学国际合作处以及放射学教研室讨论决定，主要是听我的意见。我的想法是到国外学习，作为临床医生不是呆在一家医院学一两门技术，或者每天重复常规工作，而是要学习他们是如何创建和发展核医学，他们各自的特色是什么？他们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我决定一年时间内，在多伦多大学5个附属医院的核医学科轮转。不仅如此，我还去多伦多附近的London,Hamilton和Montreal等城市；以及利用多伦多大学为我安排一月假期旅游，去美国的Philadelphia,New York,Boston,Chicago，Baltimore等城市的大学的附属医院与General Hospitor进行短期参观学习。一年结束时我撰写了一篇一年的心得和体会，交给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和国际合作处，他们非常赞赏，认为这是国际交换学者工作的杰作之一。在我离开的前夕，由医学院院长主持为我召开了欢送会，国际合作处和5个医院核医学科的主任以及医生与技护人员均参加会议。每年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有几百交换学者和留学生来去，正如国际合作处主任所言“由医学院院长主持召开欢送会，这是非常少见的”。更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我去美国Chicago，我和多伦多大学国际合作处主任通电话表示问候，第二天接到多伦多大学刘教授的电话，告诉我多伦多大学国际合作处邀请我再一次到多伦多大学作客一个月，费用由他们完全负责。我爱人宋广瑶在美国Boston学习，也接到刘教授的电话被邀请到多伦多。他们这种感人肺腑的深情，一直烙印在我脑海中。“真正打动人的感情总是朴实无华的，它不出声，不张扬，埋得很深。”

当我回到学校后，首要的事情就是要实现我在国外一年的心得和体会。首先建立长期的，稳定的研究方向，开始进行受体显像的研究。当时只有美国的John Hopkin和加拿大的Montreal General Hospitor于80年代初期才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为什么把世界上研究得很少的受体显像作为研究方向，我在心得和体会中提出几点理由：①受体种类繁多，仅脑组织就有数十种；⑵特定的组织（正常或病变组织）有特定受体的高表达；⑶正常或病变组织受体的量极微，不能为X线或NMR显像提供足够的信息；⑷正常或病变组织受体的表达能为敏感的核医学显像所显示⑸受体显像是从一般核医学向分子核医学的跃进，这应该是具有极强生命力的科研方向。

1984年药学院研究中药天麻，从其有效成分天麻甙元制备成功14种同型物和类似物，研究人员认为它们是作用于脑的GABA受体。当我得知这一信息后，认为机不可失，立即向他们表示，我们要从受体显像研究来证实天麻甙元的衍生物是否作用于GABA受体。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大量的实验数据和结果，科学地证实天麻甙元衍生物是作用于脑的苯二氮卓受体。从而在国内外首次阐述了中药天麻的药理机理是作用于脑苯二氮卓(BZ)受体。这样天麻甙元衍生物就应该是苯二氮卓受体的外源性配体或配体类似物，用放射性核素标记衍生物就能实现脑BZ受体显像。又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实现了动物和人的脑BZ受体显像，并用于癫痫的诊断。首次从中药天麻有效成分的衍生物中发现受体显像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是50年代我国建立核医学以来第一个完全自主创新的核医学受体显像剂。1996年我在台北召开的世界华人核医学大会上报告我们这一研究成果时，使我深深体会到近10分钟的热烈掌声表达了世界华人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的自豪感和骄傲。这一受体显像的最初研究成果分别获得卫生部和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BZ受体显像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又开始了肝受体显像的研究。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只存在于哺乳动物肝细胞的肝结合蛋白(HBP)是血浆无唾液糖蛋白的受体，能专一地识别分子末端带有半乳糖残基的糖蛋白并与之结合。从1988年开始，我们合成了一种HBP天然配体的放射性类似物-^99mTc-半乳糖基白蛋白(^99mTc-NGA)。^99mTc-NGA仅为哺乳动物肝细胞所摄取，最大摄取植达82.6%并具有受体介导结合特性。因而，我们在国内外首先实现了以^99mTc-NGA的肝受体显像，从而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进一步的研究发现NGA分子末端半乳糖基是识别受体的特异性基团，凡分子量在一定范围的蛋白质或多肽与半乳糖偶联，均可能是具有受体介导结合特性的肝靶向化合物。这一研究从两个方面发展了设计和进行肝靶向药物的新思路和新途径：⑴以NGA为载体，与各种治疗药物偶联，筛选出临床适用的受体介导肝靶向治疗药物；⑵将半乳糖(Gal)直接与蛋白或多肽治疗药物偶联，形成新型的无载体肝靶向治疗药物。在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卫生部、省科委等基金的资助下，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首先，以NGA为载体合成了肝靶向抗疟药NGA-伯氨喹啉、抗病毒药NGA-无环鸟苷、抗癌药-NGA米托蒽醌，肝摄取均高达80%以上。其次，将Gal与蛋白和多肽类药物偶联，合成肝靶向抗侏儒症药Gal-人生长激素和乳糖化人生长激素、肝靶向抗病毒药Gal-a₁干扰素（Gal-IFNa₁）和肝靶向抗癌药Gal-抗小鼠CD₃单抗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等。肝药浓度均较原药提高2-3倍，特别是Gal-IFNa₁，经临床初步应用，乙肝病毒转阴率高达80%，该项目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并于1997年列入国家科委1035工程进行开发研究。

在脑受体的研究上，除了我们独创性地研究了BZ受体外，我们还研究了国外研究得最多的多巴氨(D₂)受体显像。我们的研究必须有创新性和自己的特色，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创新。首先，如何制备放射性碘化IBZM，我们采用自行设计的低浓度过氧化氢乙酸法碘化标记(s)-BZM，来代替氯氨T法，过氧化氢法，和过乙酸法等传统制备方法。结果表明，低浓度过氧化氢乙酸法是最佳的标记方法，标记率> 90%，无副产物。纯化产物的放化纯度> 95%，全程的产率> 80%。其次，在D₂受体显像的半定量分析中，选择纹状体的非特异性摄取参考区至关重要。我们采用额叶皮质代替传统的小脑皮质作为纹状体的非特异性摄取参考区，从各脑区对¹²⁵I-IBZM结合的时间动力学、大剂量D₂受体拮抗剂的竞争性抑制试验、¹²⁵I-IBZM在体内的饱和结合分析，以及小脑与额叶皮质作为参考区的置换率等的比较，额叶皮质均优于小脑。因此，我们在脑D₂受体显像的研究上有一定的创新性和鲜明的特色。

肿瘤均有各种不同受体的表达，一种肿瘤可有多种受体表达；而一种受体又可以在多种肿瘤中表达。研究和显示肿瘤中受体的表达，不仅对肿瘤的基础研究，而且对临床诊断治疗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内外肿瘤受体显像研究得最多的是生长抑素受体(SSTR)，特别是神经内分泌肿瘤有SSTR的高表达。我们虽然也研究了SSTR显像，但有别于国内外而是对血管活性肠肽(VIP)受体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具有六大特点：⑴制备了高质量的¹²⁵I-和¹³¹I-VIP，在标记率、比放、放化纯、稳定性和生物活性上均优于国内外已有的报告；⑵在国内外首次证实在SCG7901和H22两种肿瘤细胞中含有高密度的VIP受体；⑶通过¹²⁵IudR渗入实验，首次证实VIP对培养的SCG7901肿瘤细胞的生物作用，从而评价VIP的生物活性，并证实VIP的生物作用是通过与鸟苷酸结合蛋白-腺苷酸环化酶系统相偶联的受体而实现；⑷用原位杂交的方法，首次发现人的结肠腺癌VIP₁受体亚型表达最高，而人的胃腺癌和直肠腺癌则VIP₂受体亚型表达最高；⑸首次系统地研究了¹²⁵I-VIP在动物体内的药代动力学；⑹初步进行了动物和人的VIP受体显像，并首次发现VIP介入¹³¹I-VIP受体显像能降低肺放射性对受体显像和受体介导治疗的影响。这是6年来坚持VIP受体研究的成果。从80年代初期开始以天麻甙元有效成分衍生物为外源性配体，进行脑苯二氮卓受体显像研究以来，先后进行了多巴氨(D₂)、肝结合蛋白、肿瘤生长抑素、肿瘤血管活性肠肽、心脏毒蕈胆硷和肝胰岛素等受体显像的研究，涉及受体的种类和范围表现出新颖的特色，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在国外也是非常罕见的。华西核医学已形成全科以受体显像研究为主，长期坚持，稳定发展的研究方向。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一年的心得和体会也胜利地实现了。

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分子核医学，在中期已明确定义其概念与内容。我们8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的受体显像，应该是分子核医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分子核医学源于分子医学的发展，也源于国际上80年代开始的受体显像的研究。分子核医学既包括显像诊断；也包括核素治疗，90年代初中期我们首先在国内（和国外同步）深入地进行了新半乳糖白蛋白（NGA）和半乳糖基偶联物的肝靶向治疗，同时又进行了肿瘤VIP受体和生长抑素受体的显像与介导靶向治疗的研究，在发展分子核医学上走在全国的前列。90年代中期国际上开始了放射性核素基因显像和基因治疗的研究，这是分子核医学的重要发展。我们和国内外同步，首次选择结肠癌的cmy-c基因作为靶基因进行放射性反义显像和治疗的研究。放射性反义显像和靶向治疗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是如何尽可能多地将cmy-c基因的反义寡聚核苷酸(ASON)转运到肿瘤细胞中去。在进入21世纪我们独创性地用VIP受体介导放射性ASON的方法，解决了当今放射性反义显像和治疗中存在的转染低，靶向性差和不能阻断肿瘤的多基因表达等问题；这还是将分子核医学中的受体研究与基因研究结合起来的重大突破；我们将VIP-多赖氨酸（PL）与^99mTc（或¹³¹I）-ASON偶联形成VIP- PL-^99mTc（或¹³¹I）-ASON复合物，前者为反义显像剂；而后者为反义治疗的靶向“生物导弹”，二者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在进行受体介导放射性ASON研究前，我们还首次在国内用脂质体来包裹放射性ASON来提高反义制剂的转染率与靶向性，系统研究和比较二者的优缺点，在国内外尚属首次。总之，从80年代的受体显像研究开始，历经受体介导靶向治疗研究，基因显像和基因治疗研究，到21世纪今天的受体介导反义显像和治疗的研究。20多年来长期坚持，稳定发展的科研方向，这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在国外也非常罕见的，这就是华西核医学的又一特色之一。

华西独具特色科研方向的形成，有赖于我们申请批准的几十项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支持的。我从80年代初至2001年退休作为课题负责人的课题共14项，获得科研经费293.5万元人民币和美金13.4万元。另外，还有7项是作为课题的主研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评审素以严格公正享誉全国，但华西核医学历年来获得的项目在国内核医学界是首屈一指的。国家科委和卫生部的重点课题都必须经过答辩，1996年我们获得的国家科委重点攻关项目“抗病毒性肝炎新药半乳糖基a₁干扰素开发研究”，就是从30多个申请答辩的课题中批准的4个之一。卫生部临床学科重点项目建设主要支持临床学科，核医学作为医技学科不在重点资助的范围。但经过答辩我们在全国核医学界首次获得这一殊荣，加上单位对应资助课题经费达100万以上。卫生部在2001年临床学科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到“1992年至1997年卫生部确立的138项临床学科重点项目建设的学科分类”中，核医学只有一个就是华西核医学。我们按时高质量地完成该项目，得到卫生部的高度评价。在2001年卫生部的总结报告中提到“在临床学科重点项目终期评估的132项中，有10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华西医科大学谭天秩教授的<受体介导靶向治疗>构思新颖，制备工艺先进，经10名乙肝患者试用，转阴率达80%，属创新工作；。。。。。。”。总结报告中有一小节（约300-400字）“项目促进梯队建设”，主要是谈华西核医学，其中提到“。。。。谭天秩教授于1995年获准<受体介导靶向治疗>项目，实施过程中，培养了2名博士生、6名硕士生，派出8名中青年教师到美国、加拿大进修学习，学成后全部按时回国.......一支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在项目进展中施展才华。项目中的肝靶向干扰素研究已经获得国家科委新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95攻关重大1035工程的资助..........。总结会后，我们又获得机会极少的连续第二次卫生部临床学科重点项目，这在国内核医学界更无先例。

核医学发展战略

华西核医学在放射性药物研制上和分子核医学拓展上分别在全国独具特色，第三个特色就是临床放射性核素治疗。1958年我们就开始甲亢和血液性疾病的门诊核素治疗，1962年建立了病房，主要收治甲亢和少量血液性疾病以及甲癌病人。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60年代中后期以及70年代初中期，核素治疗病人非常少。直到80年代后期我们首次在国内研制成功¹⁵³Sm-EDTMP,并应用于临床治疗骨转移瘤，开创了国内骨肿瘤的核素治疗之后，核素治疗又出现欣欣向荣之势。1993年11月1日-5日在成都召开了，来自全国23个省市135位代表参加的第二届核素治疗研讨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检阅我国自1983年第一届核素治疗会议以来核素治疗的主要成就，并研讨和拟定常用核素治疗项目的方案。我在会议总结发言中基本上提出了甲亢、甲癌、骨转移瘤的治疗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整理后，成为1997年卫生部医政司颁布的“核医学诊断与治疗规范”中的放射性核素治疗部分。总结发言中还提到今后的方向，提出的努力的方向有放射免疫治疗、核素介入治疗、受体介导靶向治疗，事实上这些治疗在90年代和21世纪已成为争相追逐的热门课题。90年代中期华西核素治疗有很大的发展，每天门诊病人200多人，每月仅¹³¹I治疗甲亢达400-500人，每天我科200多平方米的候诊大厅就像赶集一样，人潮拥动，过路都比较困难。为了适应核素治疗的发展和国内的需求，我们于1998年在成都举办我科第一届卫生部批准的继续教育“核素治疗学习班”，学员达130多人。在学习斑上特别强调我们90年代中期提出的核医学发展战略，即“一个狠抓，两个转变，三个并重”。一个狠抓是当前狠抓核素治疗。两个转变，一是从宏观的功能解剖诊断向微观的分子核医学转变；二是从侧重于诊断检查的医技学科向诊断治疗并重的临床学科转变。三个并重，即基础与临床并重；诊断与治疗并重；科研与医疗并重。这一发展战略为我国核医学指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医学发展之路，这条发展之路就是诊断治疗两手抓，当前应大力抓治疗，以治疗促诊断、促研究，从而带动整个核医学事业的全面发展。这一发展战略与国外重诊断轻治疗相反，其优势在于：①初创期投资相对较少，易于起步；②与相关学科扬长避短，并能迅速在医院立足；③可取得较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从而为核医学注入新的活力，从根本上改变核医学在临床医学中的形象与地位。从1998年到2007年我们的核素治疗学习班后每年均在进行，都宣传和强调我国核医学的发展战略。因为对我国大多数核医学单位来说，是争生存权、温饱权的问题，是稳住阵足的问题。有了生存，才能谈发展。若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味追求和等购大型设备，必然会走进死胡同，坐以待毙。近年来，国内不少单位的事实证明，只要诊断治疗两手抓，并加大力度抓治疗，就能使单位起死回生，欣欣向荣，进入良性循环，逐步实现向高层次、高水平的迈步和跨越。另外，即使主要承担提高任务的单位，也应该诊断治疗同时抓，否则，不能说是全面发展核医学。若仅限于发展高、精、尖的诊断技术，在社会经济承受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其发展空间也是有限的。我们90年代中期提出的核医学发展战略，国内外核医学工作者逐渐认同诊断治疗协同发展的思路，核素治疗正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世界著名核医学家Wagner教授在2001年美国核医学年会上的总结报告中，“面对近年来核素治疗所取得的成就兴奋地宣布：“放射性核素治疗的复兴已经开始了”；2002年5月在John Hopkins大学医学院召开了靶向放射性核素治疗研讨会，到会专家100多名，一致强调诊断治疗的协同发展；Wagner教授发言认为，放射性核素治疗将是对新核医学的最大促进。近10年来我国核医学界加大力度抓核素治疗，特别是普及成熟的核素治疗项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放射性核素治疗甲亢、甲状腺癌和转移性骨肿瘤，已成为许多核医学单位的支柱性临床项目和常规工作，以其优良的疗效深受临床欢迎，放射性核素治疗的普及应用出现大好形势。从以上不难发现华西核医学在核素治疗的技术和方法上对全国核医学有一定的贡献，但最大的贡献是“全面发展核医学走具有我国特色的发展之路”的战略决策，影响长久而深远。

硕 果

1977年恢复高考，相继恢复研究生考试，1978年我们比较顺利地建立了核医学硕士点，成为当时全国最早的6个核医学硕士生授权点之一，并于当年就招收第一名硕士研究生。核医学博士点的建立则是慢长而困难的历程，研究生授权点的申报评审，每三年进行一次。核医学博士点每次评审最多批准一个授权点。1983年开始申报建立第一个核医学博士生授权点，我们地处西部地区，无法和北京上海竞争，故未申报。1986年和1989年两次申报又以失败而告终。失败不该成为颓丧和失志的借口，而应该成为激励和奋发的动力。两次失败我们并未气馁，特别是进入90年代，华西核医学发展很快，相信我们是有实力的，只要是公正公平，认真以真实的申报材料为依据，我们是有竞争力的。1992年我们又申报竞争核医学博士生授权点，当时有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江西和我们6所全国有名高校的核医学科一道申报，经过两轮投票淘汰了4个院校，最后余下北京一很有名的核医学科和我们。评委们决定选两位评委仔细阅读两个单位的申报材料，列出若干条指标，对两个申请人及其科室进行比较。评委们再根据比较结果投票。最后我们全票通过，成为全国第四个核医学博士生授权点，1993年开始招收第一名博士生，这是学科建设的头等大事，不仅是简单地招收博士研究生，而是部批博士生授权点出现在解放后白手起家新建的专业，并且为后人必然能成为博士导师奠定坚实基础。90年代出现各种申报学科建设的举措，四川省（当时包括重庆市）要申报评定和建设20个省重点实验室，面向全国和全省开放。重点实验室覆盖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理、工、农、医等各学科，竞争极为激烈。最后，华西医科大学只批准建立1.5个重点实验室，即一个核医学实验室，另和重庆医科大学共建一个传染病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没有获得任何经济资助，主要是社会效益，提高我学科在全省（包括重庆市）的地位和知名度。90年代晚期四川省进行了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的遴选，条件是要在本学科的学术水平上有很高的造诣，在全国有很高的知名度。首先本人申报，层层推荐评审，最后由省的专门委员会评定。我校的老院长曹钟梁教授，当时华西医大校长杨光华教授，以及刘协和，肖路加，陈文彬，闵鹏秋和谭天秩教授荣幸地成为华西医院（当时华西医大附一院）第一批省学术技术带头人。这是当时华西医院200多位教授的荣誉；也是华西医科大学的荣誉。华西核医学的发展和我个人的实践，深深体会到“人生可以缺少机遇，但不可缺少实力。有实力者创造机遇，无实力者追逐机遇。实力不是权力，权力是受众人之托。而实力归根到底是人的创造力，它不会与生俱来，而必须日积月累，百炼成钢。所以，世上吃祖辈老本者随处可见，而能白手起家、独创财富的实力者却寥寥无几。”

从1954年我大学毕业到2001年退休的47年时间里，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度过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挽救了中国，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愿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奉献的学子们。我真正学术上的春天是始于80年代的“科学春天”后，我在学术上的一定成就都是在80年代中期才开始，颠峰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极为遗憾的是2001年我就退休，但我的关门弟子毕业于2004年，2006年我75岁时仍亲手完成一项科研奖项的申报，并获得省科技进步奖。青春并不只属于年青人，青春属于每一个人。只要你对自然、对社会、对事业永远关注和孜孜不倦，谁都无法剥夺你的青春之心，谁都无法扼制你生命中焕发出的光彩夺目的青春与活力。20年的时间，我主编国内最大型的核医学参考书“临床核医学”，1993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第一版（156.5万字），2003年出版发行第二版（198.1万字）;我作为课题设计申请的负责人，获得主要是国家和部级课题14项，总经费为283.5万元和美金14.5万元；我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2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7项。我从1978年起共带硕士研究生14名；博士生11 名，目前在国外工作的有4人。所有的研究生现在都是副高以上职称，其中4人已是教授，3人还是博士生导师。对于研究生的成长和成就，我感到由衷的欣慰。莎士比亚曾说“一个人无论禀有着什么奇才异能，倘然不把那种才能传到别人身上，他就等于一无所有。”萧伯纳也曾说“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我的“往事回首”即将画上句号，我之所以选择这一标题，源于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5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我，那段名言随时都在我脑海中闪烁，激励我要珍惜人生；要充分体现人生的价值；要为毕生从事的事业奋斗和奉献。他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我进入华西已59年，成都解放已58年，党和华西抚育我成长，教导和要求我终生勤奋、正直、坦诚、无私、热爱真理，为人民多做好事，给世界留下有益的东西，光明正大地活在人间。回首往事，华西核医学从1958年一无所有开始经过近50年的奋斗，建设成具有三大特色，全国一流的核医学科，并于2007年批准成为国家重点学科，虽然我不是做得很好，但我无悔无憾。青年人憧憬明天，中年人着眼今天，而老年人则多半回味昨天。尽管昨天已经过去，今天正在进行，明天还未来临，但最能显示一个人价值的，永远是曾拥有过的昨天。人生是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我们可以谈“春”可以说“花”，但社会却是从来只承认“结果”的。回味人生，还需我们尽可能多一些昨天的无悔。

谭天秩教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