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幼章：长在成都的传教士 
 

文幼章：长在成都的传教士
申再望  列北

　　文幼章是一名致力于和平事业的著名人士。这位加拿大传教士在成都度过了童年时代，他曾操着一口地道的川话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激情演讲，也曾在华西协和大学当过教师。他一生的诸多经历，都与成都有莫大的渊源。
　　1895年，一位加拿大传教士带着妻子从成都九眼桥乘船到乐山定居，3年后，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文幼章出世了。文幼章，意为“文学的新篇章”。
　　成都度童年
　　1904年，6岁的文幼章随家人迁居成都，度过了他快乐的童年时光，这座古老而平静的城市，在异国少年心中留下了梦一般美丽的印象。
　　他儿时的回忆，有许多是和中国仆人的孩子们玩耍时获得的欢愉。放风筝，是他最为难以忘怀的经历之一。有的风筝的形状如龙，长达四十英尺，当风筝高高地在天空飞翔时，风筝线形成一条大弧圈，向下低垂，好像是要情不自禁地去亲近附近大院的围墙似的。要是在风筝线上系上一条线，末端再拴上一块石头，然后将石头调整到弧圈处，用它去捕捉别人的风筝，那真是一种没法抗拒的诱惑。
　　父亲总是告诫他们说，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然而，他们却很开心。他和弟弟两个小野人，在有围墙的教会大院里毫无顾忌，享受着自由竞争中弱肉强食的快乐。
　　记忆中，在教区的最早的童年生活，几乎都是同违科犯禁的事所带来的乐趣有关。小兄弟俩常常溜到街上去买滋味无穷的糖果，不理会“吃了要生病”的多次告诫。试想一下，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毫无卫生可言，“我们居然没有死于霍乱、痢疾或伤寒热，这真是一个奇迹”。另一个犯禁的乐趣是到印刷所徒工食堂去美美地吃一顿爽口的中国饭菜。文幼章坦诚地说，这段经历使他养成了日后与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人们和睦相处的卓越能力，使他置身中国却毫无种族差异之感。
　　家中的厨师老杨，对文幼章的心理有很大的影响。文幼章回忆说：“我们的厨师老杨是一位性格坚强的人，要教训我时，他绝不犹豫，有时他甚至毫不留情地打我的耳光，给我讲什么才是得当的行为举止。他像是我的一位叔叔，使我感到我们家里有了一位中国成员。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我从来没有任何种族偏见。”
　　一年一度的菊花展览，同样也迷住了文幼章。傲霜的秋菊，连同行吟的诗篇，让幼章觉得妙不可言。不过更让他好奇的是公开的斩首示众，因为刑场就设在教会印刷所大院紧临的校场上，那里扯起了大篷，要连唱三天大戏，还要赏给死囚酒肉饭菜，令人眼花缭乱的川剧服装和武打场面，动人心魄的紧锣密鼓，还有那热气腾腾的锅盘碗盏和哭天喊地的囚犯，简直就是一台火爆的悲喜剧。虽然父亲想冲淡幼章对这些事的兴趣，幼章仍然爬到墙头上去尽量看个够，没看到的则由中国孩子活灵活现地讲给他听。
　　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直到他到重庆去读英国的教会学校才告结束。
　　携妻赴中国
　　文幼章后来被父亲送到重庆一所学校读书，他整日调皮捣蛋，不是在草地上疯玩，就是偷跑去打球，让老师头疼不已。在学校读了两年书后，无可奈何的母亲只得把他接回家自学。文幼章觉得在家里要比在学校自由得多。1910年，他随父母回到了加拿大多伦多。
　　因为父亲的言传身教，文幼章也成为了一名传教士。此时的他，已不再是个调皮的孩子，而是个风度翩翩的少年。1925年，因参加会议，文幼章和一名叫玛丽的美丽姑娘坠进了爱河。同年6月，两个年轻人在泰晤士河岸举行了婚礼。婚后才4个月，两人就乘坐“澳大利亚女皇号”轮船，踏上了中国之行。
　　这年年底，夫妇俩来到四川重庆，他们原本应该到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先学习一年中文，但玛丽当时已有６个月身孕，不能再颠簸着赶路，只好先住在朋友家，在这里，文幼章使劲读着中国古书，还四处找人聊天，练习口语，了解风土人情。
　　大概半年后，文幼章夫妇来到忠州（现重庆忠县），住在城外山上一幢改建了的破房子里。虽然房子都快塌了，但两人还是很高兴，因为总算有了个家。
　　玛丽曾在信中写道：“我到中国来，就希望住在这么一个屋顶下，西式房屋根本没有这种屋顶。”文幼章也赶忙动手，找出工具修缮房子和家具。文幼章把房前的院子命名为“福盛堂”，还给妻子取了个中国名字──文月华，意指月亮的光辉。
　　在忠州，文幼章还陪着另一名传教士医生出诊，给当地穷苦的老百姓看病。而当地人也很欢迎他们。日子久了，文幼章已经是一口标准的四川话，和村民们摆起龙门阵来一点问题也没有。此后，文幼章在中国呆了不少年头，后返回加拿大。
　　公园里的激情演讲
　　倘若说成都在少年幼章的心中是一首充满情趣的童话诗，当他在上世纪40年代以传教士和英语教师的身份从加拿大回到四川，遭遇更多的是浪遏飞舟的激情。
　　40年代时，文幼章曾在重庆，他见到了周恩来，有过一次促膝长谈；又和龚澎结为好友，友情联系达15年。他还曾来到成都，当上了教师。
　　当时的文幼章，主要在华西协和大学授课，兼任张群和刘文辉的家庭英语教师。他住在华西校园的11号楼，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别墅式洋房，带地板的书房宽大明亮，冬天，书房里放有火炉，文幼章习惯躺在藤椅上，双脚放在炉前的一个木板凳上取暖。他同进步青年组织“星星团”的学生们往来密切，常常用开水沏茶招待大家，一边喝茶吃花生，一边讨论国家时局。他的住处，宛如冬夜里的一支红烛，分外温暖。
　　1945年12月的一天，少城公园里举行了数千人的群众聚会，声援昆明联大发起的爱国学生运动，当文幼章教授出现在保路纪念碑的讲台上，听众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从他身上，能真切地感受到全世界对中国学生争取民主与和平的同情。
　　他刚开始讲话时，忽然出了一件可怕的事，一个穿军服的人把手榴弹扔上讲台。但文幼章没有被吓倒，他的反应是继续演讲，讲得比开始还要鲜明有力。
　　40年后，他的儿子文忠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少城公园标志着他生命中的转折点，‘十一号住宅的耗子’引导着他越过鸿沟，从空想的知识分子改良观点转到献身革命的观点。献身革命者相信，历史上社会变化的根本途径和必由之路，就是‘叫有权柄的人失位，叫卑贱的人升高。’”
　　重回华西坝
　　到了上世纪50年代，文幼章多次回到中国，当然，他的四川口音一点也没改变，郭沫若曾赞扬他，说他是为数仅存的几个把汉语讲得和中国人毫无区别的外国人之一。
　　1956年，文幼章来到成都，重温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花会。据说，为了迎接他的到来，青羊宫的花展提前了一天开展，以示欢迎这位成都的老朋友。当然，他也没忘记去看一看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４０年代时，他在这里生活过，还曾发表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住过的房子，依旧保留着。
　　1983年，白发苍苍的文幼章再次回到成都，和新老朋友们一起在华西医大校园里漫步。寻访旧地，触景生情，他的四川话就像都江堰开闸放水一般倾泻而出，简直地道极了。兴头之上，他随口道出四川轿夫“天上月光光、地上水凼凼”的顺口溜，令人叫绝。
　　在银杏树洒满绿荫的小径，在夏荷传送幽香的湖畔，在独树一帜的华西钟楼前，文幼章又一次陶醉了，他感慨地说，我终于呼吸到童年那快乐而自由的空气。同“星星团”的老朋友们重逢简直像在梦里，当年的少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可是他们的歌声还是那样年轻。
　　又过了10年，文幼章去世了。按照老人生前的心愿，他的骨灰飞越重洋，由儿子文忠志带到了成都，撒到了他的出生地──乐山的江中。据他的生前好友回忆，抛撒骨灰那一天，江面雾蒙蒙的，依稀可见如屏的青山。轮船拉响汽笛，向这位可敬的老人致意。文幼章这颗跳动的心终于可以安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