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华西坝“五大学”  

张丽萍 郭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日军铁蹄所至,生民荡析,文物燔毁,战区的文化机关走了内迁的痛苦历程,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而地处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因蜀地险远,而得苟安。在民族危难之时,为使友校不致停办,学子不致辍学,华西协合大学敞开心扉迎接友校和逃难的师生。

四川省是聚集内迁高校最多的地区,约有46所。成都接待了约8所学校,其中有5所集中在华西协合大学所在地华西坝。汇聚华西坝的高校有: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张凌高),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戚寿南),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齐鲁大学(校长,汤吉禾),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人们习惯称这一时期为抗战“五大学联合时期”。吴宓教授曾为联合办学撰写了一副对联:“众志成诚天回玉垒,一心问道铁扣珠门。”此时的华西坝,校园清旷,草色如茵,花光似锦,弦歌不绝,专家学者荟萃一地,盛极一时,为大后方的文化教育中心之一。

一、联合办学:华西坝上的“五强”

1945年夏,五大学联合毕业典礼是历年来最隆重的一次。也许预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曙光初露带来的乐观情绪驱使人们要把这次典礼办得有声有色。各校议定扩大规模举行,地点仍选在肃穆宽敞的赫斐院。由于毕业生人数太多,学士衣袍难以准备齐整,故改为男生着西服,女生穿旗袍。五大学校长、教授则一袭博士服加身,并以黄、蓝等颜色的缎条显示其学衔、学位。

来宾中,军政要人的穿戴也相映成趣,四川省主席张群是蓝袍黑马褂,邓锡侯将军是全副戎装,教育厅长郭有守则西服笔挺,军、政、学三种类型着装不同。郭有守应邀讲话,他将华西坝五大学比喻为“Big Five”(五强)。他说,“二战”势将结束,五个强国对轴心国的战事已是胜利在望了。各校从敌占区千里迢迢内迁复校,历尽艰苦,聚合而成坝上五大学,造就不少人才,为国献力。五大学府就好比五大强国,团结一致,才能不断取得胜利!

1945815日,张群与诸校长正在华西坝款待教育部官员,有人问:“战争会在中秋节之前结束吗?”旁边有人回答说:“不,战争还会延续半年或一年。”正在他们对话之际,一个信差突然来到会场,交给张群一封信,只听张群在台上大声喊道:“唉呀!战争结束了。”战争结束了!八年的艰难岁月以中国人的胜利而告终,华西坝五大学也拉上了历史帷幕。内迁高校陆续复员,离别之际,几校共同撰写“联合办学纪念碑文”,记忆华西坝难忘的岁月。

二、名流云集:过万里桥,左转,前行……

几十年之后,史学家唐振常回忆道:“过万里桥,左转,前行,即是当年全国校地之大,校园之美,无出其右者的著名的华西坝。”道出了许多人心中保留着的对华西坝抹不去的美好回忆。当年抗战时的教育文化中心,有“三坝”之说,即重庆的沙坪坝,成都的华西坝,汉中的鼓楼坝。不过这“三坝”的情形大有不同。成都是天府之国的首邑,环境优裕,华西坝一时被誉为“天堂”。而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所在的沙坪坝,被誉为“人间”;陕西汉中因生活条件较差,被贬为“地狱”。钱穆先生就谈到,当年他应邀到华西协合大学任教,还有一段插曲。这位好清静,喜欢“萧寺读书”的大学者,看中了华西坝南端的小洋楼,按惯例,这里是西籍教授的住地。但是钱先生放出话来,若要受聘,他即要入住该楼。张凌高校长同意了钱先生的要求,这让钱先生着实得意了一阵,他认为此是“俾开中西教授平等待遇之先例。” 

来到风光迤俪的华西坝,这些泰山北斗自有一番雅趣和风度。初来乍到的顾颉刚先生,笑对学子称:“在前方枪炮的声音惊天动地,到了重庆是上天下地,来到华西坝使人感到欢天喜地。”而陈寅恪先生似乎对这里的“洋气”别有一番滋味,赋诗《咏华西坝》:

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雷奔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远风。酒醉不妨胡舞乱,花羞翻讶汉妆红。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

陈寅恪是以特约教授身份来坝上讲学的,先生人极瘦削,身着一袭蓝布长衫,踱进教室,一登讲台便双目微阖(当时正患眼疾),一边讲解,一边在黑板上疾书,旁征博引,内容精辟、见解深邃,人们称他为“教授之教授”。而梁漱溟先生则以其妙语连珠取胜,当他在赫斐院门前讲演时,他的开场白就是:“我赞成独裁。” 因为当时全国正在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民主、联合。其实他亦是主张民主的,只是故作一句危言耸听,然后慢慢阐述他的观点。衣着朴素的朱光潜先生,他的机趣总是被传为华西经典:“如果大家是来看我的相貌的,现在就可以离开了。我就这个模样。”在自嘲方面,让人叹服的还有潘光旦先生,先生身材魁梧,头颅大而圆。他特别强调:人的智力是与他的头颅的圆度成正比的。如果头的横竖的直径的比值接近于一,那个人就一定很聪明。张恨水先生也曾来华西坝讲演,身着长衫,足登布鞋,梳的分分头,还拿一把折扇,俨然一说书人,也给坝上留下一页难得的风光。 

三、共御外辱:“抗战之子”

抗战中的华西坝,时常回荡着悲壮的救亡歌曲:《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嘉陵江上》;校园中忙碌着为前方将士捐募寒衣的学子的身影;操场上是高亢的从军歌:“放下书本背上枪炮”,“消灭敌人再回学校”,“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抗战中的这批学生,曾被华大医学院院长启真道称为“War Baby”,这种称谓寄托着对他们的厚望,也包含着对他们生活年代的诠释。

1939113日,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邀请冯玉祥将军来校讲演。当冯将军讲到与日寇血战到底时,他问:“天上的乌鸦多,还是日寇的飞机多?”同学答:“乌鸦多。”他紧接着问:“乌鸦拉屎拉到谁的头上啦?”同学们彼此看了看,边笑边摇头,“没有!”于是冯将军坚定地说:“那么日本飞机扔炸弹就不用怕了!”接着他提高嗓门号召:“我们要与日寇拼个死活!枪弹炮弹打光了怎么办?用刺刀!刺刀断了怎办?用枪托打!枪托断了怎办?就拳打脚踢!拳脚都受伤了怎办?就下口咬!咬他的哪儿?咬他的命根子!”冯将军誓死抗战的决心鼓舞着年轻学子,师生中立即掀起了为抗战将士捐献的热潮。

 

                (原文载《光明日报》,20067月日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