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文景
"七七"泸沟桥事变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一场历史磨难，处于战区的高等院校和一些学术机构纷纷内迁，至1939年，已有100所大学、学院和技校从沦陷区或靠近战区的地区迁移到了距离原校址900至2400公里的地方
。西南地区是其主要的迁徙地。在云南昆明，北大、清华、南开合作办学，此即历史上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在重庆，汇聚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近20所院校。在长江第一镇李庄，同济大学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学术机构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地。在四川万县、壁山、三台和乐山，分别栖居着山东大学，杭州艺专，东北大学和武汉大
学。有统计表明，云贵川三省共有内迁高校56所。但该统计远没有囊括所有的内迁学校，有人估计内迁西南的高
校至少有七十余所。四川省是聚集高校最多的地区，约有46所。成都接待了约8所学校，其中有5所集中在华西协合大学所在地华西坝。
1937年10月，中央大学医学院迁移成都，这是最先到达的学校。同时来到的还有中大的畜牧兽医系。
1937年11月25日，从南京起航的长沙号客轮溯江门而上，金陵大学师生分几批先后出发，他们先至重庆，再
转换陆路继续向成都爬涉。那时候，成渝公路上的客车大都是以烧木炭为动力的，行进极为缓慢，师生们到达华西坝时，已是翌年元月了。2月，学校招生开学。
同年，齐鲁大学也迁至坝上。
1938年1月，业已被战火冲散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师生分别从武昌和上海奔向成都。另有散居在江苏、安徽、
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的同学随着逃难的民众，从四面八方向华西坝汇聚而来。当年秋季，学校招生开学。
1941年12月，日寇包围燕京大学，逮捕30余名师生，学校被迫解散。翌年春，师生们冒着危险，穿过沦陷区向新校址行进。有一位叫张澍志的学生讲过她的历险记：那一年，她带着17岁的妹妹与4个女同学在新乡欲穿过日寇封锁区，突然草丛中窜出一伙土匪，将她们的钱洗劫一空。正在惊魂未定之计，忽听当地老乡大呼，“鬼子来了！”她即拉着妹妹跃墙而逃，她们脚跟尚未站稳，便赫然见着对面站着一排凶神恶煞的鬼子兵。被捕后，鬼子拔出明晃晃的军刀押解着她们向田野走去。就在这时，对面山坡上抗日军队的枪声骤然打响，日寇忙于应付，她们这才逃跑出来继续西进，但身无分文，便只好沿途向四川乞讨而来。
备受磨难的燕金大学是1942年晚春于成都招生开学的。至此，汇聚华西坝的高校有：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张凌高。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戚寿南。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 。齐鲁大学，校长，汤吉禾。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人们习惯称这一时期为抗战"五大学时期"（1941年秋中 大医学院迁出，尔后燕大迁入）此外，东吴大学生物系、协和医学院的部分师生和协合医学院护士专科学校也融入华西坝。
联合办学 共赴国难
国难当头，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在校长张凌高的领导下敞开心扉迎接友校，华西坝的校舍和设备被发挥到了极至。除了紧缩本校师生用房，租用和新建简易校舍，师生们在地下室，在阁楼装上老虎窗即权作实验室，在教学楼的两头装上隔板，便成了窗明几净的办公室。1941年，由四所学校集资修建了有40间用房的化学楼，四校商订，除了公用的教室和实验室，金林大学用20％
，金女大用15％
，齐鲁大学用15％，东道主与生物材料处用30％。该楼现仍伫立在华西坝上，为四川大学华西区第二教学楼，它无疑是当年联合办学的重要象征。寻踵觅迹，
今天的华西坝仍有两处宿舍区保留着往昔的名称，一为"鲁村"，一为"宁村"，前者是齐鲁大学的用房，
后者是金陵大学的居所。
在华西坝的办学历史上，这个时期是独特而空前的。坝上的师生骤然真至约5000名。除了内迁学校的学生而
外，华大还接收了另外30所战区大学的105名借读生，并于1937年又续招了40名新生。他们当中有的来自香港
、
澳门的侨生，还有来自马来西亚、朝鲜的留学生。外籍教师也是多国籍，虽然人数不多，国别却不少，计有英国、美国、加拿大、奥地利、法国、澳大利亚、德国、波兰、朝鲜和新加坡。面对纷扰的局面，几所学校表现出了精诚团结，共渡国难的合作精神。他们拥有文、法、理、医、农等五个学院，六、七十个学系。各大学的校长每
周召开一次例会，教务长每月召开一次教务会。各校教师允许跨校讲学，高年级的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并承认其学
分。设有医学院的华大，齐大和中央大学不仅联合办学，后来又成立联合医院。
吴宓教授曾为联合办学撰写了一副对联：“众志成诚天回玉垒，一心问道铁扣珠门。”伴随着前方的血雨腥风，华西坝上的高等教育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得到了发展。当年的燕大校友，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黄瑞华摆过一个龙门阵，说是1979年邓小平访美，在20名随行人员中就有7名是燕大校友，而其中4名即是成都燕大毕业的。
其时的办学质量可见一斑。金陵大学在离开华西坝时曾总结说："八年在川，虽在艰难困苦之中，所设科系与学生人数，仍岁有增，是为本大学播迁时期。"几十年之后，金陵大学毕业的一千三百余名学生大都成为栋梁之材，他
们以这样的风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谢道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王金陵，农学家、辽宁省副省长；卢良恕，小麦专家、中国农科院院长；李隆术，植物学家、西南农大副校长；李单浩，生化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的女生们也不乏成长为蜚声中外的学者的。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在此期间也得到了极大发展，
现在闻名西部地区的川大华西医院即是在那时建立的。另外还建立了麻风病院，结核病疗养院，精神病院和六、七个学生实习处与附属工厂。中国文化研究所、华大边疆研究所、农业研究所、历史研究部等九个学术机构也于
此间相继成立。学校在全国高校中的地位亦得到了最大的提高。
那时侯，师生们的生活是很清苦的，物价飞涨，金钱贬值，陈寅恪先生就曾发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仍忧贫”之叹。黄炎培之子、金大教授黄方刚因患白血症病逝于坝上。他死后，人们常可以见到一位小男孩在坝上卖油条，那即是黄教授的儿子，他是在赚钱补贴家用呢。陈寅恪先生有两句描写坝上风光的诗："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雷奔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远风。"对于备受战火之苦的师生，地处天府之国，风景优美的华西坝却也是相对理想的的治学之地。内迁高校的师生们流传着一个谈资，说西北大学所在地陕西城固生活条件最差，是"地狱"。重庆的沙坪坝条件一般，乃"人间"。华西坝条件最好，被誉为"天堂"。难怪历史学家顾颉刚来到坝上就曾这样说过："在前方枪炮的声音惊天动地，到了重庆是上天下地，来到华西坝使人欢天喜地。"另一 位史学家、当年燕京大学的学生唐振常几十年之后回忆道："过万里桥，左转，前行，即是当年全国校地之大，校园之美，无出其右者的著名的华西坝。"唐先生的赞美之词道出了许多人心中保留着的对华西坝抹不去的美好回忆 。
大师云集 一时之盛
"残剩山河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1943年夏，历史学家陈寅恪携家眷再次踏上了流寓之路。从桂林出发，受疾病困扰的陈寅恪夫妇带着三个幼女历尽了艰辛，他们经贵阳，重庆到达成都时，已是这年的12月底了。陈寅恪是受燕京大学之聘前来成都的，同时受聘于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在华西坝的一
年又九月中，陈寅恪写就了《长恨歌签证》等12
篇论文，这是他在抗战八年中为数不多的高产期。陈先生还在这里留
下了约三十首诗篇。抗战胜利时，面对华西坝的钟楼，他曾吟咏出一首后来被人一再诠释、颇能传达其心迹的七律诗：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
松年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
有人评价说，陈寅恪的诗可视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史诗，他在华西坝留下的诗篇无疑具有重要的解读价值。华西坝也是陈先生的伤心之地，他的探幽索微的眸子在初春的一个清晨失去了光明。“天其废我是耶非”“世上欲枯流泪眼”“独对繁枝一怆神”“七载流离目更昏”“妻儿何托任寒饥”。这样感念时事，悲痛伤病的句子在吟
咏中随处可见。这位双目失明的“盲翁”，他的学养受到了人们极大的钦佩。他在华西坝广益学舍讲课的时候，有一次，连当时的四川文豪林山腴先生和程千帆、沈祖棻夫妇也与学生们同堂听讲。"五大学"中国文学系举行联谊会，师生们公推陈先生为主席。人们称他为"教授之教授"。今年10月，笔者有幸见过成都大学古典文学教授白敦仁先生，这之前笔者曾见过一则资料，说白先生在抗战时曾作过陈先生的助手，便向他求证，80余岁的白先生闻言连连摇头表示否定。"不过，我是相当佩服陈寅恪的！"白先生那时正在病中，他从病塌上忽地撑了起来，说起陈寅恪，这位做学问被钱锺书颂为“攻城攻坚，擒贼擒王”的老人家来了精神。
“四海无人对夕阳”的陈寅恪自然是高标独举，然而，在当年的华西坝，大师级的人物却远不止陈先生一人。一位叫亨斯曼的外籍博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
宣称："可以说，世界上任何地方最著名的大学教授和学术权威都聚集在
成都。"这句话是否夸张姑且不论，但当年这里所麇集的专家学者之多，恐怕是全国罕见，也是成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史学家钱穆早于陈寅恪半年来到华西坝，这位好清静，喜欢"萧寺读书"的大学者，其实内心涌动着澎湃的爱国激情。他在坝上给学生们作过一场特殊的学术演讲，题目是，"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钱先生自认为该文"虽亦尚有疏漏，但在当时刊之报端，亦不无影响也。"钱先生受聘于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主持历史研究部。受聘
前发生的一件事情颇能反映他的性格。那时候，他看中了华西坝南端的小洋楼，按惯例，这里是华大西籍教授的住地。但是钱先生放出话来，若要受聘，他即要入住该楼。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忠恕请示校长之后同意了钱先生的要求，这让钱先生着实得意了一阵，他认为此是"俾开中西教授平等待遇之先例。"
学者们自是各具风采的，以下是几位学者的剪影：带一副金丝眼镜的梁漱溟在赫斐院演讲，他开口便说；“我赞成独裁！”。在全国反对专制的氛围下，这着实让人吓一跳。其实梁先生这是故作惊人之语，正话反说，以引起听众注意罢了。身体干瘦的张东荪在北平时曾被日本人逮捕过，他无不自豪地告诉大家，日本人在逮他之前
还特别去查了《中国名人大辞典》了解他的情况。很多人都以为美学家朱光潜一定是风度翩翩，其实朱先生平常得很，他在一次讲演中幽默地告诫人们：“如果大家是来看我相貌的，现在可以离开了，我就是这个模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校长是巾帼不让须眉的。有一次，一位官员在集会上鼓动大家参加国民党，吴校长接着发言道：“你们谁愿意参加国民党可以随便，至于我呢？不参加。如果我参加了，今后凡遇到重大问题，就不便站在公正的立场讲话。”吴贻芳是中国现代女子教育的先驱，女生们有这样的校长也是三生有福了。
燕京大学在北平时即拥有一批名教授，如顾颉刚、钱穆、张东荪、容庚、陆志韦。来到华西坝又聘请了徐中舒、赵人隽、陈寅恪、吴宓、萧公权和李方桂，其中后四人被称为燕大的“四大名旦”，校长梅贻宝是用双倍的
薪金将大师们聘来的。这些学者虽受聘于某校，其实往往是“五大学”共同拥有。汇聚在华西坝的文科学者还有蒙文通、吕叔湘、冯友兰、朱少滨、闻在宥、谢霖甫、伍非白、许寿裳、刘咸、刘朝阳、冯汉骥、傅葆
、常燕生 、孙伏园、缪钺、庞石帚、李培甫、董作宾、任乃强等等。这些学者当中有中国会计学的鼻主，有蜚声国际的人类学家，有里程碑似的历史学家......一时不能尽数。
在其它学科中，医科汇聚了一批中国名医。计有：内科学家戚寿南，外科学家董秉奇，神经学家黄克维、程玉麟，眼科学家陈耀真，胚胎学家童第周，细菌学家林飞卿，病理学家侯宝璋，解剖学家张查礼......他们当中不乏泰斗极的人物。此外，中国牙科的创始人林则，第一位牙科博士黄天启，中国公共卫生学之父陈志潜，生化学家
蓝天鹤，数学家曾远荣、周太玄、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药学家汤腾汉，皮革学家张铨，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球物理学家赖普吾等等领衔各领域的医生、学者、科学家皆集中于坝上。
华西坝的五所大学皆是由西方人创办的教会大学，它们因此与西方的联系较之其它大学更为密切。1942年11月9日，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忠恕以此为契机，发起成立了“东西方文化学社”。中国的学者、科学家踊跃参加。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很多学者、科学家与各学院院长以及美国、德国、印度的许多学者也参加了，其中包括
被誉为“世纪智者”的哲学家罗素、量子力学的开山鼻主蒲朗克、天体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印度文豪泰戈尔等等名流。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华西坝成为了中国抗战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向往东方文化的李约瑟博士是
这次交流的主角之一。1942年5月3日至24日，他分别在华西坝体育馆、化学楼等处做了《中国科学史与科学思想检讨》等12次不同题目的演说，他还有幸参观了正在发掘中的王建墓。罗忠恕为他牵线搭桥，李约瑟用一套《大英百科全书》换得了一套石室中学所藏的中国典籍《图书集成》。后来历史学家钱穆认为，这次中国之行为李约瑟日后撰写煌煌巨著《中国科技史》不无影响。同年的11月29日，英国议会代表团来到华西坝，代表团成员卫德
波在华大广场的讲演吸引了三千多人的听众，他对世界局势的分析赢得了热烈欢迎。
1945年8月15日，四川省主席张群与几所大学的校长正在华西坝款待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金陵大学的训导主任问一位身边的人：“你认为战争会在中秋节之前结束吗？”有人回答说：“不，战争还会延续半年或一年。”正在他们对话之际，一个信差突然来到会场，他交给张群一封信，只听张群在台上大声喊道：“唉呀！战争结束了。”
战争结束了！八年的艰难时世以中国人的胜利而告终，华西坝“五大学”也拉上了历史帷幕。1946年，内迁高校陆续复员，离别之际，几校曾共同撰写了一篇“联合办学纪念碑文”，不知何故，该纪念碑却并未竖立在华西坝上，“五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而历史却留给了我们一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