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于上海圣玛丽亚女子学堂的章金箴女士结婚，建立了家庭。
1928年秋，他离开平教会，任燕京大学教育系主任，仍兼任《农民》报总编辑。1929年秋，他到山东济南任齐鲁大学教育系主任。1930年夏，他到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社会教育暑期学校讲学。同年秋，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并主持“研究实验部”的工作。他主编《教育与民众》月刊，发表了许多乡村教育方面的文章。其间还赴杭州、沈阳等地讲学和演讲。
1931年秋至1936年夏，傅葆琛全家回到北京，他专任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主讲乡村教育、民众教育等课程。
1936年秋至1937年春，他被四川省政府聘为设计委员会专门委员，研究教育问题，曾到新都及川南川东调查教育设施，提出改进意见，发表了《四川各县调查之经过及调查后发现之问题》等文章。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他带二儿子启民从上海启程回成都，他担任四川大学教授及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系主任。日寇侵占上海，他的夫人及另外四个子女被阻留于上海十年。1943年他在华西大学改任乡村建设系主任并兼任文学院长，直至1949年底成都解放为止。
傅葆琛在全国各大学任教廿多年，专讲乡村教育，他写了上千篇论文，培养了数千名乡村教育学子，可谓桃李满天下！他在华西大学的学生吕德志，在一篇《我的良师——傅葆琛教授》的文章中写道：“…豁达、乐观、朴实无华，平易近人。讲课词语典雅，生动，逻辑性强。精简扼要，条理清晰，使人印象深刻。老师的课，他系同学都愿选修。至今想来，我们这几十年在怎样做人，这怎样教学上都受益匪浅！他经常勉励我们，要忠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热爱祖国。老师把自己一生献给了人民教育事业，真可谓“鞠躬尽瘁！”
1939年至1945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他以开展乡村教育为己任，在完成川大、华大教学任务的同时，他在故乡华阳县傅家坝办起了乐育小学和附設幼稚园。1941年又办起了乐育中学，他兼任校长。他在国难当头办学，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校舍、师资、经费等许多困难，将乐育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在中国西南偏僻一隅的牧马山麓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在美丽的锦江上空回荡着抗日的歌声。他还制定了几千字的永安乡全面建设计划，从文化教育、清洁卫生、农工发展、交通运输、治安管理，直到风景区和锦江岛上公园建设。他还编了“我们的家乡是傅家坝”歌词，在乐育学校中传唱，至今脍炙人口。“葆琛校长”给家乡乃至方圆几十里的人民带来了生活新气象。至1949年12月止，乐育中学共招收男女初高中22个班，789人。
多年来因战乱家庭分离，他一个人独自住在华西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个小房间里，生活简朴。他克服当时交通落后的困难，常常从成都华西坝开始，步行七十多里回到傅家坝，参与学校的管理。同时为居住在故乡的高龄且双目失明的老母尽孝（详见他写的“我的母亲”一文）。
他谆谆教育在乐育学校读书的二儿子启民，要用功读书，树立良好的品德，长大为国效力。几十年来，傅葆琛的乡村教育理论和实践，为我国及家乡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1947年在上海的家人分三批回到成都，居住在华西坝校北路24号。分別十年，傅葆琛终于全家团聚。
1949年底成都解放，傅葆琛拥护中国共产党，还到成都北门外欢迎解放军入城。他认真学习，改造思想。1951年12月，他在《西川日报》上发表了《知识分子要从思想改造得到新生》的文章。他以自己多年的体验，阐述了对旧中国乡村中落后的教育情况的体会，及自己一些落后思想，决心在新社会，在党的领导下，投身于新的教育事业建设中。他在成都的旧知识分子中起到了带头作用。
八十年代，他在《我与平教会》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旧社会的学校和教育机构，表面上是存在的，内部則是空洞的，不切实际的。问题的根源是中国人民在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的重重压迫下，生活艰难，吃不饱，穿不暖，哪有心思读书受教育？平教会的口号：“除文盲，作新民”，喊了几十年，中国人民的教育和生活问题，还是在经过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掀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才得到彻底解决的。”
1950年6月，在成都华西大学举办的儿童玩具展览会中，展出了傅葆琛设计制作的37种儿童玩具。他还发表了几篇关于儿童教育的文章。
1952年初，大学院系调整，傅葆琛被调到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任教。1953年又调回成都，在成都体育学院任教，讲授心理学等课程。1955年他退休后，居住在青羊宫望仙场街3号一间简陋的公租房内，过着简朴自在的生活。但他不服老，仍热心于公益事业。他自己写的座右铭是：“一个人在社会主义的新社会里，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劳动到老，改造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工作到老！”他退休后，首先参加了扫除文盲的工作，担任了好几年成都西城区扫盲学校校长。1957年他得到成都市西城区政府发给他的《扫除文盲奖状》。他还担任了五届西城区政协委员，积极参加政协活动，学习时事政策，提高思想认识。他在晚年充分发挥自己的外语特长，他专长英语，兼会法语、德语，还学习俄语。1963年，他在成都电视大学英语补习班教授英语。1964年至1966年，他在成都军区总医院，先后给五个脱产医生班讲授英语，得到很好的评价。1977年他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也讲授过英语。他平时还积极读书，写文章投稿于许多报刊杂志，还翻译外国短篇小说、歌曲及书刊杂文等。他平时热心为群众服务，许多邻居和附近的工厂单位，常找上门来请他帮助写信，写对联，请教英语，翻译英文。他平易近人，乐于助人，深受当地街道办事处和居民的爱戴。
他作为长辈，积极教育子孙，要好学上进，鼓励他们参军和参加祖国建设。二儿子启民在部队几次立功，都由政府送喜报上门，他感到万分光荣。他认为作为一个军属，更应起模范作用，多为群众服务。1960年他得到成都市西城区政府发给的《1959年度烈军属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奖励。
1983年11月，他去青羊宫邮局给在北航读书的孙儿傅敏寄信，在街上被自行车撞倒，造成右腿及右手骨折，在成都飞机公司职工医院住院治疗。1984年8月8日不幸去世，享年92岁。灵堂设于青羊宫家中。灵堂的横批为：鞠躬尽瘁。旁边的挽联为：
办教育严谨治学兢兢业业终身不骄不馁
为群众热心服务勤勤恳恳每日尽心尽力
1989年3月，他的骨灰安葬于傅家坝牧马山麓，原乐育中学校址旁，永远面向傅家坝，俯瞰着故乡的青山绿水。
傅启群 傅启民
2021年4月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