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钟梁院长

   曹钟樑教授(2006年-1910年）1910年5月7日出生于重庆市江津县白沙镇，1934年毕业于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医科，获华西协合大学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工作。1935年至1937年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1945年至1947年在加拿大、美国的医学院校留学。曾任抗日战争时期成都三大学联合医院男院院长，原华西大学医学院内科主任、院长，原四川医学院医疗系主任、教务长、副院长等职。

   曹钟樑教授1952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民盟中央委员，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第六届、第七届民盟四川省委顾问，第八届、第九届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五届成都市政协副主席，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民盟成都市委副主任委员，第六届、第七届民盟成都市委主任委员，四川省科协副主席等职。

   曹钟樑教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和为之奋斗的医学教育和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是我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和传染病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曹钟樑教授在卫生部组织下，与全国医学专家一道，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广泛吸纳西方医学之精华，结合我国医学特色，努力探索实践符合我国国情的医学教育教学体系，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医学教育教学体系、改革医学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做出长期从事教学工作，桃李满天下。他从1964年起担任硕士生导师，1983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先后培养了一大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有2人获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人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分别在传染病的防治研究中做出了突出成绩。

   曹钟樑教授作为我国著名的传染病学家，在重大传染病的防治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从解放前控制霍乱流行，解放后消灭血吸虫病，他作为西南地区的领军人物，亲临现场，组织诊治工作。1958年四川发生钩端螺旋体病大流行时，他亲临现场抢救危重病人，此后坚持现场研究长达30年，与传染病、钩体病专家一道，坚持不懈地从现场救治到实验室研究，终于使钩端螺旋体病肺大出血的诊治取得重大突破，在该领域确立了华西在国内及国际上的领先地位。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优秀论文，对血吸虫病的研究曾获全国科技大会一等奖，在钩体病防治和研究方面的成果曾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有关病毒性肝炎，特别是对重症黄疸腹水型肝炎的研究，曾多次获省、市科技进步奖。

   曹钟樑教授晚年一直非常关心学校和学院、医院的发展，虽然年事已高，仍经常关心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学术梯队建设，并为学校和学院、医院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曹钟樑同志一生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医学教育事业殚精竭虑；他一生刚正清廉，追求真理，始终将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一生虚怀若谷，谦和待人，视病人为亲人，关心后辈学子的成长，以高尚的人格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敬仰。曹钟樑同志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贯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为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曹钟樑同志对事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我国的医学教育和传染病学事业。他作风正派，严于律已，团结同志，平易近人，治学严谨，师德高尚，是我省深受人们尊敬的传染病学家。他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是热爱党．热爱祖国，廉洁奉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是我省统一战线的重大损失，是我国医学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也是四川大学的重大损失。我们为此感到深切悲痛，我们悼念曹钟樑同志，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坚持进步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坚持党的领导，长期与党“同心同德、真诚合作”的优良品格；学习他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以造就国家栋梁为已任，模范执教的敬业精神，为加快四川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上文引自华西医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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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我一生的楷模
曹泽毅
（原华西医大校长、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

    父亲终于离我们而去了。父亲就在我们七个子女的注视下，安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在世时常说，“生为华西人，死为华西魂”。他的确做到了。他把自己的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华西，包括生命的最后一点余热-----他要求我们在母亲百年之后，把他留下的一点遗产捐给他工作奋斗了70余年的华西医院传染科，建一所图书室。

    我走上医学这条路，是受了父亲的影响。父亲为人刚直清廉，从不循私。父亲惟一的一次“以权谋私”发生在1950年：那时二弟已考上了空军，奔赴抗美援朝战场，我又瞒着他老人家考上了军校。而一心希望我子承父业的父亲恰巧出任体检工作队长，我就这样被“刷”了下来，“被迫”转向学医。继我之后，四妹、六妹也在父亲的影响下先后踏上了学医之路。

    父亲对医学的热爱、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坚守，对我这一生影响至深,他经常要求我业务上精益求精,全心全意为病人,在我1964年报考北医研究生和在国外争取考医学博士时,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父亲对我们子女管教极严。在父亲任四川医学院（后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副院长期间，我们学医的三兄妹无一人被安排进四川医学院及其下属单位工作。1983年，我出任华西医大校长一职。已年过七旬的父亲唯恐我在工作上出什么差错，每周都必要召我回家聆训。而由于性情、观念上的差异，我们父子间时有争执。争得最厉害的一次，父亲竟“六亲不认”地将我告到了卫生部：我准备建一所专业的妇产儿医院（即后来的华西医大第二附属医院），父亲却认为我这样做是“瞎搞”，赶紧把我叫去批评，说医院还是应该以内外科为根本，我这是在“以权谋私”-----因为我的专长就是妇产科。我们沟通得很不愉快。最后我也急了，说“对不起，爸爸，现在我是校长，你的意见我可以考虑，但最终还是应该由我来做决定。”父亲气得先后跑到省里和卫生部告我“以权谋私”。一时间弄得我这个儿子十分尴尬，幸好最终上级领导还是支持了我的决定，父亲也只能偃息旗鼓。直到前些年，我陪父亲去参观现在的华西附二院，他才点头说：“嗯，很好！当年你的决定是对的。”虽然已事隔多年，当年父子间的一点冲突早已烟消云散，但他老人家那刚直不阿、固执较真的样子却令我终身难忘。
父亲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仍是我们这些子孙后辈终身学习的楷模。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