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我们来到重庆，从此分手。振家去成都华西坝读书。我在重庆半工半读，供职美国新闻处。此年夏天我专程去华西坝访他，在华西大学看到邹娱年，知道他们已成朋友。我们一起去青城山，留宿在一个尼姑奄避两天暑。

    1944年日本步步进逼，我军节节后退，振家毅然弃学投军，响应知识青年从军抗日。当年在绩溪的上司将参加湖南王耀武第四方面军，预备打回上海去。振家已被说服参与，我也一说即就，辞职投军，我们受任上校，在外事处服役。出人意外地，1945年8月美国原子弹逼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抗战胜利，接受日军在湖南芷江的投降典礼，仪式在空军招待所举行，由振家和我布置受降会场的那间房。

在芷江八月十八日日本洽降会场筹备工作，前排右二是曹振家，前排右三是张国和 。

长沙湖南大学日本受降会场安排主要人员（左二是张国和，左三是曹振家）

    回家后振家再回华西坝读完医科，做骨科医生。我不久来美国进芝加哥大学读法律，入联合国工作。工作期间我常回国探亲观光。但振家因工作和政治局面，无法脱身，好多次失去见面机会，偶尔只能在电话上讲几句。如此一直到1977年，我出差回国，协助成立联合国译员训练班，住在北京友谊宾馆和北京饭店，振家说可以从成都来看我。那还是别后三十多年第一次见面。

   振家在四川行医，颇俱声望，工作很受尊重，他专心致业，为人正义刚直，一丝不苟，十分认真。但他脾气不好，个性倔强，不满许多行政措施，时常闹翻。在文革期间，有一阵在牢房受隔离审讯两年。结果调查完毕，认为他并无任何问题。以后他请求调到南方，在暨南大学医学院工作，娱年移居香港。

   我退休后在回国执教期间，去广州专程访他，看他在学校医院行医，有条有素，专治小儿麻痹症。一次他带我去广州，给住院病人动手术，做了半天功夫，不收任何费用，就由医院请去吃一顿馆子。他一生清廉，不求功名，教导了大批学生，并无身外之物。在香港做专业翻译也不要钱，是一个硬汉。

   他退休后移居香港，曾经多次来美探望我，也看看自己弟妹。我曾开车陪他去Pennsylvania看他医生朋友，由他在美国公路上开车，过一过瘾。他也去过欧洲亚洲很多国家旅游。                                                     

    最后一次和他相见是在2002年清明前后，在归国途中我去香港九龙访他。我们的最后一餐是在南庄园，是难忘的一顿饭。

   振家一身傲骨好胜，是个厌世的人，除了医科专业外没有什么其它所好。他一生受了许多折磨苦难，娱年是他一生最忠实的伴侣，一见锺情，甘苦与共，始终不渝。

   注：张国和是联合国前人事处处长。因为张国和而受政治牵连在文革受迫害的人有很多。张国和现居住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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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念振家逝世二周年而作           

张国霞

 前言

        两年前在振家病危期间，当时正好我的老伴颐雲也进入病危状态而且提前去世，所以心境十分不宁，写不出来。以后虽然勉强写出一点东西，但写得很糟糕, 也幸亏已来不及编入纪念册。 振家去世以后使我读到娱年所编写的十分深刻, 动人, 和全面的”曹振家教授纪念集”，再加上以后又从华西坝网站上读到国正所写的“为怀念父亲逝世一周年”的短文，使我感到我虽然也算是振家的好友但对他的认识是很不全面的。现在把我对振家的几点重新认识写在下面，作为我对振家去世两周年的一个纪念，但只供亲友传阅, 并乞指正。

(一) 家庭轶闻

    曹振家是我们三兄弟(国和, 国霞, 国骏)在上海愚园路觉民小学的同学, 时间大该在一九三一年左右. 我跟他不是一个班, 但他的兄弟姐妹很多而且很出名, 原因是他(她)们都长得很高和漂亮. 振家是长子和老二, 最大的是一位姐姐. 记得有一次不知何故挤到他(她)们的小汽车里到西郊虹橋路他家准备买的一块地上去看地, 只记得当时那块地上种的庄稼长得很高很绿. 说明当时他的家境相当富裕和洋派, 他的父亲是上海的著名留美医生, 母亲是教钢琴的。

    振家与我恢复联系是在一九五一年. 当时我刚从美国留学回国并与颐云结婚. 我与颐云住在上海锦江饭店. 娱年来看我们并在顶层的餐厅共同进餐。娱年当时已与振家成婚四年, 不知何故一人在上海。我与颐云和娱年大 慨是初次见面, 但因关系密切所以好像是一见如故, 谈得十分起劲和投机, 实际上是无话不说。记得最清楚的是娱年打趣地说振家当时的废寝忘食的工作方法如果不加劝阻将是一场”慢性自杀”。这可说明当时振家是如何全心全意和舍身忘我地在工作。 （右图，振家到西雅图我家聚会。左起，张国霞，曹振家，张国骏，朱颐云，邹娱年）

   值得一提的是我与振家的父母曾在北京的六十年代即所谓的困难时期见过一面。当时中国已与苏联闹翻并允许老年人有一定的自由活动, 如定期聚餐等。我的父亲, 叔父二伯, 和我的老师杨宽麟先生当时还都在北京, 所以也开始认识. 而振家的父母则似乎是路过北京而被杨先生邀请连我在内一起到翠华楼去吃过一顿饭。振家的父母和杨先生, 师母之间似乎是多年的老友, 阔别重逢, 所以给我的印象是一次非常欢乐和融洽的聚会. 记忆犹新的是当时杨先生很会在席间说笑话, 常常引起哄堂大笑。

 (二)  绵阳救骏

     一九四三年夏,  我与我的弟弟国骏从上海沦陷时的圣约翰大学毕业并也想到内地参加抗日. 当时通过父亲的安排跟一群跑单帮的商人从上海乘沪宁转津浦铁路火车到商丘亳州一带下车乘架子车走蚌埠, 漯河过解放区到自由区洛陽. 再坐陇海铁路火车过潼关到达西安, 住到我们在西安的一个亲戚家里, 大概有两星期之久。因为这位亲戚我的姑夫陈念祖的劝告和介绍, 我就留下来参加陇海铁路工作, 而国骏则继续从西安前往重庆. 记得我在西安火车站送国骏上去宝鳮的火车时突然发现他的一个衣箱还在站上没有上车, 所以只好乘下一班去宝鸡的火车把箱子再送给他。当时宝鸡是陇海铁路的终点, 也是进入四川和跨越秦岭必经之地。 国骏在宝鸡搭上去重庆的卡车后虽然成功地翻越了秦岭, 但在进入四川和接近成都绵阳时却翻了车, 被装在车上并与他一起摔下来的汽车轮胎压断了肋骨, 身负重伤。当时领队的见他伤势较重不能再上卡车时，就把他送到一个邻近的栈房暂时住下, 并通知了邻近的有关当局, 然后带领其他队伍继续前往重庆。就在这生命垂危和举目无亲的关键时刻, 正在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读书的振家听到邻近有卡车翻车而且受伤的是上海学生时便很快地赶到现场. 当他发现是国骏时便把国骏从栈房接到华西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里进行抢救,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才逐渐恢复了健康, 再重新乘车到达重庆目的地。（图为五十多年后我和国骏在美国与振家相聚留影）

    当初我听到国骏翻车重伤遇见振家得救的消息时只认为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次值得庆幸的个别事件, 而不知道对振家来讲则是在他即将开始的终身医疗事业中无数次治病救人中的一次. 但是通过这次事件才使我真正体会到振家的医疗事业造福社会与为善助人的伟大意义。                            

(三)《上帝了解真情，但不急于揭示 》

    这是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世界名著短篇小说的題目。 他描写一个无辜的人被错判为杀人犯而被捕入狱长期监禁直到真凶坦白认罪之后才宣布他无罪释放, 但此时他已老死监狱。 我觉得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在振家身上又重演了. 振家在青年时代热血爱国两次从军抗日并光荣地参加布置日军签降的情节已由国和详细报导, 这里不再重复. 但是振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此而遭受到的折磨, 打击, 直到被迫跳楼自杀, 摔断腿骨, 坐大牢两年患膀胱癌等的受罪实在是惊心动魄与罄竹难书的。振家所承受的这份冤屈使他成为厌世的人, 实际上是一直到他死还没有搞清楚他当年的抗日算不算爱国而含冤而死的。 当然不同的是, 他不是监禁至死, 而是随着运动的结束又恢复了工作, 得到平反, 而且经过艰苦的奋斗, 成为一位很有声望, 受人敬爱和桃李满天下的医生. 使我感动和惊奇的是, 我与振家在文革以后的重逢, 包括在北京, 广州, 和美国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一直到他最后一次访问美国为止, 我只知他在广州每天为病人开刀达十余次之多并用自行车解决交通问題, 从外表上看行动轻快方便, 而从未想到他经过跳楼骨折不说还竟是一个因患膀胱癌而动过大手术, 身上一直挂着一个假肛门而且每半小时就要上一次厠所的病人. 他是为了能为病人顺利开刀和不影响与朋友的往来而用极大的毅力和忍耐故意不让病人和朋友知道的。 这是振家在遭受极大的冤屈, 包括极大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之后的最有骨气和感人肺腑的硬汉表现, 也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同情, 和敬仰的高贵品德。

    在这里, 我想附带提一下振家的脾气问题。大家都知道振家的脾气不好，但是说他的遭遇和受罪主要是由于他的脾气所造成的则是十分不公平和错误的。

(四) 淡泊为人

    振家虽然个性掘强却是一个非常孝顺和谦让的人. 他曾告诉我他之所以没有出国留学是因为他父亲当时说他的字还写得不够好, 要等他把字写好以后再出国. 显然, 这是他父亲的一个借口. 他家共有八个子女, 谁先出国是必然会有争论的. 振家非但不争, 而是尽量帮助已经出国的姐妹和弟弟解决困难。 他送钱给在美国的姐姐雪芬买车以后又亲自赶来美国为她因车祸去世办理后事便是明证。 他虽明知到交通不便的偏僻农村为父母上坟要吃很大的苦头，但还是一个人坚决地去完成了他作为长子的孝心。振家是一个我所认识的人中间很少有的讲究实际而不图名利地位的人。 他关心颐云的病, 宁可自己花钱为颐云买贵重的中药寄来美国, 并拒绝收费。 他在自己病重期间还参加了他的至友邝公道教授的追悼会并忍痛长期站立, 向邝教授致最后的敬礼。他在病危期间还为抢救颐云的病出谋划策, 也是颐云临终前与她通电话的最后一人。他很不满意在香港替他看病的医生, 所以决定回广州治疗, 最后死在中国, 实现了他叶落归根的愿望。曹振家的一生不愧为一位热血爱国, 不为名, 不为利, 全心全意地治病救人, 培养后代并受广大群众敬爱的杰出医生。

                                                                                                           2006年10月于美国三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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