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健

 

现在的小孩还没有出世,就在娘胎里和母亲一起看电视接受胎教了。

而我们在小的时候,是到了记事很久以后,才听说“电视”这个名词的。

记得我的第一次看电视,还是间接看的。当时,我是已经很久没有看过在墙上连续动很久的影子了,更说不上什么叫银幕。在我的记忆里,已经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电影这个东西,“看电视”在我的脑海里就根本没有存在过。

时间大约是那次浩劫刚开始不久的1968年左右。突然有一天,父母叫我和弟弟一起去看“智取威虎山”,才唤起了我的记忆中对电影的这个模糊概念,我才想起了在世界上,还有电影这个东西。我和弟弟跟着父母一起兴高采烈地进入电影院,和满院的其他人一样,张大着嘴巴,伸长了脖子,等待着电影的开始。在左盼右盼的情况下,电影院的灯终于灭了下来,电影开始了。电影当然是黑白的,但清晰度很差,而且扬子荣的脸有时会严重变形。演到中间换带时,还要开着灯等下一盘带从其它电影院骑单车传递过来。在议论中才知道,原来这部电影是电影摄影机对着一台黑白电视机拍出来的。到了这时我才明白,我是一看两方式,直接看电影,间接看电视。也就是说,我的第一次看电视是间接的。“一看两方式”可能也是世上少见,应该说,也算是在特定环境下的一个中国特色。

时间一晃就到了1974年左右。当时世界有了很大进步,在我可以和同伴们一起装5个管的晶体管收音机时,有的高手已经可以自己装电视机了。我们大院里的肖伯伯、金伯伯和后坝靠墙房的一位邻居就是社会上的众多高手之三。从医的走在了应用电子行业的前面,也是奇事,应该说,也算是在特定环境下的一个中国特色。

每到黄昏时分,大院的小孩们就会分头到肖伯伯、金伯伯和后坝靠墙房的一位邻居的门前或家里去看电视。从此以后,因“打游击”而充满了快乐打闹的前后坝,安静了下来。长久不衰的“打游击”传统,从此遇上了最大的对手 -- 看电视。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看见过以往充满激情的“打游击”场面了。“打游击”传统,也逐渐消失了。如果可能的话,当时真应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保护,得些专款,使其延续下来。

在看电视的这个主过程前,当时通常都有一个“预过程”,就是提前去占个好位。先到的,可选个好位子慢慢坐看,后来的,就只好排在后面站看了。当时的电视荧光屏都较小,站看的也通常只能看个大概,其它的细节,只好靠自己的想象力去填补了。但不管怎样,站看的和坐看的在看后都一样高兴,都享受了一次精神快乐餐。

在看的过程中,有时电视画面会出问题,一时变成“宽银幕”或无银幕。这时,电视机的主人会立即出现,用其高超技术,马上将画面调回正常。有时,这样的情况会在一场电视片中出现多次,所以电视机的主人,是不可离开电视机太远的,以便随时要伺候电视机,以免扫大家的兴。每台电视机,都要有一个高手在旁伺候着,才能使大家尽兴,也是奇事,应该说,也算是在特定环境下的一个中国特色。

   电视给我带来了新奇,但也给我带来了“电视忧虑症”,就是每到傍晚,都有一种忧虑困扰着我,不知当晚是否能看成电视,因为毕竟电视机不是自己家的。别人家有事或因其它原因,电视是不可能天天对外开放的。此时就会想到,还是“打游击”快乐,自己想打,就可参加去打,或自己拉上一支队伍就可打,不会患得患失。为了弥补这种缺陷,我不知从那里搞到了一个“听电视”的电子线路图。按线路图装好和调好装置后,连接到收音机上,还真能收到电视节目来听。“听电视”有时便成了我晚上的“重头戏”,解决了我的“电视忧虑症”问题。“听电视”可能也是世上少见,应该说,也算是在特定环境下的一个中国特色。在当时不正常的年代里,真是有太多有这类特色的东西了。

转眼就到了1976年,那一年真是大饱了看电视的眼福,但内容都是以悲哀的居多。先是在年初有一位敬爱的去世,那时在公家的地盘上,一夜之间突然冒出了不少电视机供大家看。我也是在那时见识到了那个讨厌的女帮首在追悼会上不脱帽鞠躬的丑态。年中,又有人去世,又看了一阵电视。到了9月,就更加不同了,因为刚好遇上了一位伟大的荣归。托荣归的福,在无线电一厂的大门口,第一次看上了彩色电视,大饱了眼福。到了11月,在打倒了那帮讨厌的家伙后,电视上出现了许多喜庆的场面,将过去的悲哀一扫而光。

很快,社会发生了转型,电视机就横扫天下了,以至于你想躲也躲不了。走在大街上,也要被迫看电视里的广告,从“电视忧虑症”变成了“电视污染”。                                             

 

 

         2007-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