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绵绵无尽——记父母周邦元、杜德楠教授

我的父亲是我国著名的药学专家，临床药学工作创始人之一、华西医科大学药学院周邦元教授，他离开我们4周年了，母亲杜德楠副教授，她也与我们分别7年多了。每当我回忆起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家庭场面的时候，眼眶里总是充满了泪水。50年代我出生在华西坝校东路5号，至80年代末离开华西，整整相随父母35年。至今，远离华西坝的我脑海里常浮现出父母的身影和抹不尽的浓浓亲情。

父亲是四川丰都人，当时家里兄弟姊妹多达11人，9男2女，当时在丰都县也有了名。父亲年仅13岁时就在他大哥的鼓励和资助下随亲戚乘船顺长江而下到上海求学。父亲在回忆文章中写到：“1937年暑假，我在上海中学毕业正在投入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在8.13抗战爆发前夕我离开了上海。经沿途车、船的拥挤，几经周折，于九月初才到达成都。此时各校已经开学上课，幸好当时华西协合大学为照顾（逃难）青年学生的入学，再次招生。我被录取了，成了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制药系的一名学生。”父亲说，从上海回来的途中仅在丰都县水天坪老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凌晨5点就被父亲的爸爸也就是我的爷爷叫醒，跟随家乡的人乘船到重庆再转道成都。这是父亲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父亲。两年后他的父亲因病过世了，因当时交通不便，又担心影响父亲的学业，老家一直未有通知我父亲。直到大学毕业父亲才知道他的爸爸早已去世。父亲回忆时心情十分沉重。

父亲1941年毕业后留校，为著名药学家汤腾汉教授当助教。汤教授是一位爱国华侨，早年留学德国，获得过博士学位，曾在德国拜耳药厂任职多年，抗战期间回国，曾继任过国民政府中央制药厂厂长兼总工程师，是我国老一辈的科学家。汤腾汉教授是父亲最崇敬的学者之一，父亲高度评价汤教授“学识渊博、精通多国语言；对教学、科研、实验等工作非常严谨，并结合实际；作风平易近人，诲人不倦；讲授精辟、引人入胜，深得师生的爱戴与尊敬。”在汤腾汉教授亲自指导下父亲努力工作，进步很快，还被指派为来华工作的英国制药专家当技术翻译。解放后，汤腾汉教授被卫生部先调往上海，后就职于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父亲一直与他保持深厚的师生友谊，多次去上海、北京看望，直至80年代汤教授在北京去世。

华西协合大学在华西坝建立至今已有百年历史。父亲母亲的一生，始终与华西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父亲在华西坝学习工作和生活了72年，直到2009年12月23日，才离开了他深爱的华西坝。母亲于2000年4月因脑溢血中风全身瘫痪长期卧床，并靠顽强的毅力在病床上坚持了6年才离开人世。父亲与母亲在华西坝一起幸福地生活了63个年头。父亲回忆说，在学校他很喜欢打篮球，经常活跃在运动场，成为校篮球队的一员。低三班的同系校友母亲杜德楠同样喜欢运动，也是学校排球校队的队员。正是球场姻缘促使我的父亲母亲走在了一起。1943年母亲在华大毕业的前一年与父亲结婚，一年后生下了我大哥，此后有了老二、老三和老四。

父亲与母亲感情很深，他们在生时还在学校参加了金婚50年的庆贺纪念会。我还清晰地记得他们当时参加活动后开心和兴奋的模样。母亲瘫痪在家后，父亲已是85岁的高龄，但长达数年天天坚持为母亲做理疗和按摩，我心里很明白，父亲是在用心和爱对母亲一生的操劳做精神补偿。

父亲年轻时也很调皮，他曾开心地向我讲述小时候与年纪接近的几个兄弟在家“操尿罐”打架的趣事；回忆他当年在上海中学读书的情景：父亲当时寄宿的学校宿舍楼对面的楼里就住有不少电影明星，父亲住的房间窗户对面正好是上海滩著名演员胡蝶住的房间，他和同学经常在窗户边偷看；他们还骑着借来的脚踏车追逐上海滩上的有轨电车，顽皮地把手搭在车尾被拖着走，直到印度阿三（警察）看见拼命地吹哨要抓他们才放手；说起在上海读书调皮的事，父亲完全像个孩子。

父亲是个工作踏实和敢于尝新的人。解放前夕，华西协合大学有的教师跟随外籍教师出了国，父亲则选择留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50年代，在学习前苏联模式的基础上，父亲主持编写出我国“药事组织（现药事管理）” 新课程的教学内容及大纲，成为全国药学院校的统编教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和修正主义学术权威遭批斗。但文革一结束，父亲又开始新的尝试，在国内积极开展“药物体内生物利用度”、“药物动力学”“生物药剂学”等新课题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并发表了专著《临床药物动力学》。80年代初期，在计算机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已70多岁的父亲还广泛应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实验数据的新技术，名副其实的成为全国临床药学的创始人之一。

父亲是一个与世无争、乐观豁达的人。“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是父亲做人的信条和他一生的写照。在单位，父亲从未与同事们红过脸，同事们也很尊敬父亲。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作为臭老九下到“五七”干校劳动，父亲也乐观地把下放当作锻炼身体和磨练意志的好机会。父亲回顾往事时还经常炫耀自己能挑100多斤跑上十多里山路也不歇口气。正是父亲的乐观豁达才能在长期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状况下跨进了95岁的门槛，连医生都说是奇迹！

父亲是一个难得的好女婿、称职的好丈夫、忠厚善良的好爸爸。父亲对外公外婆十分尊重，对小姑小舅也很照顾；老家侄儿侄女们遇有困难找上门来的时候，总要想方设法解决困难。我还记得，文革期间，老家的侄儿因生活困难来成都找到父亲，当时父母已是批斗对象，家被抄、工资被扣，母亲还因所谓“历史问题”被学校军管会集中审查，家已不像家了，但父亲还是把家里剩下的一部自行车以50元卖掉后交给侄儿返乡暂度难关。多年来在我们这个以男性为主的家庭里，不论什么情形下父亲总能默默地协助母亲管好这个家。面对调皮的四个男孩从未动过一个指头，总是和颜悦色地告诫我们不要惹母亲生气，即使很生气时，父亲也只是高高举起手臂做出打人的样子，并未真正动一次手。

我还记得，父亲94岁生日那天，他那充满睿智的谈吐让儿女和亲友们看到了百岁老人的神采。100岁对父亲绝对不是梦，他一直信心满怀。但未曾料到是：一个月后，父亲的病情突然加重，尽管及时送到了医院，但父亲任性地拔下了输液针回到了家里，其实那时候病魔已经侵蚀到父亲的五腑六脏，摧残了身体内的各个器官。而直到生命结束的最后时刻，父亲才肯入住医院。但这一切太晚了、太迟了！病情的突变使我们子女完全未曾预料，父亲真的走得太快！今天，子女及亲友都在这里想再做点什么，已无法如愿，子女们的心中留下终身遗憾！欣慰的是：儿子和媳妇们能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朝夕相处，陪伴照料，尽可能地给父亲感受亲人们最后一丝温暖！

母亲是四川巴县人（今重庆市巴南区）。母亲的爸爸也是我的外公早年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医疗系，1927年毕业。外公本打算毕业去德国留学，而蒋介石发动了4.12政变，打乱了他的留学计划。外公虽然是国民党员，但因同情共产党人，也遭到国民党右派的追杀，后逃回四川躲避灾难。此后一直在重庆和成都行医，直到93岁高龄过世。外婆是个家庭妇女，她育养5个子女，一生含辛茹苦69岁时就离开人世。我母亲弟妹5人，母亲是老大，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先后毕业于国内著名大学。

母亲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她满腔热情地追求着理想。1940年她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当年考入华西协合大学制药系。1943年与父亲结婚，1944年大学毕业后因抗战尚未结束，母亲参加了战地救护队培训，先后到宜宾、丰都后方医院以及在成都的中央大学附属医院工作。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迁回南京，母亲留了下来。她先后在成都信生制药厂、大地药房工作，兼任过街道居委会的主任，还被选为东城区人大代表。母亲不管做哪一行都能兢兢业业，管理井然有序，深受同事们好评。

1951年5月母亲回到华西协合大学制药系执教（解放后更名为四川医学院药学系）。1958年母亲积极参加中药教研室的筹建工作，组织编写了高校第一本中西结合教材和实验室教程，建立了中药实验室。60年代中期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发出后，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母亲多次积极报名，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甚至还要读小学的我随时准备挎上书包扎根农村。据我自己知道的，她曾多次参加边远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教和巡回医疗工作。70年代末，粉碎了“四人帮”刚恢复高考，学校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她又开始积极备课，去图书馆查询国内外最新的资料，晚上总要搞到很晚。十分遗憾的是，1978年底为解决我这个小儿子的工作，满怀抱负的她不得不提前退了休，离开了深爱的讲台，这一年母亲才57岁。

母亲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女性，她不仅是一个好母亲同时还是一个好老师，她的课生动形象倍受学生喜爱；她掌握了多国语言，对新知识的渴求总是学而不止，诲人不倦，即使提前退了休，她犹如年轻人一般每天在家坚持学习2-3小时，还担任成都市退休科协工作者协会的专业组负责人，积极推动中药事业的发展；同时协助父亲开展教学科研和著书立学。

母亲还是一个热心助人的人。粉碎“四人帮”后，她为一些同事平反后落实政策而四处奔走呼吁；对需要救助的人她更是如此，记得在60年代我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天随母亲上街，在盐市口的马路上，一辆自行车撞倒了一名穿越马路的儿童，引起不少人围观，母亲抛下我挤入人群，抱起小孩查看伤情，并立即拦截了一辆三轮车赶往医院。母亲热心助人的行为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极深的印象。

母亲是一个乐于奉献的人。她退而不休，把大量的时间放在无报酬的社会活动上，每天的工作比上班还忙，她是九三学社华西支社的支委兼秘书。作为子女也多次劝说退了休就好好休息，但母亲总说：人活着应该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文革结束后，一些制药企业包括中药生产企业急需专业人才帮助，一家刚起步的中药饮片企业因加工炮制技术不过关，找到母亲请求专业指导，母亲了解厂里的情况后二话不说，每周抽一、二天时间到百里之外的县城义务帮扶这家企业，六旬老人的她一直坚持到企业完全掌握了炮制技术。

2000年4月下旬的一天，当三哥电话告诉我母亲突患脑溢血倒下时候，如晴天霹雳，久久不敢相信。此前，母亲是一个健康、乐观、坚强的人，在她眼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并一直是学校的“健康老人”。但母亲终于大意了，被病魔无情地击倒。此后，在病床上她顽强地与死神搏斗了整整六年。

而我还记得文革初期，当时已算小学毕业的我，因中学“停课闹革命”，常常一人独自在家。一天，有人带纸条要我给已集中审查的母亲送衣物，我带着物品去学校见到受批斗的母亲和一些阿姨都被集中关在第六教学楼的一间大房间里，屋里放了不少木床，她坐在下铺床边，整理被扯掉纽扣的外衣，我熟悉的宋蜀芳阿姨正站在母亲床头，宋阿姨见到我，对母亲说了声“你的小儿子来了！”母亲抬头见到我立刻露出了一丝笑容，但我看到母亲的嘴角已红肿还渗着血，我告诉她嘴角出血了，母亲却很不在意说是自己不小心碰到的。她摸着我的头说：快回去，不用担心我，告诉爸爸我很快就能回家！语气里透着坚强。我是一路流着眼泪回到家，根本不敢告诉父亲。这一幕我终身难忘！

母亲操劳了一辈子却没能享享福。母亲病倒后，每天她的鼻嘴里插着氧气管和喂食管，身上吊着针，其痛苦可想而知；每当我从外地赶回看望时，面对母亲日渐虚弱的身躯，心如刀搅，而母亲只要在神志稍微清醒的时候都会向家人露出一丝微笑，母亲的目光里透露出她对生命的渴望。就在母亲即将离世那一刻，还艰难地抬起左手轻轻摆动向亲人告别。母亲于2006年4月18日凌晨去世，享年85周岁。

我想，母亲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力，没有顽强的生命力，没有众多亲朋好友及同事们的关心和支持，她的生命延续不到今天。母亲真的累了，好好休息吧！

父亲母亲用一言一行、一点一滴教育着我们，润育着我们。父亲母亲处处为人师表的行为使我们四个淘气的儿子一一长大成人，都先后读了大学，有的成了单位领导，有的成了大学教授，还有的做了博士生导师，并且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想，这也是父亲母亲最大的骄傲！


97年金婚留念	80高龄在珠海

父亲母亲离世后，儿子们违背了他们生前不保留骨灰的遗愿。父亲生前曾说：我是从长江边走出来的，离世后让我顺着河水漂回长江老家。母亲说：死后在植树时将骨灰撒在林中当做有机肥。四兄弟则含着泪将父亲母亲安葬在一起，并选在了一个桃花盛开而且能眺望华西坝的山坡上。

敬爱的父亲母亲：原谅四个调皮的儿子从出世、工作、成家的漫长岁月中，为您们增添了太多烦恼，而您们在世时我们又不能完全尽到子女的孝道，是子女们永远的歉疚！我们只能默默地祝福：父亲母亲，安息吧！愿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拥有您们的美满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