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忆、杂想

丘小庆

   又逢周末,再写一些趣事,供大家一灿。
 

   在此生的记忆中,校北路六号是“铭刻在脑海里”了。此院落原由洋人戴谦和先生居住。五十年代一共居住了六家人。儿时的六号,是由树篱和两三人合抱的大树围绕的一片绿地。它左邻七号,右和三号遥遥相望。尾接天竺园,头隔一条碎石路与校园衔接。占地约有一亩半面积。一座木结构,蔑壁石灰墙,青瓦铺顶的西式二层楼建筑座落在院子的中央。前院是一片碧绿的草坪。草坪两侧有数座几人才能环抱的竹丛。院门在前院的左侧,与七号共用的青瓦铺顶的院门还有一个看门人住的小房间。我到现在都还能听到我老爸(胡曰伯)黄昏从二广场打球回来,用球把门踹开时,木门碰在砖墙上来回回荡的“砰砰”声。门前竹篱后有一口古老的水井,儿时看着“大人”们借竹杆和井绳用木桶打水,同时牢记着“大人”的告诫:掉到井里可就没人救了!可还是偷偷地到井边去过好多次,趴在井沿边看着井底暇想:“要是这井和前面的荷花池相通有多好,就可以有无数的鱼游到井里,就可以逮鱼啦!”井边有两株高高的柏树,树姿十分挺拔优美,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定是当年建华西时,建筑者有意保留的古代乱葬岗中的柏树。和所有华西的建筑一样,屋前有宽大的石台阶和回廊,木质的栅栏一直升到屋檐,巨大的“七里香”树丛一直攀上屋顶,入夏日夜散发出醉人的馨香。从院门伸展到屋前的洋灰小径穿过花坛,花坛里两株巨大的铁树伸展出浓绿的枝叶,到现在都还记得被它们扎疼的感觉和用铁树叶编织的“铁链”。后院里有两颗巨大的桑树,暗绿的树叶厚实可爱,是我们喂蚕的好饲料。每年总在盼望绿绿的桑果快快由绿变红再转成暗紫色,那是十分迷人的免费甜点,可一当它们熟透掉在院子里时,又招来无数的苍蝇…。所有的地板和后院的回廊皆是木板铺就,用拖把清洁地面就成了院子里小伙伴们每日必备的“家务功课”了。不过本人常逃过了这门必修课,因此在院子里的女同胞们,方芳玲钟慧存和杨燕们看来,“阿肥”难逃资产阶级小少爷的嫌疑。厨房离住房有一段距离,一到周末,每家的厨房里总会飘出诱人的香味,任什么柴火和峰窝煤的气味都压不住的。
 

   院子里的父辈们足以组成一个小型的“全科”医院。方伯谦逊,眼科主任,英文极好但我极“虚”他:有数次我们“犯错误”,他并不打我们而是将我们集中,让我们看着他怎么打建新…。他会倒坐着丢双手骑自行车。他在院子里常和母亲等讨论病例,讲着讲着,英文的术语就越来越多了…。他喜欢看书,常约我周六晚和他人手一书,蹲在厕所里相邻的两个位置上共享书中的美景和氨气的熏蒸。方伯挺男子气的一位”绅士“,可院子里大人们老叫他”阿方“,这不是太女气的称呼吗?唐娘泽媛,儿科主任,人瘦高瘦高的,一看就是那种你休想把病情隐瞒过去,逃掉她命令护士给你打一针的儿科医生。她走路很快,总给人一种很精明的感觉。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她教我和方红听心脏时那严肃的眼神。她被”大人“们叫为”汤元“。钟伯志强,搞放射病的,他总在二楼呆着,吃饭才下来。他喜欢搞无线电,大钟就遗传了他这一点。他不怎么讲话,好像话都被杨娘式之讲完了。杨娘式之是妇产科主任,与她的老师乐婆以成一样,讲话高声大气,动作泼辣。打大钟特别狠,我总认为她过于袒护钟慧存和毛娃子。她老叫钟伯”老钟“。郎伯恩普,大高个心脏内科医生,讲话和举止都像一位”心血管“专家,骑一辆绿色的”来苓“自行车。程娘国维,有机化学老师,从洗衣粉的结构到很多药物的成分,你都可以向她请教。她总喜欢去整她的儿子“咪娃子”!这位未来的肿瘤放疗主任总是大声抗议他妈的“爱妩”。我妈丘建春,病理生理教研组主任,小小的个子,做任何事总是认真得过了头。我就是她最理想的雕塑材料,她总是强行把我要捏成她想要的形状。我爸胡连壁,放射科医生,总想“篡” 陈伯官玺的权,但一直不成功。我们院子里的“娃娃”头。方红当时最小,全体伙伴行动时,他总是在最后,因此被我爸赐于”小尾巴“的封号。杨伯经国,胸外科主任,大概因为个高,老是俯身做手术的缘故,他总是有点驼背,说话小声小气的,讲一句话,要咳嗽式的清几次嗓子。何娘毓颖,营养科主任,我们小时她是我们的托儿所主任,你去翻一下你的托儿所记录,你就知道她给我们设置了多么好的儿时基础。她老是叫杨伯“爸爸”,叫杨燕“姐姐”,叫杨华“弟弟”。
   院子里最热闹的时候是周末,各家总有亲戚来探望,而我家的亲戚都不在成都,好羡慕邻居们哪。每逢夏夜,院子里各家安好椅凳,坐下之后,天南海北的神侃,我个人认为,其乐趣,应一点不输给今天的上网且要实时和直接得多。夏夜满天星斗,我和杨燕曾用望远镜观察过月亮和一些行星并试图记录,被建新窥见,在伙伴中广为“挖苦性”的传播,建新还改编了“大林和小林”中的四四格歌谣来嘲笑我:“我的脑壳大,脑壳大,我的前脑很发达,很发达,是一个天生的科学家,科学家…。”如果能再回到当时,多开心哪!

   “尾巴”(方红)是院子里最小的,老和我这个次小的在一起。他们家的二楼原是方伯和唐娘住,因此十分神秘。后来是建新在上面住,我就和尾巴上去探险。那里有几本英文的儿童书,其中一本讲的是一个小孩出门去旅行,看到火车和汽车的事情。至今仍记得上面的图画和几句英文。楼上还有一架唱机,有几套78转的唱片,是像大像册一样的大厚本子装着的唱片。封面画的图像十分浪漫,一个是门德尔松的“意大利交响乐”,一个是巴赫的小提琴和木管乐器的奏鸣曲。至今只要一放这几个曲子,脑子里就浮现出那几张唱片封套和方红他们的二楼,二楼门背后有四张照片,是方芳建新玲红以新礼堂的汉白玉栏杆和梧桐树为背景的单人照片……。院子里还有徐三姐她们家喜欢放唱片,最熟悉的就是他们老放的印度尼西亚的划船曲……。
   校北路六号门前沿着碎石路前行不到200公尺就是荷花池,占地约两亩吧,不太规则的园型,中央还有一个小岛,岛上和池周全是柳树和各种植物,水中盛开着有无数荷叶环绕的荷花,红色、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穿行其间,偶尔还有一两只翠鸟在树枝上等候,其它的鸟之多就更不用说了。更诱人的,是水中各色鱼儿和水生动物,螺蛳、蜗牛、螃蟹、小虾,应有尽有…。当然就诱使我们对荷花池进行无穷多次的探险啦。记得有一次我和尾巴去逮蝌蚪(一到春天,那是满池的蝌蚪),尾巴先奋不顾身地滑进了全是烂泥的浅水里,朋友有难,焉能不救?本人去拉,一起掉了进去。我现在能回忆起的场景就是我在水里托着方红的屁股,方红从不时灌进泥水的嘴中狂呼:“姨婆,姨婆呀!”姨婆以小脚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到达池边:“背时的,哪们子搞起在哩嘛?!”谁知姨婆也掉了下来,最后是方伯把我等三人“救”了上来。不过这一次他没打建新,因为和建新实在沾不上边。可惜毛哥(钟适存)就惨啦,他有一回掉进荷花池,在离岸约数公尺的水面载沉载浮,大人们全在拿竹杆“营救”,杨娘式之闻讯赶来,夺过竹杆就企图把毛哥往水里捅,我妈对杨娘大叫:“杨式之,你在咋子?”“我今天要淹死他!”当然,最后毛哥还是被救上岸了。这是我记忆中看到过的杨娘对毛哥最凶的一次…。大家经常在曹哥和大怡指导下,用手边一切可以动用的容器,装进饭粒,系上绳子沉入池底,十数分钟后拉上来,里边满是各色鱼儿,大的有巴掌大小。把它们放进七号的水井里养着…。有一年春天,我上托儿所,与上小学的曹哥泽奇(应该还有一位曹哥的同学,但名字忘了)同路路过荷花池,早春的晨雾仍笼罩着池边的水草和植物,只听得见甩子的鱼儿拍打水面的泼水声(那种声音,力度和频率都非常特别,只要感受过一次,终生难忘),我突然发现脚下有几条彩色的影子在水里晃动:“曹哥,鱼,鱼!”曹哥趴在地上,我和他的同学拽住他的腿…… 哈哈!一条鱼,一条比他手掌还长,红白花的鲫(鲤?)鱼到手啦!怎么办呢?曹哥又不敢拿回家里,“拿到我家去!”于是我们又折回来,把鱼放进我家的玻璃花盆里上学去了。可以想见,那一天的托儿所是怎么熬过来的,兴冲冲回到家里,见母亲已把鱼挪到一个搪瓷盆里,怎么也看不够,爱不够。。“爸爸,看!鱼!今天我和曹哥在荷花池抓的!”“什么?!”“啪!”脸上一阵火辣辣地,“敢拿公家的鱼?”曰伯端起鱼盆“跟我走!”低着头跟曰伯到了隔壁七号“曹泽奇,出来!”“胡伯,咋子?”“咋子?!哪个喊你去逮公家的鱼的?”“啪!”曹哥也为我挨了一耳光(真是羞愧难当啊,至今见了曹哥,都抬不起头)。曹妈妈闻讯从厨房出来:“胡伯伯,你不要打他嘛!”“师母,你不晓得,你不要管!”“曹泽奇,把鱼端起,跟我去还鱼!”一行三人来到荷花池边“哗…”我儿时得到的第一条大鱼,就这样物归原主了…。吴二哥大勇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十分逼真的中国帆船模型,大家欢喜若狂地在荷花池里放船,帆船在丝一样平滑的水面无声的,静静地向前移动,那气势、那感觉,令人难忘。。然而,好景不长,”吴大勇!你狗的作业不做,还带起那么多娃儿到荷花池来放船!“吴大哥大可一边高声呵斥,一边举起手中的砖头瞄准了水中可怜的模型。天哪,模型在水中有些左倾,吴二哥用他的钥匙串作为压舱物挂在右舷边上。“大可!我的钥匙!”晚了,随着吴二哥的惨呼,“倥嗵”模型翻了一个个儿,吴二哥的钥匙串至今都还埋在荷花池的某一层沉积层里嘞。
   六号和七号紧挨着,我常与乐娘以纯不期而遇。乐娘耳背,说话音量很大,有些沙哑的女中音十分有磁性:“胡-小-青,你-好-不-好?”回答也不能输了底气:“乐-娘-娘,我-很-好!”这是曹哥教给我的,特别对待乐娘的回答方式。文革中,大人们有自己的办法来打破当局的“管制”。乐娘一次巧遇我爸,开始诉苦:“胡伯伯,他们横竖说我想给吴大勇在这些大学生中找一个女朋友,你看笑不笑人嘛?”“大嫂,我们大勇又不瞎,又不掰(瘸),人又长得那么漂亮,还怕找不倒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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