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西 坝 与 燕 园
杨光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教会大学的兴起，在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事业上，起到了开拓和发展的作用。十三所教
会大学引进西方现代教育体系，使国人不必远赴欧美留学，就能受到良好的现代高等教育，可以学得他们所需要的任何科学。燕京大学是
这批大学中的佼佼者。它创建于1919年，在短短的十年里，从一无所有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一流大学，
为中国在各种领域培养了不少顶尖人物，两院院士中燕京学生多达52人，被誉为“东方的哈佛”。但在特定
的历史环境下，它仅存在短短的三十三年，就从历史的长河中彻底地消失了。然而学校不在了，但燕京精神永存。
华西协和大学也是一所教会大学，与燕京大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它建于1910年，早于燕京大学。是由英国、美国、加拿大三国的
五个基督教差会联合建立的。大学的组织管理是按照牛津大学的体制来办理。由于它地处西南边陲，故命名为“华西协和大学”。
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美国人毕启(Joseph Beech)。他受美以美会派遣来中国传教，1903年到四川，1905年参加筹建大学，1913年任校长，1931年改任校务长，1946年回美国，1954年病逝。
他一生的有效岁月都是在中国，华西协和大学可以说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
华西协和大学1910年 邀请英国著名的建筑师佛列特.荣杜易（Fred Rowntree）为华西校园进行设计。
英国伦敦许多重要建筑物均为他的杰作，他的乡村房舍设计遍布全英。1912年荣杜易来华遍游大江南北，考察中国各地传统古典建筑
。到校后审度地势，精心创造设计了中西合壁的建筑群体，建成了成都城南一风景秀丽、清幽雅致的世外桃园——华西坝，
坝上草坪宽广，芳草如茵，林荫大道，小桥流水。中国建筑学大师梁思成在他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中，
对荣杜易的心血之作作了评价。在谈到欧美建筑师在华建筑作品时，他言到：他们“开始从中国建筑之部份应用于近代建筑，如北京协和
医学院......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皆其重要者也。”1927年荣杜易逝世后，
长眠于英国著名的汉姆斯密斯的基督教公谊会约旦墓地。1994年10月28日，英国友人Janat
Ridley女士与她的丈夫Christopher Ridley来华西坝访问，会见了华西长者杨振华、张君儒夫妇。
在杨振华陪同下参观了她外祖父荣杜易先生所修建的怀德堂、懋德堂、生物楼等各校园大楼后，
她望着外祖父的一幢幢遗作被很好地保留下来时，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感谢华西坝的人们对它们的爱护！
毕启任校长后便开始筹集建校经费，先向四川省当局和国民政府募得万元大洋，都督胡景尹、
省长陈宦各捐银三千元。民国三年他面见袁世凯，争取到袁个人捐赠四千大洋。
又先后15次横渡大洋回到美国及在中国各地多方游说筹集办学经费。经手的各界捐资达四百万美元。以后的十几年间，
不断地争取到各种捐赠修建了办公、教学、宿舍楼等大小三十多幢，如美以美会及亚克门柯里1914年捐建的华美宿舍、
纽约长岛北岸的罗恩甫夫妇1915年捐建的怀德堂（行政楼）、加拿大霍特1915年捐建的赫斐院、纽约柯里氏1925年捐建的钟楼，美国赖孟德1926年捐建的作为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懋德堂等。这些建筑物都成为中国建筑史上中西融合的典范。2001年2月8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将这些华西坝老建筑定为成都市文物建筑，授牌加以保护。
司徒雷登校长也在燕京大学建校初期为建校筹资四处游说，骑车在北京西郊寻找到未名湖畔的新校址。他十次返回美国募捐，
计募得捐款250万美元。他聘请美国著名的建筑师亨利.墨菲为燕京大学设计校园蓝图。
墨菲(Henry Killan Murphy)189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14来到中国，
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先进建筑理论与技术相结合，在华夏大地留下了一大批被称为“中国古典复兴式”风格的建筑。
墨菲为燕京大学贡献出了一个中西结合、古今融合的园林式设计方案，几年后一个美轮美奂的新校园被建成，
后来被命名为“燕园”。
由于燕京与华西都是由欧美著名建筑师设计的校园，故它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燕京有办公用楼——贝公楼，华西就
有怀德堂；燕京有校长司徒雷登的住所——未名湖畔的临湖轩，华西就有比邻钟楼荷花池旁的校长毕启的住所——校长居；
燕京有标志性建筑博雅塔与未名湖相映的“湖光塔影”，华西就有标志性建筑钟楼与半月形荷花池相伴的“钟楼荷塘”；
燕京有供外籍教员居住的燕南园、燕东园小洋楼群，华西就有供外籍教员居住的分布在校南路、校北路、校东路、
校西路、校中路、华西后坝、广益坝等处的一大批小洋房；燕京有专供外籍教师子女就读的美国学校，
华西也有专供外籍教师子女读书的加拿大学校（Canadian school）又叫做弟弟学校。现在这些当年的小学生们已经是七
、八十多岁的老人，他们自称为“CS”人，分散在世界各地，但因为深深的华西坝情结，他们坚持着每年一次在加拿大聚会。
大家带来珍藏的老照片，共同回忆着儿时在华西坝的学习、生活情景，久久不能忘怀。2008年，
他们还先后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和成都两地举办一个来自加拿大的珍藏照片世纪展《大洋彼岸的中国情结》。2010年9月29日华西
百周年校庆时，应邀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华西协和大学首任校长毕启的孙辈们，在校长居与华西第一任华人校长张凌高的外孙辈会见，他们一同看老照片，一起参观维修一新的校长居，并合影纪念。
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部建于1914年，理学院院长戴谦和(Daniel Sheets
Dye)为部长。博物部含盖考古、自然科学、人类医牙三大博物。1932年正式成为博物馆，
称为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或古物博物馆，以别于理科生物系设立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医科设立的医学博物馆。
早期的博物馆却苦于资金不足，二十年代前每年仅得大学拨给的二百美元，资金的短缺使之无法收集到应有的藏品。
1928年2月10日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其主要的研究范围为“东亚和东南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
首要目的一是帮助中国发展人文科学，二是帮助哈佛发展东亚研究。哈佛燕京学社注意到了华西博物馆的工作，1930年慷慨相助，
提供资金，让博物馆解除难题，顺利地收集到以前无法得到的藏品。由于华西博物馆的重要性，1932年哈佛燕京学社派葛维汉到华西博物馆来任该馆第一位馆长
。
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2_1962，美国阿肯色州人。
在惠特曼学院和戈尔伯特罗特斯特神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11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四川。1920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宗教心理学硕士学位。1927年重返芝加哥大学，并以《四川省的宗教》
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1932年任华西博物馆馆长，兼任人类学教授，教考古学，
文化人类学。他是美国文化人类学会会员，美国民俗学会会员，远东研究所成员及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美国纽约动物学会终生会员。
葛维汉的到来，让他与戴谦和配成黄金搭档共同开发这所博物馆。1931年春，在四川广汉的英国传教士董宜笃获得几件玉石器，
并交到华西博物馆戴谦和手中，戴谦和断定其为商周之物。葛维汉第一次看到这几件玉石器时隐约感到一个重大的机会将要到来。于是1933年秋，戴谦和派葛维汉到广汉进行调查和发掘，并得到四川省教育厅批准。葛维汉到广汉后立即主持了发掘事宜，以现代考古发掘技术进行规范发掘，两个多月下来就获得精美玉、石、陶器等六百余件，就此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三星堆遗址考古的序幕。这次所获得的文物全部捐给了华西博物馆。
此后，葛维汉还主持了四川一些汉墓、唐宋邛窑、琉璃厂窑的发掘，大大地充实了华西博物馆。他还在博物馆内展示了藏族的神龛、铁器、铜器；唐代的石刻、陶片；清朝的刺绣；边民的器物；苗族的挑花和中国其它的工艺品，展品达到数千件之多，这使华西博物馆在中国高等学校中无疑是开了先河。
1941年哈佛燕京学社又派郑德坤到华西博物馆任第二任馆长。
郑德福，福建厦门人。1926年考入燕京大学医予系，后转入中文系，193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留校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1936年学社派他入蜀，在华西协和大学任中国历史教授，
并在华西博物馆主持田野考古及整理博物馆。1938年到哈佛大学专攻考古学及博物馆管理。1941年以《四川史前考古》论文，获哈佛大学考古及博物馆管理博士，回到华西协和大学任教，当年秋接替葛维汉任博物馆第二任馆长。
郑德坤对博物馆极为重视，拟定了博物馆五年发展规划，展开工作，整理标本，系统陈列。先后主持四次考古发掘，收集了大量文物标本，大大充实了馆藏文物，并完成了博物馆馆藏目录编制工作。他来之时正值抗战时期，困难重重，但在学校及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协助下，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到1947年，馆藏文物达三万余件，分为三大类：古物美术品、边民文物和西藏标本。古物上起史前石器，下迄明清金石书画，应有尽有。边民文物包括羌、彝以及摩西摆夷、开钦等民族器物，其中西藏标本最为丰富，被外国称为“世界各博物馆之冠”。
郑德坤在华西时，对1931年、1933年广汉出土的玉石器研究精细入微。后来提出“四川广汉文化遗址位于县西北十八里之太平场
。去场二里许有小庙曰真武宫，位于土坡之上，土坡高出周围平原约四五十尺，即古代文化之遗址也。”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遗址的发现，使他的假设得到初步的证实。
燕京大学虽然晚于华西协合大学建立，但不少的燕京人在华西留下了绚丽的色彩。
刘承钊，1900年出生于山东泰安一个农家。192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获学士学位，留校任教，1929年获硕士学位，并得到金钥匙奖励。1932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主攻两栖爬行动物学，1934年春以毕业论文《中国无尾两栖类的第二性征》
获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荣获科学和教育两项金钥匙奖，被选为SigmaXi自然科学荣誉学会会员。1934年回国到东吴大学执教研究，1938年到四川成都，并入华西协
合大学，任生物系教授，兼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及《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自然科学部编辑。后历任燕京大学生物系主任、华西大学校长、四川医学院院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四川省科协主席，第一、二、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我国两栖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
1938－1944年在华西期间，他11次到川西横断山地区考察，在秀丽的峨眉山他发现了“胡髭蛙”新种，在月色下，他追寻到了悦耳的峨眉“仙姑弹琴蛙”。
他解剖了五百多个无尾两栖类，发现了雄性的第二性征——雄性腺，成为无尾两栖类中与婚垫、声囊同样重要的雄性第二性征，
甚至比二者更为重要，从而引起国际上的重视。1946——1947年他在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用自己带来的标本、资料、彩图进行研究，完成了长达四百页的英文专著《华西两栖类》，是一部研究我国两栖动物的重要权威性著作，因而跻身于世界一流科学家行列。美国鱼类学家、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学会授予他“终生国外名誉会员”。1961年与夫人胡淑琴教授合著《中国无尾两栖类》，
是又一部国内最早最全面系统的经典著作。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951年他被任命为华西大学校长，1953年任四川医学院院长，开始了十七年的校长任职工作。他治学严谨，思路清晰，注意按照教育规律办事。他注意抓好三件事，一
、坚持以教学为主，做好教学管理；二、发挥教师作用，做好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三、抓好学校科学研究，提高学校学术水平。创办《四川医学院学报》等，始终考虑的是全校工作为主，把全校工作放在第一位。
何伟发，浙江杭州人，193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化学系，1932年获燕京大学研究院化学系理学硕士学位。1942年到华西协
合大学任化学系教授，1949年赴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研究院化学系进修一年，1950年回国后，任四川医学院副教务长，1956年调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化工研究所所长。
他在华西教有机化学、液体燃料、高等有机化学等课程。他潜心研究四乙基铅汽油添加剂，使普通汽油变为航空汽油，
于1938年完成实验，并用于Hamh战斗机，证实与进口油效果一样，获得成功，1944年春获得重庆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汽油精”头等奖，1949年
以后投身高教和科技事业的管理。
蓝天鹤，四川荣县人，1927年 考入山东齐鲁大学，1929年转入燕京大学化学系，1930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1931年受聘于华西协
合大学
，1933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吴宪教授研究生物化学，1937年返回华西任化学系讲师、生物化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1940年获美国洛克菲勒奖学金入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研究院进修生物化学，1943年获得博士学位、金钥匙奖，先后任该校讲师、副教授，国际癌瘤基金会研究员，美国肿瘤科学院院士，美国曼哈顿原子能计划医学部高级生物化学专家和副组长。1946年与夫人放弃美国高薪聘请，返回华西任化学系教授兼主任，并受聘为英国伯明翰大学生物化学系客座教授，1948年任华西协
合大学教务长，生物化学所所长。
解放后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
罗忠恕，四川武隆县人，1922年进入华西协合大学医科，五年后转入文科，1928年毕业。1931年以《
柏拉图的逻辑思想》论文获燕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并获哈佛大学文学“金钥匙”奖，任华西哲学系讲师，1934年任文学院院长兼副教授。1937年留学牛津大学，1941年回华西任文学院院长、教授。
罗忠恕任华西文学院院长期间，强调“学校之教育方针不仅当尽量吸收西洋文化优点，
尤应发扬中国文化之特殊精神。”这对文学院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在牛津、剑桥大学发表演讲，呼吁“加强东西两大民族应对双方文化合作更进一步发挥与相互融贯之工作”，得到很多学者赞赏。1942年他在华西成立了东西文化学社，
担任社长，邀请牛津大学陶德斯、李约瑟以及国内外知名学者林语堂、陈白尘、潘光旦、冯汉骥、梁漱溟等来讲学，
广泛的中外文化交流使华西坝成为抗战时期东西文化交流中心。1947年12月16日，
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爱因斯坦的研究室，罗忠恕会见了这位科学巨擘，
爱因斯坦对罗忠恕在抗战期间所作的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杨振华，四川重庆人，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医予系，1932年转入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1938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及首届莫尔斯金质奖，
并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留校任解剖系助教，外科住院医师、讲师、副教授、教授。1945年任华西协合大学医院院长。1946年获美国罗斯福总统奖学金
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1949年获胸外科学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是我国胸外科学的创始人之一。1953年任国际医防服务队第十二队副队长，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工作，荣立三等功。
在抗战期间，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张凌高博士欢迎敌占区的友校来成都复学。
先后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及燕京大学纷纷迁来，
一时间华西坝出现了“五大学”联合办学的盛况。在此间不分主客、一律平等、共同协商一校教师讲课，各校学生均可前往听课，
教室经常出现人满为患的现象。在此期间，海内外包括燕京大学的众多名流大师荟萃华西坝，有李约瑟、海明威、斯坦贝克、费德林、文幼章、陈寅恪、吴宓、钱穆、顾颉刚、吴芸吉、魏时珍、蒙文通、吕叔湘、缪钺、罗玉君、戚寿南、侯宝璋、陈耀真、蔡锷等。他们的讲座更是引得各校学生争先前往，场场爆满，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是华西协
合大学的黄金发展时期，
为抗战期间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保有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随行人员中，燕京大学学生有七人，来自华西坝的燕京学生就占有四人。
1945年8月15日，传来抗战胜利的大喜讯，内迁各校纷纷准备返回家园，在返回之前各校共同撰写了一篇《联合办学纪念碑文》，纪念这八年难以忘怀的光辉历史。但不知何故，此文并未成碑。1995年华西85周年校庆时，校友们另行撰文镌刻立碑纪念。（
见《燕大校友通讯》63期26页附图）。
以下是原五大学《联合办学纪念碑文》全文：
纪念碑
成都自古为西南名郡，文物之盛，资源之富，风土之美，冠于全国。故中原有警，而西南转为人文荟萃之区，此徵之为既往而已然者也。
民国肇兴，华西协合大学于焉成立，规模宏伟，设备完善，而校园清旷，草色如茵，花光似锦，不仅为成都名胜，亦西南学府，
四方人士心向往之。而蜀道艰险，未遑身临其境也。
抗战军兴，全国移动，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张凌高博士，虑敌摧残我教育，奴化我青年，因驰书基督教各友校迁蓉，毋使弦歌中缀。其卓识宏谋，固以超出寻常，使人感激而景仰之矣。既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齐鲁两大学均先后莅止，而燕京大学亦于太平洋战起被迫解散，旋即复校成都，于是有华西坝五大学之称。而华西协
合大学之校舍、
图书馆及一切科学设备亦无不与四大学共之，甚至事无大小，均由五大学会议公决，而不以主客悬殊，强人就我。即学术研究，亦公诸同人，而不以自秘，此尤人所难能。若持之以恒，八年如一日，则难之又难者也。
试以所得之效果言之，远方之人得身临天府之国，一览其名胜，又不废其学业，斯亦足以心满而意足矣。然此猷由其小焉者也。夫全国基督教大学十有三而各处一隅，无由合作，今则五大学齐集于坝上，其名称虽有不同，而精神实已一致。教会大学之合作即以五大学发其端，此则前此未有之创举。而今乃见于颠沛流离之际，岂不盛哉。行见五大学维此，而盖谋密切之合作，即其他各校亦闻风而兴起，则其成就之大，又不可以以道里计矣。
兹值胜利复员，四大学东归在即，咸谋所以，寄其感激欣慰之意者，爰作斯文，铸之吉金，以垂不朽。
金陵大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齐鲁大学 燕京大学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三十日
纪念碑原文稿件
杨光曦于 201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