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协中的创建及其它

邓显昭

这段历史包括建立新中国前原附属于原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的私立华西协合高级中学(简称协中)及私立高琦中学(简称高琦中学)和建国后文革期间、原四川医学院所办的“中学部”。因为校友会属于不以营利为目的和自愿参加的群众团体组织，现有参加的会员都是这三所学校中(无论是国内外、省内外、市内外)尚健在而又自愿参加每年春、秋两季各一次联谊会的老校友。现在绝大多数已退休，正欢度着晚年生活。不过人虽老、情尤在，能有这样的机会活动活动、彼此交流交流、沟通沟通是不无好处的。成员的更新，人数的扩大，是学校潜在的一大人才资源库。

历 史 背 景

这段历史要追溯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在此之前的十六世纪，从世界发展史看，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尚处于政、教合一，神权统治的封建制度之下。一切社会管理，国家的君主必须听从神父传达上帝的旨意办事，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停滞不前、贫穷、混乱。当时代表这个极端保守的宗教叫天主教，他们以万物归“主”（即上帝）的说教，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为圣母，称耶稣为上帝的儿子。到了十六世纪，一批从罗马的天主教中，一批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教徒公开向天主教挑战，宣称耶稣就是耶稣，并不是什么莫须有的上帝的儿子，他对广大受苦受难的人们既具有宽大爱心和深厚感情是他自己独特的人格表现，是理性，值得尊重和效法的。他是人！不是神。上帝（天主）是虚拟的。这场经过几十年的人性和神性的激烈思想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是以耶稣教命名的新教，所以耶稣教又叫新教。听天由命的旧教、天主教、作为一个宗教虽然至今还存在，但原来那种政教合一，以神权为主的社会制度却在十六世纪以后就烟消云散了。历史学家们把这场旷日持久的思想革命称作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这场运动影响所及的不仅是天主教、欧洲、受到教育和启发的主要是知识界和劳苦大众。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命运要靠自己来掌握、世界要靠知识和技术去改造。回顾一下此后数百年来，无论是数、理、化、天、地、生，还是文、史、哲、法、政、经，那一项没有得到迅猛的发展并取得巨大的成果。而这些发展又有那一项不是得到思想解放的知识份子和劳苦大众联手研究、开发、生产出来的呢？宗教的作用不能夸大，但这次运动的巨大启蒙作用不能贬低。

最近两三百年来，直接受到这次运动影响的一些欧美国家，迅速发展成为大大小小拥有强大工业资本和知识的强国。运用他们的坚船利炮向世界各地的后进弱小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并迫使他们成为他们的殖民地。这段时间我们这个有四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却仍处在盲目自满的情绪之中，自认为天才是圆的，地是方的。我们地大物博、国强民富、视周边列强为蛮夷。等到三番五次遭到这些国家冲破我们的国门、深入内陆、肆意进行烧、杀、抢、掠，只有被迫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并最终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难堪境地时，才不知所措而慌了手足。就在这段时间，欧、美各国的新教教会也纷纷派教徒到中国来传教、办学。先在沿海各省市活动。到1890年前后就有一大批来自英、美、加三国的多个新教志愿者被他们各自的差会（教会派出机构）派到四川来工作。他们沿长江而上，沿途选点建站，买地修房或买房。建福音堂以布道，建小学校以办教育。他们还吸取他们到异国他乡的前辈传教士的经验。每个传教点上都配备一位医学传教士（教徒医师）作为传教士们的保健医生。到成都的这一批新教徒人数较多，1891年到达后，先在四圣祠北街买房住下并在该处及陕西街、青龙街、暑袜街、上翔街等处建立福音堂开始传教。分在万县、涪陵、重庆、宜宾、泸州、自贡、乐山、仁寿、荣县等等站点的传教士们也先后纷纷开始工作。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传教和办学。办学的主要是办小学、中学或业余的短期文化或职业培训。

由于这些传教士的祖国（美、英、加拿大）较长的时间以来和我们国家都处于敌对状态、他们的到来对当时还处于完全封闭的清王朝，当时的政府官员们、因受到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对他们的要求不得不支持、不配合。但对成都老百姓来说，对这些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则有各种不同的态度，有的怀着仇恨，横眉冷对，有的深感好奇，他们究竟来干啥？有的对他们穿着华丽有些嫉妒，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牧师们想尽办法、动员人们去听他传教、讲道、教书的先生则定时上下班，过着很有秩序的生活。惟独那些当保健医生的医学传教士们（西医医生）最觉得无事可干，但当邻近的劳苦大众知道他们可以看病不收钱，吃药不交费时，一些中医中药老治不好或创伤急诊病人时，则大着胆子去找这些洋医生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洋医生都成了大忙人。从而促使他们应付不暇、忙不过来，但这些病人又不得不看，尽管他们已把诊所，药房扩大为医院。这种情况在各个配有医学传教士的站点上都有相似的情况。所以，他们就向他们自己国内的派出教会反复多次的强烈要求，尽快派来更多的医学传教士志愿者，但是效果不大，远远不能解决他们的难题。看来这条路走不通，所以，在成都的几个差会反复研究在成都创办一所综合大学来培养中国医生，并提出要像英国的牛津、剑桥那样的大学。他们边向他们的母会写申办报告，同时写创办大学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当时（1904年）在成都的英、美、加三国的四个新教差会联合拟定并上报他们设在纽约的顾问部（托事部）的。1905年4月29日才获得他们通过。同年11月顾问部决定成立“华西协和大学临时管理部”负责筹建工作。过程中为了能招收到质量合格的学生，还决定（1908年）开办一所附属于“华西协合大学”的中学以扩大生源。该校于1909年即正式开学，比“华西协合大学”的开学（1910年10月6日）早一年。

上段简单的历史回顾、反映出通过美、英、加三国几个基督教（即新教）差会来四川传教的过程中由随同他们一起来的医学传教士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医学科学技术和耶稣这个人的崇高道德品质和热爱劳苦大众的深切情怀都带到了成都，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减轻了他们痛苦和经济负担。还力争在成都创建一所国际性的综合性大学。主要办学方向是培养临床医生。在1933年大学向中国教育部立案时就把最初设置的“神道”（宗教）科撤消了，宗教课也取消了。录取新生一直是不管是否教徒，都一视同仁，按招考成绩录取。成绩不够格的可读先修班，待成绩合格后再考。在筹备办大学过程中有位医学传教士问道：办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时。主要筹备委员，仁济男医院院长启尔德（Kilborn.O.L.加拿大医生）就对着他回答说：“就是培养像你们这样的医生”。后来大学医学院的第二任院长莫尔思（Morse.W.R.美国医生）在传撰写一本名叫《紫色云雾中的三个十字架》（The three crosses in the purple mists）的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从1914年建院到1928年的编年史中曾说道：“我们就是要在他们（指医学生）自己的土地上，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把他们培养成符合国际标准的现代化医生、去为他们的人民服务。”从1891年到1951年，启尔德医生一家三代共七口人都是先后在成都仁济医院、医学院及仁济护士学校工作过的。大学开学后，建设期间，曾经发生过两件路人皆知的事情，一件是一般市民只知道外国人在修学校，不知其详。修围墙时四周农民和市民出于排外思想的反感，引起极大的不满。修好一段就被他们掀倒一段，修一段，掀一次，连续三次，连校门都掀掉了。以后就再也不修了，所以人们都把这所大学和中学叫做没有围墙的学校，让外面的人们随便进出、不加干涉，所以校园内经常都有路人过往，特别是节假日、更有成群集队的人来到这个一般人叫为“华西坝”内观光、游玩。因此，“华西坝”便成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从直观上了解这些外国人的好地方。另一件是建校之初，副校长、化学教师苏道璞（Stubbs.C.M.）下课后骑着一辆新自行车回家。途中被一个抢车贼用木棒从旁边一棒把他打下车来，趁机把车抢走了。谁知这一棒打得太重，竟把苏道璞打死在地上，被发现时已回天乏术了。立即报官。因事情太大、青天白日之下竟把这位声望很高的教师打死，那还了得。怕把这桩图车害命的刑事案子，划为政治案件引起外交争端，警方很快就将罪犯抓住收监，并按“杀人偿命”的通则，要判立即问斩以了此案。消息传到苏道璞夫人耳里，她立即怀着伤夫之痛，跑到衙门向警署官员说明：“他不就是一时想要这辆自行车才起歹意，才造成这个命案的吗！他已经使我家破人亡，成了一位不幸的寡妇。如果再杀了他，不就使他的妻子也成了寡妇吗？他是罪不当诛啊！请从轻发落吧！”此后她就收拾行装回美国去了。闻此信息，在大学及协中校园内的师生职工无不感到震惊和对苏道璞老师的深切悼念，对苏师母的肃然敬意。这个消息在成都市内也不胫而走，影响颇大。到抗日战争时期，在华西坝上、五大学联合办学时，因化学课的教室和实验室不够使用、五所大学便自动集资修建一幢以“苏道璞纪念楼”来命名的砖木结构楼，化学楼（现在的第二教学楼）。

注：合作创办华西协合大学及华西协合高中的五个基督教教会（新教）是：

1、 浸礼会（A.B.F.M.S---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2、公谊会(F.F.M.A---The Friends Foreign Mission Asociation);

3、美美会或美以美会（M.E.M---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of U.S.A);

4、英美会，又称美道会或中华基督教会(C.M.M.---The Missionary Methodist Church of Canada ,或称U.C.C.---The General Board Mission of Canada);

5、圣公会C.M.S.---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of  England).

到1925年，美国圣公会和美美会的妇女会也加入了这个联合体作为合作成员。

 私立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校

   在筹建华西协合大学的计划中已把办一所附属高中列入其中，一旦计划被批准，便首先安排附属高中开学招生。原因是大清政府于1906年才废除科举制、改办新学堂。各地教会所办的学校均以小学为主、初中也不多。为了给大学准备生源、原建校计划中拟办一所高中于华大开学前两年，即1908年这所中学就正式成立并于1909年开学行课了。当时的校名是“华西高级预备学堂”。实际上还是一所初中。教师和办公室都设在临时修建于现在五教学楼和办公楼后面的中式穿抖结构的房屋内。直到1916年用“施卡蒂尔古（Scattiergood）夫人捐资修建的二楼一底砖木结构、灰砖黑瓦木地板的办公教学楼建成后才搬迁过去。这时为了纪念这为捐款的夫人、还把校名改为“ 施卡蒂尔古夫人纪念高级中学”。此楼至今仍保存完好（现在是四川省教育学院的办公楼）。此后，方按教育部门的规定改为“华西协合中学堂”。又称“华西协合大学附属中学”。1927年下期，初中改行新制三年，又增办高中、设文、理、师范及稍后增加的农科共四个中专科。至1932年又将此四科合并为普通科。1933年下期停办初中。1935年，又向教育部备案，并将校名改为”私立华西协合高级中学。

学校首任校长陶维新（Divadson.R.J.英国人）两年后改由加拿大人罗成锦（H.D.Robertson）和美国人沈克莹（K.L.Simkin）继任。1914年开始又中国人杨少荃担任。因当时学校尚未向政府立案，杨校长于同年五月向四川巡案使公署备案。1918年获准立案。同年四川省省长杨沧白曾到校给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1925年4月学校奉教育部令，更名为“华西协合中学校”。杨校长后的历任校长，先后有吴先憂（1938—1944）、刘之介（1944—1945）。王月波（1945—1946），杨立之（1946—1949）、李怀义（1949—1950）、吴先憂（1950—1951）。

华西协合高中的办学经费是由参加联合办学的五个教会的各差会分担的，其中英美会、美以美会和侵礼会各约承担25%，公谊会负担15%，圣公会负担10%。国民政府有少量补贴。

华西协合高级中学的校园位于华大校园南沿以南的一大片土地上与大学紧密相连，一般称大学部分叫华西前坝、高中部份称后坝。教学办公楼位于后坝的西边、坐西向东。后坝的北边是大学外籍教师及校长的住宅、东、南两边紧邻交角处，各有两栋四方形，大小不等的两层砖木结构，二层楼房，中心是个小花园的学生宿舍。内含大小不等的住房、每间住房可住学生2—6人。有个别老师也住在舍内。每个舍内均有厨房，食堂及公用洗浴间及卫生间。每舍的大门都开向校内，配有一位老工人长住。每舍的名称不同、各用其主管的差会的中译名称呼之。按由东转向南的顺序分别为育德、华英、华美、明德。此外在教学办公楼的后面还有一幢总面积为80Î60尺的礼堂。这个礼堂是由重庆的一位叫刘泽仁先生捐资修建的。教学办公楼和礼堂之间还有一个空坝子可供全校每天升旗及开朝会用。东、南、西、北四方之间是一个绿茵铺地的足球场及环形跑道，供体育课及足球赛使用。华英与华美宿舍之间的小路两侧及教学办公楼的南边还有几座中式住房，供住校教师使用。兼任华美和华英宿舍舍监的老师就住在此，以便管理所管宿舍。

住校生的管理实际上是每学期由住舍学生改选一次的舍学生自治会成员管理，有问题和困难向舍监老师请教。主要是学生的膳食问题。每月的粮食（大米）和燃煤、食油及调料均一次购进，蔬菜和肉食均由分管膳的同学监督，验收厨工提出的帐目，每月结算一次并用书面公布，详细收支细帐。宿舍门口由一位老工人守护并兼管收发及舍内环境的清洁。室内清洁，由所住学生按日轮流担任。

  明德宿舍西侧的闲置地块内，有一户农民在此摆摊设点卖各种面条，供学生食用、质优价廉，很受学生欢迎，特别是节假及星期日误餐学生只需从食堂里打一碗冷饭到此买一碗面条当菜助餐就可以果腹。据间，此后城内的知名担担面馆就是由这位农民开的。

   学校的规模并不大。最初每年只招30名学生，此后逐年增加，到20世纪30年代，每年秋季招两个班、春季招一个班，每班30-40名学生。只招男生，教徒与非教徒学生，一视同仁，不受限制，后者占绝大多数。

  协中重视学生的文化，科学和品德教育，重视启发学生的自觉性，重视学生的个人爱好。管理上较宽松。学校没有围墙，北边紧大学，东、南、西三方都被城郊农村包绕，尽管往西跳过一条小溪往西北方信步可到老南门，往西南可到洗面桥，武侯祠；往东可到新南门及川大；往北穿过一条50米长的小道即进入前坝大学校园；往南沿华英宿舍前的小路可到“洋坟”（已故几位来蓉传教士的墓地）及青春岛去散步。学生很少无故缺课，晚上7—10点自习时间整个校园一片沉静，但此后半小时内，就可听到此起彼伏练习或演奏小提琴，二胡或吹口琴的声音。早晨6点起床，不少学生就开始在球场上练跑。路过校园的人也不多，对学校秩序无任何干扰。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及其后的太平洋战争期间，也即是五大学在华西坝联合办学期间，学生的课外生活则最为活跃和多姿多彩。校内通过全校学生自治会及各年级或班级学生会组织的迎新会、送别会、师生联欢会以及作文，英语比赛等对学生个人特长的培养和发挥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校外，最吸引学生去参加的则是在前坝上各校知名教授的open leeture（公开的免费的学术讲演）。也找机会去参加或加入大学生组织的文艺、音乐、歌唱及戏剧的演出活动。性质高雅、专业性强、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中学本身难于办到的。真是难得的理想教育和艺术教育的好环境。对学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个别同学还寻得机会在暑假中跟随大学教授去少数民族地区作社会和民俗民风调查。开学后把学得的少数民族歌舞，在宿舍前场地上教未去过的同学，既跳又唱，使他们也感到乐趣。

　　令人难忘的是协中的足球场。不仅是因为它是常绿的，更重要的是它曾培养出一批批优秀中学运动员，仅我们班（14班）就有两名经常加盟华大代表队参加市内足球赛并取得了数一数二的名次。一位是打后卫的刘敦义，因为他体型较矮而粗壮结实，被同学们戏称为土坦克。另一位是打前锋的陈忠猷。

    1950年，成都解放后，全市各级学校均接受了军管。1951年各中学均城市政府接办，1952年华西协中和高琦中学合并在一起被编为成都市第十三中学并迁入市内青龙街新址。从而脱离了与华大的从属关系。当时华西协合大学已于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６日在校内大广场上召开了庆祝西南军政委员会特派文教部部长楚图南和新任校长当时燕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国际知名的两栖类动物学专家刘承剑来校举行正式接办典礼。会上楚部长正式宣布将“华西协合大学”更名为“华西大学”，并任命刘承剑教授为华大首任校长。从而结束了与英、美、加三国各教会的一切关系。

 私立高琦初级中学校

这所学校是1918年，由华西协和大学各教会设在美国纽约的校董会（托事部）主席高琦博士（J.F.Goucher）捐资创办的。故以其名作为该中学的校名。原校地址位于城南国学巷北口正对面的一片属小天竺街的土地上。规模不大，每年只招30名学生。也是只招男生。因教学用房延期建成,开学行课时间推迟到1925年。首任校长刘之介（华大教育系毕业，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系硕士）。1931年后改为华西协和大学教育系的附属中学，作为该系学生教学实习的学校。此时学校已有两层西式楼房一幢，平房一幢；两层中式楼房一幢，平房一幢。用地约3亩，供师生教学、生活、体育活动。学校较重视体育，每周举行一次各年级，各种大小球类比赛。记得那时的学生年龄均偏大，有的来自云南昭通，甘肃的武都及西康的雅安。爱好篮球的比较多，喜欢音乐的也不少，有一位苗族的同学，名叫杨明清，喜欢把一些葫豆叶或较柔弱的树叶放在唇间吹动发出幽雅的声音，令人神往。易铁夫老师的弟弟——易显贵爱好吹口琴，也很有水平。生活管理（如伙食）也要安排学生参与。一般清洁卫生，生活次序由学生会组织安排。学生的衣服由守侯在校门口的邻近贫困家庭妇女按人按月每日包收、包洗，包送。收费也不贵。住校生就住在临街几间铺面的楼上，条件较简陋。那时夜间照明还用油壶，怕失火每晚摇睡觉铃后老师总要寻视一遍，看看是否都吹灭了灯。

    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初，校内失火，除食堂、厨房及临街的那几间学生宿舍外，其他房屋都被烧光了。所幸无人受伤。学校不得不把学生安排到华大教育系（现在的五教学楼）的教室里去上课。

1936年秋，在现在大学路东头，正对大学宁村宿舍的龙江路小学的那块地皮上。由高琦博士的女婿贾卜满（chapman）先生捐资重建的新高琦中学建成后，全部学生及部分老师才迁入新校区，这座楼是除厨房外、集教学、办公、礼堂、教室、饭厅予一体的综合楼。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人字形瓦顶洋楼。校长由来自雅安的杨立之先生担任。他也住在楼内所以能经常见面。负责教务的易铁夫老师（他在上海学习时受过陶行之先生“知行合一”教育思想的熏陶），对学生是以启发诱导、尽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去参与学习、生活和工作的。他像母鸡爱小鸡那样十分耐心地关怀爱着学生。是一位受到学生充分尊敬的好老师。他立足于“树人”开展教学和教育工作。在完成知识教学计划的同时，通过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上街参加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如教唱抗日歌曲、表演抗日短剧和加入抗日募捐等；每年春节假期间组织学生参加近郊或远郊旅行，以扩大学生视野，了解社会现状，安排生活等实际问题，以增加学生知识，培养学生工作能力，使学习、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苦、乐并存，让他们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锻炼，增长才干。有一件既风趣又真诚的事例。每年秋季开学后，总有少数同学想睡懒觉，听见起床铃声不起床，寝室门虽从内面关着，从外面打不开，但从每扇门上的玻窗中，却能看到学生是否已起床，所以易老师在开学后的前几天早晨，一听到起床铃，他就穿上长袍、拿着教鞭，从学生寝室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边走边用教鞭拍打着他的长袍使之发出“卟卟”的声音，同时还用他沉重的中江（他是中江县人）方言语音，高叫着“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起床咯！”想睡一会儿懒觉的同学一听到这种声音和呼叫，自觉不自觉地立刻起床。如此数日后，易老师能从门窗看到所有学生都能按时起床后，他也就不再多此一举了。这个办法真比大会小会上批评，三令五申地要求有效。既是鞭策，又是鼓励，能促进自觉，不伤面子，不伤感情。

       1952年高琦中学与华西协合中学合并成为成都市第十三中学，并将迁走后的校址由市教育局先后改办成“大学路小学”和“成都市小学教师培训班”。

 四川医学院附设“中学部”

        正式接办并更名为“华西大学”的原华西协会大学经过全国院系调整，发展成为卫生部直属五所重点院校之一的“四川医学院”。为了尽快解决民间缺医少药的严重问题，还同时采取了扩大招生和缩学制等措施。

      当“文化大革命”发展至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中学生）下乡插队入户当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留在城里的小学毕业生即失学了。经过学校革命委员会提出并获得在校军、工宣传队同意后，由学校出面把当时学校东南边的胜利村小学做为校址，把480名高小毕业生集中起来，在该校举办一个附设中学部。于1969年秋季开学到1972年夏共三年。 性质属初中，首任校长为原川医党委组织部部长时子民，不久后改由原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郭戈奇教授担任，徐开运同志作教务长。把全校480名学生，按军队管理方式编成8个班，每班60名学生，男女混合编班，因该批学生毕业时间长短不同，年龄差距较大。故编组时尽可能把年龄相近的编在一起。以便同龄施教。各组均以班、排命名。班、排长均由大学安排老师担任。这批学子幸运地学完了整整的三年中学课程毕业了。他们情系华西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学校能为这批青少年补上这一学程也感欣慰。他们毕业后，川医就开始招收三年制工、农、兵学员而未继续办“中学部”了。

华大校友会的演变

        旧华大自1910年建校以来就有了校友会。随着大学的发展。从1937年开始筹建大学的国学巷附属医院（现在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时，医学院的校友们就开始集资并在该医院的设计中修建一座接待返校校友的招待所。1942年建成后的这个招待所就是现在还保存完好的老医院八角亭以南的那一段一楼一底的两层楼房。其外表与医院的其他部分并无差异，但这一段里每间住房却分成前、后两间一大、一小的套间（前大、后小）。体现了生活用房的格局。但各个附属中学都没有校友会。

随着时空的演变，政局的变化，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少中学校友或早或晚进了华大或其他大学或直接进入社会的一些单位工作，有的甚至旅居国外，真有桃李满天下之感。其中与华大有关的被大学校友会联络起来了。而与大学无关的绝大部分中学校友，心情上就像被遗弃的孤儿，总是向往着能有机会和自己少年时期同室共学的好友见一见，回到母校看一看。总之，理可讲，情不断，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然而，在华大，和在成都的部分健在的原协中，高琦的校友，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努力，获得了华西医科大学校友会的认可，在1985年10月大学校庆时以协中第一班毕业的杨振华老教授为首任华大校友会中学支会理事长的中学支会正式成立了。此后，由理事会和各地已知校友联系，又有一些市内外，省内外，国内、外的自愿入会的校友参加，使校友会的发展欣欣向荣。每年春、秋各一次的联谊活动总是欢声笑语热气腾腾。校友较多的城市还成立了校友小组，就地开展一些联谊活动。

到了2000年，在祖国全面大发展的形势下，急需开发和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国家教委认为有必要把在成都的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及华西医科大学以强、强联合的形式合并成一所新的四川大学。与之同年成都市政府为落实市委向东向南发展的战略决策“科教新市”的战略方针、把“十三中”更名为“成都华西中学”并将该校迁至成华区八里庄新址。这样的合并和更名就使原华大校友会成为四川大学校友会的华西校区分会，原华西大学校友会中学支会就成为四川大学华西校区校友会的支会了。（这是经过华西与川大两校校友会协商决定的）。这就是当前华西协中校友会的现状。是从我的学习和经历中据实整理的。内容很局限，仅提供中学校史编委会参考，不当之处，请予斧正。

高琦12班  协中14班    校友    邓显昭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