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第一个博物馆

张丽萍 郭勇

 

四川大学博物馆,始于华西协合大学的少数西人。

有人曾说:西人之来华者,多嗜中国艺术。一个有趣的花絮,同多数传教士一样,华西协合大学外籍教员均有中文名,如苏道璞、曾思孔、韩诗梅,就十分中国化,极具传统味。美国人但尼尔·大安(Deniel sheets Dye ),来华后取名戴谦和,服务40年,当地人很少叫得清他的英文名,而“戴洋人”却人人皆知的。戴谦和当其少年时,即爱慕中国,立志愿为服务,1906年来到四川,耳濡目染之下,很轻松地运用成都土语,将辫子叫“毛杆儿”,结婚叫“配亲”。

 

一、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

 

四川文物繁盛,古墓、石阙、摩崖及寺庙内的古代塑像和壁画所在皆是,且世所罕见;古朴的民俗、优美的山川,以及众多的民族,令外国教员的兴趣多种多样。葛维汉(D, C. Graham)教授深入边区,足迹遍及苗、羌、藏、彝等民族聚居地,先后进行了14次夏日探险,广泛采购民族文物,使民族学标本,成为有系统的资料。戴谦和教授则潜心于寻访巴蜀古迹,发掘遗址、古墓,华西考古学,为放异彩。

对西人的这些活动,民间素有怀疑,纷纷质问:“为什么华大的洋人,戴谦和,在暑期内,不在避暑山庄里,安安逸逸地避暑,偏要跑到打箭炉、巴塘、里塘、大凉山一带边地去,测量地形、考查矿产、收集古物呢?”“为什么华大的洋人,葛维汉等,把旅行考察的事情,都拿回他们本国去报告呢?”归结起来,认为洋人是在刺探国情,实施阴谋。

按中国政府的《采掘古物规则》、《古物保存法》,华西大学为一私立大学,采掘古物也不在许可之例。对于外人的边疆考查,古物发掘,不乏看到一些外人的“贪婪”、“手段卑劣”,留下过盗窃、摧毁文化遗产的铁证。但是从客观上,葛维汉、戴谦和等人的研究活动,开辟了西南考古学、西南民族学,并积累了有价值的成果。

二、“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发现

 

“三星堆”的发现,始于月亮湾农民的偶然发现。1929年春,燕氏祖孙三人在自家“风水宝地”挖出400余件古物。后来,燕家人对前来发掘的葛维汉教授讲,因当时坑挖得太深,父子俩都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亡;幸好及时住手,不然,燕家定会爆发一场更为厉害的瘟疫。大致是出于“折财 免灾”的原因吧,燕家将“意外之财”除自留部分外,大多向亲邻朋友广为分送。

成都著名的金石鉴赏家龚熙台也从燕家购得玉器4件,大为赞赏,称“价值连城”。龚熙台此说一出,立时在成都古董商中引起噪动,纷纷奔赴广汉找燕家购买玉器……古董市场被“广汉玉器”搅得沸沸扬扬。有些古董商为了赚钱,甚至制造赝品出售,致使“广汉玉器”出现鱼龙混杂、令人真假莫辨的情况。

19316月,戴谦和、葛维汉等人先后赶赴广汉,在当地驻军陶宗伯旅长的协助下,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察、摄影,商得县长罗雨苍及省政府教育厅的同意,拟订从事科学化之发掘。此时,因为大批古董商云集广汉,使得当地百姓群起发掘玉石器。罗县长得报后,当即下令保护月亮湾遗址,不准自行乱挖乱掘。19343月初,罗雨苍以县政府的名义邀请葛维汉率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发掘遗址。当时社会治安十分混乱,时有土匪夜间,抢劫“肥猪”(富豪)事件发生。为了防备土匪干扰发掘工作,罗县长派出80名士兵日夜保护发掘工作队和发掘现场。不过,发掘工作终因“邻近匪风甚炽”,只进行了10天便告结束,共获得各种玉、石、陶器600多件。领导发掘者除葛维汉外,还有华西大学博物馆馆员林名均。事毕,当葛维汉、林名均将它们全部移送县政府过目时,罗县长慷慨地说:这些器物很有科学价值,把它们送给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

1934年,葛维汉整理出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简报》,他写道: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其先见卓识,令人惊讶与感叹!当时的中国学者、外国学者、中国普通老百姓、中国地方官员、地方军队将领,抱着对中华文明强烈的自信心和热烈向往之情,自觉地担负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义务,由此揭开了以后半个多世纪的三星堆考古序幕。  

 

三、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

 

   葛维汉、戴谦和率先在中国西部建立第一个博物馆,是华西博物考古的奠基人。1914年戴谦和在华大筹办博物部,1932年博物馆正式成立,有标本6000件,葛维汉被任命为馆长(任期1932-1941年)。戴谦和是一位具有创造力的梦想家,葛维汉则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收藏家,两个训练有素的人,配成黄金搭档,共同开发这座博物馆,大量的古物,经科学的分类,向公众开放。每年前来参观者不少 于6000人。

1941年郑德坤主持馆务,又聘请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教授、华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宥教授等共商馆务。郑德坤,人称“四川考古学之父”,这位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博士,把博物馆建成了一个教育中心和收藏中心,他对馆藏资料进行了科学的分类,用图片的形式举办展览,介绍四川丰富多彩的文化。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以至当时援华助战美军等络绎不绝前来参观,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一道特别的风景。博物馆也因之名声大盛,被誉为成都当时的“重要名胜地之一”。经数代中西学术人的收录,到1951年华大古博物馆陈列的标本3万余件,所收罗古物文物至1950年达3万余件。分为三大类:古物美术品、边民文物、西藏标本。古物上起史前石器,下迄明清金石书画,应有尽有。边民文物,包括羌、彝以及摩西、摆夷、开钦等民族器物、文物。西藏标本尤为丰富,曾有外国报纸誉之“世界各博物馆之冠”。

1914年戴谦和筹办博物馆,历数十年风雨沧桑,由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演变为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以至今日的四川大学人文数字博物馆,现已成为国内大学博物馆中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在海内外都具有较高的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