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五大学战时救护队

杨振华

 

    1939年,我在华西协合大学解剖系任助教。那时抗日战争已到了十分紧迫的关头,日寇侵占了我大半国土,国民党首脑机关被迫转移到重庆。由于有大西南的天堑险道作屏障,日军难以从陆上攻进来,使用飞机轮番对后方的城镇进行狂轰滥炸。成都是日机重点轰炸的目标之一,随时都可能遭到袭击。

    这年四月的一天,中大解剖系主任张查理教授和华大医学院解剖系的陆振山助教告诉我,华大与内迁来的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的师生正在积极筹建战时志愿救护队,并要立即进行防空袭的急救培训,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时值国难当头,人人都有为国家,为民族尽力的愿望,我当即爽快地答应下来。

四月底,救护队成立的那天,五大学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仪式。华西坝上所有大学的负责人均赴会以示支持,华大张凌高校长在会上讲了话。他鼓励队员们努力地学习救护本领,培养练就勇敢的牺牲精神。当发生情况时,要极尽全力地抢救受难同胞。救护队负责人张查理接着说明了学习的目的和学习日程安排。张查理、陆振山、刘崇耀等人和我被指定为教员。

上课的时间定在每周六晚的7点至9点半,学习内容有:空袭救护的目标和注意事项;伤的种类——炸伤、烧伤、挤压伤、软组织伤、出血、骨折及处理;生命与死亡的体征和鉴别;人工呼吸、止血法、伤口包扎、骨折固定的方法;伤员的搬运、担架的使用等。此外,对成都市内医院的分布也作了介绍,以便能及时将伤员送达医院。课程由张查理安排并由他承担了大部分专题讲授。张毕业于沈阳小河园医学院,后在南京中央大学时参加过空袭救护,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在授课中,我们特别注重突出教学的实用性,要求学员一面学习,一面演练。参加学习的多是文理科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大家学习的热情非常高昂。在有二百个座位的赫斐院二楼大教室,因为人多,学员们只能站着听课。演练时,就连平时最怕羞的女学生也争先恐后地充当模拟伤员,以能让大家练习包扎、作人工呼吸,在当时,这种精神确实是十分的难能可贵。

六月初,参加救护队的师生已达300多人,救护队分成三个大队,吴庭椿是华大大队长。各大队辖三个中队,每中队有三小队。我所带的二小队有二十多人,制药系二年级学生黄孝卓分在我队中,她是一个学习、做事都很认真踏实的好队员。在几天后为执行救护任务被残暴的日本法西斯杀害。

1939年6月11日,日机空袭了成都。是日下午7时半,27架日机咆哮着向市区扑来。黄孝卓与救护队员周芷芬、崔之华得知敌人要轰炸城市,三人立即奔赴救护队集合地。当她们即将赶到集合点时,黄被日机投下的炸弹弹片打中头部和腿部,当即倒在血泊中,周芷芬也负了伤。

被炸的成都,此时已被浓烟笼罩,成了一片火海。空袭警报尚未解除,各救护小队已迅速到达城内、城外的被炸区。在黄孝卓不畏牺牲的精神鼓励下,救护队员们奋不顾身地冲进燃着大火的废墟,救出受伤的群众。到处有救护队员为伤员包扎,用担架抬着重伤员紧急地送往医院。

华大的事务所(即办公楼)前也开设了临时救急站。那天,我是被留在这里唯一的医生。一批又一批伤员从附近地区抬来。至午夜,仅重伤员就有七、八十人。受伤最重需立即手术的22人由担架队即刻送往市区,其中仍有7人因伤势过重在途中死亡。由于被炸后在各医院早挤满了人,剩下有60多名伤员再也无法送出,要靠我们来抢救。刚治疗几个伤员后,我手头只有一点吗啡可用了。战时药品极度缺乏,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用止血绷带把伤员的伤口捆绑好,止住大出血。我和救护队员们彻夜守护着,轮番处置伤情,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保住了这些伤员的生命。次日早晨,所有伤员终于被转送到大学设在四圣祠、惜字宫和陕西街的联合医院。

这次空袭抢救,是五大学救护队经历的第一次战斗的洗礼。在1942年苏联和美国空军未进驻前,日机还曾多次袭击过成都,在每次袭击时,队员们冒着敌机的弹火,冲锋在前,全力投入救护,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此外,还有许多救护队员在尚未毕业前,就放下笔杆,拿起刀枪,从救护战伤的后方走向抗击日寇的最前线,来与敌人进行殊死的较量。

在全世界人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回首五大学战时救护队的成长和发展经历,心中感慨万千。尽管这支队伍没有建立过惊天动地的伟业,然而在她身上充满着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光辉史册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杨振华 口述

                              孟 雷 整理

                            1995.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