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同舟伉俪情

 

---王大章和张蕴惠

 

中国口腔界召开口腔学术重要会议的时候,常有这么一对夫妇会应邀参加,人们也习惯地看到一幅动人的画面:车停好,男的下车,打开伞,回身替女的开车门,同时另一只手的手背下意识地紧贴在车门框上,生怕妻子碰到头——他们,就是王大章和张蕴惠夫妇,这一小小的动作和细节,已伴随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

王大章、张蕴惠夫妇同为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的著名口腔专家、教授,一个是中国口腔颌面外科的开创者之一,另一个是中国牙周病学著名专家之一。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在华西坝这块人文荟萃的沃土上,王大章和张蕴惠夫妇工作中是同事,生活中是伴侣,携手前行,共同攀上了事业的巅峰。

 

王大章夫妇(右一及右二)与口腔旧同事们

 

情定华西坝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王大章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平凡的家庭,从小聪明伶俐,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是老师们眼里典型的“三好学生”。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抗美援朝、风起云涌,当时还在成都名校石室中学就读的王大章,同很多热血青年一样,满腔爱国热情,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去保家卫国,但他的申请没有获得组织的批准,而是被安排参加高考,上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原四川医学院口腔系、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下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当年进“华西”,懵懵懵懂懂、稀里糊涂。

同年,出生于1934年、成长于“山城”的张蕴惠,也从重庆名校南开中学毕业,考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王大章与张蕴惠不仅同班,而且同组。就这样,犹如童话故事,两个分别来自川西、川东的年轻人,在美丽的华西坝浪漫邂逅了,拉开了“东西合璧”爱情故事的序幕。

大学时代的王大章,品学兼优,才华横溢,英俊潇洒,风度翩翩,是学校里很多学生的楷模和偶像;张蕴惠则风姿绰约,聪慧活泼,个性鲜明,端庄秀丽,进校就成了“班花”、“校花”。张蕴惠第一次出现在王大章面前的时候,他就觉得眼前一亮,宛如于漫天云雾中凸现一轮明月,格外明朗,心中甚为喜欢。“当时,追她的人很多,追我的人也不少!”回首往事,王大章也不禁自我调侃道。

当时的四川医学院,承袭了华西协合大学之遗风,校园氛围相对开明,但学生谈恋爱还是不允许的,互有好感的王大章和张蕴惠,一直保持着纯真的友谊及适当的距离,经常一起进餐,一起探讨专业问题,一起谈理想、谈人生,海阔天空,无所不及。华西坝上轻扬的梧桐树下,典雅的西式建筑前,悠扬的钟声里,到处都留下他们一起学习、生活的印迹,留下了一页页值得回忆的往事。因此,尽管当时两人还没有正式确立恋人关系,但口腔系的同学们已把他们称之为“郎才女貌、天生一对”。

王大章和张蕴惠两人之关系真正发生质的变化是毕业前的实习阶段。经过长期的接触,两人彼此加深了了解,都觉得对方就是自己今生要找的“那一半”。正所谓“有情人终成眷属”,毕业两年后,两人走进了幸福的婚姻殿堂。

 

风雨同舟伉俪情

 

王大章是个热血男儿,富于感情,易于激动,又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刚毕业留校那会儿,王大章的工作担子非常重,除了要在学校当团干部,还要到医院上班,加上当时外科人手又少,值班、加班,家常便饭,家里的担子落到了张蕴惠的身上。“长期以来他都是领导、业务双肩挑,比别人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医院的同事都知道,每晚最后灭灯的是大章的办公室。他对家庭顾及较少,作为妻子,我能理解。”说这些的时候,张蕴惠一直保持着惯有的微笑。

两人结婚后,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性情温良、深识大体的张蕴惠都给了丈夫无限的支持。1959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恰逢国家经济困难,牛奶票少得可怜,根本不能满足孩子的营养需求。此时,张蕴惠展现出了 “中国式”母亲和妻子特有的坚强和韧性,自己张罗和想办法,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稳固的“大后方”,免了丈夫的后顾之忧。

1960年,王大章刚刚25岁,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年份。当时,在连主治医生都还不是的情况下,他被破格任命为医院颌面外科副主任。尽管当时国家正在着力培养年轻干部,但当时医院里还有几个同样很优秀的年轻医生,然而组织偏偏选中了他!对此,王大章认为,除了自身过硬的业务素质,更重要的可能是自己长期以来尊师重道、尊老爱幼,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关于王大章为人处世上的这一优点,在随后的几次政治大考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反右”时期(1957-1965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异常狂热的年代,到处都充斥着非理性的思潮,谁被划为“右派”,谁就会成为另类,就可能家破人亡。因此,如何界定“左中右”是一件极为慎重的大事。当时,作为医院“反右办”主任的王大章,每天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坚决不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一再坚持认定华西口腔队伍里面没有“右派”,因此避免了很多师生受牵连,维持了医院的正常运转。

曾经有一段时间,王大章遭人恶意举报,组织调查时,很多人站出来替他抱打不平,最终得以化险为夷。“好心有好报,公道自在人心!”回首往事,王大章颇有感触地说。

随着“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之狂潮席卷全国,王大章等华西口腔一批原来“根红苗正”、“又红又专”的医护人员几乎全部变成批斗对象,医院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不能出诊,不能做手术,被抄家成为家常便饭。王大章多年费尽心思搜集下来的很多珍贵资料,也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抄家中不断流失,再没重现,至今令他遗憾不已。

因为难以承受非人的身心折磨和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压力,有人坚守,有人变节,有人发疯,有人自杀……在这种极为压抑而又无可奈何的政治历史背景下,张蕴惠和女儿一直陪伴在王大章身边,给予他无限的支持和安慰。他们的爱情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当时,曾有人一次又一次诱导甚至强迫张蕴惠出来揭发检举王大章,但笑颜常开、性格温良的张蕴惠每次都是横眉冷对,她斩钉截铁地说:“我跟他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我清楚他是怎么样的人,没什么可揭发的!”

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张蕴惠成了王大章最好的倾诉对象,他们互相支持,相互理解,用自己的良知和真爱凝聚力量,度过了那不堪回首的十年。

 

孜孜以求创特色

几十年来,王大章始终站在一线从事口腔颌面外科学的应用基础和临床研究,与口腔同道一起,承前启后,开拓进取,为建立和发展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口腔颌面外科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早在上世纪60年代,王大章就与研究组一起,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把颜面疖痈合并金黄色葡萄球菌败血症的死亡率由原来的40%降低到4.4%84例)。70年代末,王大章在国内较早地开展了口腔颌面部恶性肿瘤复发灶与双侧颈淋巴结同期清除术、颅颌面联合切除术、籍小血管吻合皮瓣游离移植修复口腔颌面部大型组织缺损及神经吻合与移植的显微外科新技术,应用血管化的足背皮瓣即刻修复颞额部肿瘤切除后的皮肤缺损,并成功地开展了颅面切除术治疗累及颅底的晚期口腔颌面部癌瘤。80年代,王大章与合作单位采用新工艺方法研制成功羟基磷灰石微粒人工骨(HA),并首先在国内成功地应用于临床,该研究后来获得了布鲁塞尔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及国家发明奖,并在临床推广应用至今。

1982-1985年,对王大章和张蕴惠夫妇而言,是拓展视野、克难攻坚、极不平凡的三年——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为了更加神圣的使命,这对恩爱的夫妻不得不短暂分开,分赴北美进修学习(王大章1982-1984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牙医学院口腔颌面外科系和麻省总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研修,注册后受聘为口腔颌面外科医师;张蕴惠教授1984-1985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牙学院研修牙周病学,受聘为客座教授)。对于这段短暂而又受益匪浅的留学经历,王大章经常调侃说“我们夫妻俩为此‘离’了三年婚”。

西方发达国家口腔领域技术的日新月异令第一次踏出国门的王大章大开眼界,各种技术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治疗理念更新换代的速度令人目不暇而,强烈的差距感使他内心感到十分震撼。与此同时,王大章也惊讶地发现,同美国传统的牙医学教育体系相比,中国的口腔教育体系具有创新性,这一点在颌面外科领域尤其明显。在美国,医学分科机制十分严格,牙科医生不能进行颌面外科手术,遇到涉及颌面的病例,牙科医生不能越 “雷池”半步,必须假外科医生之手完成。反观中国的口腔教育,大部分的口腔医生都是先经过扎实的全科医生教育之后,才真正进入口腔临床的系统训练,基础更好,综合性更强。

在哈佛大学牙医学院口腔颌面外科系和麻省总医院口腔颌面外科进修期间,起初美国同行对来自中国的学员不怎么看得起,对中方学生提出的一些建议或者解决方案也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当时“中国”一词相似于 “落后”、“愚昧”、“无知”,王大章并不因此而自卑和气馁,而是暗暗发力,用行动和事实说话,他多次以中国颌面外科的独特经验,先后辅助美国同行出色地完成多个在他们看来几乎是“不能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使对方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由衷地认为中国颌面外科“颇具特色”。1983年,王大章应邀在美国第65届口腔颌面外科年会做报告,并于1985年应约在美国JOMS杂志发表了反映我国颌面外科经验的《A Modified Centripipetal approach to Parotidetomy》。“毫不谦虚地说,颌面外科是中国的特色!”谈到颌面外科,王大章不无骄傲地说。

上世纪80年代,王大章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华西组建了外科与正畸联合治疗牙颌面畸形的研究组,并于1985年在国内首次举办了正颌外科讲习班,介绍推广当时国际正在兴起、国内刚刚起步的正颌外科(Orthognathic Surgery)的新技术并进行了手术示教。随后,又主持并对牙颌面畸形的分类、诊断、外科治疗的生物学基础、治疗设计、疗效预测及手术方法等进行了系列研究,在国内首先建立了颅颌面二维及三维测量分析,正颌外科摸拟手术及效果预测的计算机辅助系统,改进推广了经口内途径施行单颌及双颌同期矫治术,并积极培养人才,为我国现代正颌外科学的建立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王大章与国际上同步地在国内建立起了颞下颌关节内窥镜的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基地,开展了颞下颌关节内窥镜外科的生物学基础与临床应用,以及颞下颌关节病的系列研究。确证了TMT内镜外科技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确立了国人(活体)正常与病变的TMT内窥镜检标准图谱,在此基础上成功的在临床开展了TMT内窥镜诊断及微创外科治疗手术,开拓和发展了我国的颞下颌关节镜外科。80年代后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王大章又作为课题负责人与合作单位一起,在国内外首次研制成功了放射性抗癌新药磷[32P]玻璃微球(Glass Microspheres phosphata-32P-32GMS)并在一系列实验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成功地试用于临床治疗口腔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效果,并已引入肝癌等的治疗研究。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03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由王大章教授主持进行的抗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单键抗体(VEGF ScFv)的构建和人源化及其抗癌效果的系列研究,首次构建、表达并进行了抗人VEGF ScFv的活性鉴定,证实了其抑癌作用,获专利,为以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为靶的抗癌治疗新途径提供了理论和实验依据。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正是经过长期持续不懈的努力,王大章几十年来在口腔临床、科研或教学上硕果累累,先后获得科学大会奖一项,国家发明奖一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2项,发明专利2项。1996年,王大章当选为中华口腔医学会第一届副会长;1999年,被日本齿科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06年,分别获得中国口腔颌面外科建设发展突出贡献奖及中华口腔医学会建设与发展杰出贡献奖;2010年,被国际牙医师学院中国区授予“杰出院士”称号……

 

巾帼不让须眉

王大章在中国口腔界建树颇多,著述等身,妻子张蕴惠同样“巾帼不让须眉”——长期以来她同样也是“双肩挑”:除了努力为丈夫构建好一个坚定、和谐的“大后方”,还坚持奋战在口腔教、医、研第一线,是我国较早(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专攻并一直从事牙周病教、医、研的著名牙周病学专家之一,先后获得了多项富有创建性的科研成果,为我国牙周病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一直很享受自己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谈到自己从事的工作,张蕴惠开心地说。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各个时期,张蕴惠均有创新的研究与成果,如包括牙周病在内的10万人口腔流行病学调查,牙周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及临床防治的研究,牙周病学动物模型实验研究,等等。70年代,张蕴惠又开始在我国首次研制成功的防龋涂料基础上,采用国产防龋涂料,进行预防儿童点隙裂沟早期龋的临床应用研究,坚持把牙周病的病因学的基础研究与临床防治结合起来。

近二十年来,张蕴惠主要从事牙周组织再生与新附着,牙周病手术治疗的生物学基础与临床应用,以及生物替代疗法防治牙周病的研究等,获得了有创建性的成果。由张蕴惠亲自主持完成的人牙龈成纤维细胞(HGF)对不同根面状态的附着指数及定向生长的实验研究,首次在国内成功建立了HGF细胞株,及人牙龈成纤维细胞相关的生长、附着,移行指数的测定分析,以及不同根面状态对牙龈成纤维细胞生长附着影响的研究,使之成为一种对医用植入生物材料的生物相容性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检测手段、研究方法和评估指标,以及对牙周致病菌内毒素毒力检测的有效方法,并可用于相应的研究工作。

从医、从教几十年来,张蕴惠教授先后主持或主研了国家与省部级基金以及国际合作研究课题共12项,成果获省部级奖3项,主编了《牙周外科手术学》、《口腔内科学》、《实用口腔科学》等专著12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多次应邀赴美国、加拿大、日本及香港、澳门地区参加国际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及合作科研。

“我太太心态好、状态好,性格温和,好强而不好胜,多年来无论是跟同事还是朋友,都相处得融洽。她治学严谨,医德好,医术精,理解丈夫,关爱儿女,关心病人,呵护学生,不仅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也是一位好医生、好老师!”每次谈到妻子,王大章脸上一直都洋溢着幸福和自豪:“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相对而言,王大章觉得自己这些年来亏欠妻子太多:自己不仅很少顾及家庭,业务上也没给妻子足够的支持——尤其是当了院、校领导之后,在评定职称、科室负责人任命和出国人员安排时,宁可让妻子受委屈,常把机会优先留给他人。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王大章和张蕴惠夫妇历经磨难和曲折,亲情、友情、爱情,事业、人生、生活,酸甜苦辣一切尽在其中,他们之间真挚忠贞、多姿多彩、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让我们深深地感动,令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