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父母亲

---钱和年教授,佘铭鹏教授

佘仪堇

 

   从记事起,就看到家里摆放的这张英俊父亲美丽母亲的放大合照。长大后我曾问他们:“为什么爬到房顶去照相,真够调皮的。”父亲笑着答道:“那是华西坝附近的一个土地庙。”华西坝,从此成为我梦中最美好的地方,那里不仅开启了爸爸妈妈卓越的医学生涯,更是孕育他们爱情的摇篮…

华西协合大学读书时合影

 

我心中的妈妈---母亲钱和年

   1925年,我的母亲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一个富庶,盼望女儿的家庭。她的母亲,我的外婆毕业于美国教会学校,外公从事洋务买办。先于母亲的到来,家中已有俩个哥哥。母亲在天津租界,外公外婆的万般宠爱中长到11岁,经历了她人生的第一次变故,外公病逝。外婆一人抚养兄妹成人,并送兄妹三人离开日本占领的天津到四川大后方完成学业。母亲1949 年从华西协和医学院毕业。她的学术医学贡献大概她的学生们更比我了如指掌,在我心中她既不是严师,也不是名医,教授,只是我至亲至爱的妈妈,最最懂我爱我的妈妈.....2002 年5月15日,从那个浸满泪水的日子,时至今日,妈妈已离开我十四年,每逢心中抑郁或身体最为不适,轻轻喊出的仍是“妈妈”俩字。因为是妈妈带我到人世间,只有她那超出凡人的抚育,才可能让我这个早产儿存活成长于世间。

   我出生于那众所周知的“三年自然灾害”年代,虽是足月,却因母亲的严重营养不良,出生时只有一千九百克。据母亲讲,帮她接生的同事本来与她有说有笑,等我出来后不做声了。母亲忙问她怎么了,回答“太小了,养不活”......足月早产儿--母亲为我下了结论。

   因为太小,无力吸吮,母亲用滴管把奶一滴滴滴入躺在温箱里的这个一千九百克足月早产儿的嘴里。因为太小,接回家后,母亲不敢让这个足月早产儿单独睡在为婴儿准备的小床上,而是放在身边睡,可以随时喂奶,观察婴儿的任何不适。正因如此,经常失眠伴随了母亲的余生......

   幼年的记忆是模模糊糊的,但母亲医院里儿科的几位主任,医生形像,以致姓名,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幼年的我是他(她)们门诊,病房的常客。面黄肌瘦,大概是对幼年的我最形像的描述。幼年和童年的我没有食欲,妈妈想尽各种办法。诸如把橘子,西红柿榨成汁加糖;鸡蛋做成蛋羹或荷包蛋,等等等等;以致女儿至今都笑我 “你也太难养了”......

   小学毕业后,我的体质完全赶上同龄人,妈妈也从此成为我最最贴心,无话不讲的“闺蜜”。从青春萌动到养儿育女,喜怒哀乐,妈妈总是静静听着,听着,有时会讲一些自己的经历,却从不简单的评判对错,告知必须怎样做。记得谈恋爱时(当年的男朋友,如今的老公),妈妈正在纽约Lenox Hill医院任客座研究员。兴奋快乐,忐忑争吵,全部跃然纸上。妈妈对此事的回应只几句:“妈妈相信你的判断力! 你的他,一定是喜欢你的和你喜欢的人,而不是其它。” 诸如此类,可以写下很多很多的故事。挫折失落时,妈妈鼓励:“妈妈知道你最勇敢,不怕!”遇人不淑,被朋友背弃伤害时,妈妈劝慰:“你只要做到了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就没什么遗憾的. 没有说教,没有武断,更没有母亲大人的“威严”。润物细无声,妈妈的善良,正直,坚韧,无私以她特有的方式传递......

   “本仁恕博爱之怀,导聪明精微之智,敦廉洁醇良之行”的母亲

   上个世纪1918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成立时的院训,体现了母亲的医学生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中国人自行筹资建设和管理的第一家综合性西医医院,创建于1918年,最初命名为“北京中央医院”,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博士任首任院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于1942年4月由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创建。母亲1949 年从华西毕业,一年的住院医生活后,1950年随父亲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原北医人民医院)开始了她的医学生涯。母亲在这里从事妇产科医、教、研工作四十余年。她的名字与其它人民医院妇产科前辈的闪光名字一起让人们尊崇敬仰,亲切缅怀。许多被他们教育,被他们救治,被他们感动的人,永远铭记他们给人类留下的最好礼物——“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和理解,对人的善良、同情、友爱;以其用毕生的精力改善人和社会的执着”。

   从记事起,在我眼中,母亲的工作永远忙碌:小夜班,一线大夜班,二线大夜班,半夜紧急的敲门声(儿时的家住的离医院不远,妈妈戏称这是三线大夜班)。周末,儿时的我常常随妈妈去值班,在值班室静静的看大人们忙碌,最喜欢隔窗看婴儿室里的小宝宝。产房是禁地,母亲不许我靠近。左邻右舍,学校的老师,就连菜场卖菜的大妈都是妈妈的病人,走到那里都会听到:“看,那就是钱大夫的闺女,我家闺女就是钱大夫接生的。”

   文革中,妈妈被派去医疗队,一个接着一个。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思茅地区,河北最贫苦的山区农村平泉,等等......一去就是一年。在那里定期授课,医疗实践中带教。无论白日黑夜,刮风下雨,背起诊箱就跟家属走崎岖的山间小路,到患者家中出诊。妈妈讲有几次险些从山间小路上摔下山,送了命。那是我儿时最恐惧的日子,天天盼妈妈早日回家。

   产科学、妇科学慢慢分了家,母亲全部精力集中到妇科肿瘤学。她有着一双神奇的手,手术一流,是她科里做妇科肿瘤根治性手术第一人,以后带出许多学生。亲戚朋友,朋友的朋友,同事,同事的朋友......熟悉的,不熟悉的,需要做妇科手术,都会找上门来,母亲一定尽全力满足,一针一线的礼物也要退回。1986年近54岁时,从美国纽约Lenox Hill回来的母亲带领冯捷,崔恒,付天云,白手起家,成立了妇科肿瘤研究室,在国内首先制备出卵巢癌单克隆抗体,这里的艰辛大概只有他们四人懂得。1989 年她与北医第一,第三医院教授共同申请,使北京医科大学妇产科成为国家教委重点学科。1992年在国际上首先制备出卵巢癌抗独特型抗体,已经应用于临床诊断,用于研究卵巢癌的疫苗。先后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2次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及2次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对卵巢癌患者Ш期经过放射免疫显像,三年生存率达64%,而未进行过者只23%。多次赴美、日、香港等参加国际会议,并曾在纽约医科大学、Sloan Kettering 肿瘤中心等作学术报告,在国内外等杂志发表文章近百篇。1993年获北京医科大学桃李奖。2001 年获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中国妇科肿瘤特殊贡献奖。她还兼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学论坛报特约主任编委,主编及参编了多部专著,北京医科大学职称评审妇产科组组长,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国际妇科肿瘤学会(International Gynecologic Cancer Society IGCS)会员。1983~1984年在美国纽约医科大学Lenox Hill医院任客座研究员。


 

我心中的爸爸--父亲佘铭鹏

 

   父亲在我心中是智慧,渊博,幽默,坚强的像征。情窦初开,幼稚的我曾问妈妈:“你为什么喜欢爸爸?是他的聪明还是幽默?”妈妈笑笑,只讲给我一段小事: “我们在华西时,一帮同学常常会远足郊游。你爸爸很会做广东粥。大家玩累了,又饥又渴,你爸爸就牺牲自己的休息,为大家熬广东粥喝。” 妈妈以她特有的方式做了回答……

   妈妈离开我们一年多后的一次探亲,我担心父亲太孤单,建议要不要再找个老伴。父亲回答:“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像你妈妈那样懂我,爱我。我不要再找老伴!” 坚强的爸爸,经历了近九年,大概再不愿忍受这离别的痛苦,2011年1月29日驾鹤西去与妈妈团聚……

   1924年,父亲出生在北京一个殷实的铁路工程师家庭。祖父母祖籍广东,祖父是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師詹天佑的学生和得力助手,参与兴建多条早期由中国人自行修建的铁路。父亲也因此随家里住过很多地方,学会几种方言。不过他的英语发音不如母亲的纯美音标准,当年母亲进华西,英文免修,可见她的童子功底。

   儿时的我倍受父亲的宠爱与娇呵,记得最开心的有俩样事:一是在他踏进家门时被他高高举起,称“举高高”,二是周末骑在他身上开心的“隔著”他,他却一点不怕 (我最怕“隔著”)。妈妈总是站在边上笑着,看着,偶尔会说,”慢着点,别把她摔了” ,“轻点,别把爸爸的骨头压断了”。

   195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与中央卫生研究院合并成立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老协和临床前期的部分学系并在一起组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病理系并入其中。1969年,在“林彪一号命令”之下,实研所, 协和医院病理系全部搬赴四川简阳。妈妈工作的人民医院坚决不放妈妈走,爸爸不会走关系,求权贵,玩技俩想办法留在北京。就这样,爸爸妈妈被迫两地分居近五年。记得爸爸每次探亲后回四川,每次在火车站我都要大哭一场,妈妈紧紧抱着我,会说“不哭,不哭,我们勇敢.” 可我分明看到,每次妈妈的眼圈都是红红的……

   妈妈有个姨住在北京,我称姨婆。过年过节,妈妈常带我们一家去姨婆家做客,拜年。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收音机里只有样板戏。娘娘,舅舅,姨父,舅妈们与爸妈一起创造自己的娱乐活动,丰富了那个年代枯燥生活。我喜欢看他们打桥牌,爸爸记忆力极佳,牌技高超,娘娘,舅舅,姨父,舅妈们都抢着要与爸爸一组,妈妈从不参战,只是在边上笑着,看着。我也喜欢听他们唱歌,姨婆家有架钢琴,记得常常是大舅妈或小娘娘弹,大人们合唱,大多是英文歌曲,妈妈这个时候是一定加入的。再就是大人们围着爸爸,侃大山。爸爸博闻强识,幽默风趣,时而看到提问的娘娘,舅舅,姨父,舅妈们静静聆听,时而他们被爸爸的诙谐逗得轰堂大笑。有个姨父性格内向,因出身不好,大学,工作都经历不少挫折,平日总爱坐在角落,话不多。爸爸总爱把话题引向他,让他回答他熟知领域的问题,并以风趣的玩笑夸赞他,让他在众人面前显示出才华能力。“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我又想起妈妈说过的话……

 

病理学家的父亲

   父亲1949年从华西毕业,1950年1月在华西大学医学院任内科住院医师;1950年9月至1951年7月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科进修;1951年8月~1960年5月中国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系助教,讲师;1960年6月~1974年4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中国协和医学院病理系讲师,副主任(1962年~);1974年5月~1978年9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组及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副主任,副研究员。1978年10月~2011年1月29日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研究所病理系副主任、主任(1982~1987)、副研究员、研究员、教授(1981~),基础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常务副所长(1982~1985),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部主任(1983~1985)、名誉所长(1985~2011)等等。

   关于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科,听父亲讲过一件趣事。195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科进修结束后,当时协和内科张孝骞教授,病理科胡正祥教授都要把爸爸纳入旗下,收为门徒。爸爸曾在华西做过近一年的内科住院医师。对内科,病理科都极有兴趣。病理科胡正祥教授得知此事,把爸爸找去,当着爸爸的面打电话给张孝骞教授:“这个年轻人我要了,你不许跟我抢。”爸爸就是这样被胡正祥教授抢到了病理科。

   病理学界泰斗胡正祥教授,1966年,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因为他研究细菌和疾病,医院里有人竟然硬說,美国在朝鲜战爭中使用了细菌武器,而那细菌武器里所用的细菌,是胡正祥制造的。1966年8月,協和医院的造反派和附近中学的紅卫兵到他家抄家,並且毒打他和妻子。胡正祥后用剪刀自杀。他的妻子也隨后自杀。在那个对胡正祥这个名字避之唯恐不及的年代,父亲自己因为出身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已履薄临深,但仍尽自己所力帮助处理胡正祥教授的善后事宜。从那时起,我知道了胡启民叔叔,我们家与胡正祥教授的儿子胡启民一家也成为极好的朋友。在爸爸的遗物中,家中书桌的抽屉里有一个大信封,里面竟是一张放大的胡正祥教授的正面照和一张1964 年协和病理学师资培训班的集体照,恩师爱徒,在天上再聚首。

   中国第一代病理学家胡正祥在协和举办过数届病理学师资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病理医师,爸爸有幸成为胡正祥教授师资班老师中的一员:刘永、王德修,佘铭鹏、臧旭、张庆锡,夏求浩。

   绒毛膜上皮癌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肿瘤。1954年,父亲和中央人民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协作,应用外检和尸检标本,分析绒毛膜上皮癌和恶性葡萄胎的病理形态,鉴别诊断以及随诊预后。发现肿瘤组织内绒毛滋养层细胞分化的高低及坏死组织的出现,作为衡量良恶性诊断的指标虽有一定参考价值,但病人随诊的结果显示,如果能在切片的瘤组织中找到绒毛结构(包括保存一定结构的退化绒毛),病人的预后将远较没找到绒毛结构的病例为好,并认为这一现象,可作为恶性葡萄胎(有绒毛结构)和绒毛膜上皮癌的鉴别指标,简便易行。

   1959年胡正详和杨简教授把这一发现收入到他们二人所撰写的“建国十年来我国病理学的进展”一文中(中华病理学杂志1959),并建议父亲扩大观察病例人数和继续随诊。父亲继续和协和医院妇产科唐敏一教授协作,共分析了恶性绒毛膜肿瘤219例(其中恶葡84例,绒癌135例),进一步验证了瘤组织中绒毛结构的存在与否和预后的密切关系,同时还研究了绒癌的一些发展规律和转移途径。这项研究结果,被遴选参加1967年在东京召开的第6届世界肿瘤大会,由于文化大革命,未能前往,论文于1967年发表于China’s Medicine(即Chin Med J)。

   在20世纪60年代,父亲和他所在的研究小组先后开展了对子宫颈癌发病机制的研究。通过分析对宫颈癌病人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1960~1961年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妇产科协作,在分析10例正常妇女整个月经周期每天全部尿内排出的雌二醇、雌三醇、雌酮和孕酮的量和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和宫颈癌病人的检查结果对比,提出宫颈癌的发生和体内雌激素增高关系密切。

   记得有一次我在妈妈工作的病房里看到穿白大衣的爸爸,十分惊讶:“你怎么跑到妈妈医院来啦?”“我在给妈妈当学生。”这是爸爸的答案。

   1955~1978年间,爸爸负责医院临床病理诊断、保健、会诊及病理教学。因最高领袖的需要,更是看重了爸爸的才华,1973~1977年调他担任慢性支气管炎与肺心病全国病理研究组组长,中国医学科学院支气管炎与肺心病研究领导小组副组长。爸爸通过分析大量现场调查资料、尸检标本病变和动物实验结果,研究导致细支气管炎发作的原因和发展为肺心病的病理机制,明确了反复感染、急性发作引起细支气管扩张、肺间质纤维组织增生及小血管壁增厚、结构重组和肺心病发病的密切关系,获1978年中国全国科学大会奖。

   爸爸又被按排研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理和防治。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首先在恒河猴实验中发现脂质和单核细胞浸润与粥样斑块形成密切相关;通过灵长类动物树鼩证明了高密度脂蛋白及载脂蛋白AI抑制脂质沉积和粥样斑块形成;最先建立了人apoAI转基因小鼠模型,并提出了血清apoAI和HDL水平是目前预测高脂血症和冠心病转归的最可靠指标。对慢性支气管炎和肺心病的发病机制、“非典”肺炎病理研究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听妈妈讲,爸爸最喜爱的是做肿瘤的病理诊断与研究,但他没有选择。无论做什么,他都把研究课题做到了极至,在我心中他永远是智慧的楷模。

   1982~1997年父亲先后5次去美国华盛顿三军病理研究所短期学习和考察。他一直认为,病理形态学对临床诊断、科研和医学教学都非常重要。尤其对确定病变组织或细胞发生病理变化的位置和其良恶性性质(定位和定性),有其独特的优点。但病理学必须吸取其他学科,例如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生物物理学等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不断丰富本学科的内容,才有可能取得更大的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末,在胡正详、白希清、杨简、吴在东、刘永等老一辈病理专家领导下,父亲长期参与和协助处理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和中华病理学杂志的有关事务。在70年代中,他和刘如松、蔡振国教授,为筹备文化大革命后中华病理学杂志的复刊,做出出色成绩。1985~2000年在他担任中华病理学会主任委员和两任中华病理学杂志总编期间,重视学术和教学经验交流,并通过省、市不同规模的经验交流会,大力号召提高病理制片的技术质量。1986年他和吴秉铨教授赴维也纳参加国际病理学大会,成功地争取到中华病理学会作为成员之一,加入国际病理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Pathology,IAP)。

   我女儿今年夏天大学毕业后被医学院录取。两代人成就的医学梦,跨过近一个世纪!在不久前女儿MD 生涯开始的医学院新生入学白大褂仪式(White Coat Ceremony)上我百感交集。感恩我的生命与你们交集-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女儿!

   愿女儿传承那浸入血液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自古至今的医魂,在这纸醉金迷的时代珍惜医者的那份荣耀 和圣洁!

 

女儿佘仪堇于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