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爸爸——彭恕生

 彭敦礼

今天是爸爸去世的第四天，下午去清理爸爸遗物，我们精神恍惚的翻阅爸爸的书架，一叠叠用档案袋装着的论文底稿、笔记、实验记录等各种手稿资料堆放在书架上。随意翻看几袋，熟悉的字迹即映入眼帘，那时爸爸的字还很规整，加上各种符号和图表以及文稿上更改的痕迹，仿佛又看到爸爸在书桌旁看书的认真劲，看到爸爸整理得有条不紊的资料和书柜里放置得很好的常用物品，抽屉里还放着我给他的三十几年前在城隍庙街上买的一个很破旧的2M的仅2角一个的钢卷尺，同样还保存得那样好，心中不免又产生一种酸楚，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忍住哽咽，继续翻阅书柜，查找到几本我认为有用的书籍准备带回家。因为我们家几兄妹都没有学营养的，所以大部分专业书籍只能暂时放在这里了。我们想让爸爸的学生拿去，好让它们继续发挥作用。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从恍惚的神情中走出来，好像是在梦里，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梦境。我爸爸还在他的房里，还在椅子上坐着，或者还在床上躺着。还能张嘴吃我喂去的稀饭和加了白糖的药粉。我总不相信这些事真的发生了。甚至仿佛还听到爸爸在叫我呢。因为这个时候他该吃药了，或是想看电视了。

然而我向他房里望去，他的床真的没有了。被我和弟弟拆了放在凉台上了。我再仔细想想，是的，是我端着他的遗像把他送到了东郊的火炉里了。还是我亲自把装着他骨灰盒子放在了火葬场的存放格里的。我确实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这的确是真的，他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想着想着鼻子酸酸的眼泪又出来了。（右图，学生时代的父亲）

我父亲真是的，这辈子除了读书、教书，成天家里——办公室——图书馆三点一线，也不讲吃不穿，家里只有两台很旧的长虹牌彩色电视机和两三个小半导体收音机。家里没有装修，还保持着刚搬来是的老样子。甚至家里几次请了保姆来照顾他，保姆都嫌弃家里的条件，还嫌吃的不好。

打我有记忆以来，我就记得我们生活在重庆大学的一个山坡下的一排平房里，据说那叫重大的“松林坡”。那时我还只有两岁，夏天我爸爸把屋里的电灯牵到屋外，我们一家三口就在窗户外乘凉和吃番茄和柠檬汁，那 是爸爸以前在重庆买的美军的剩余物资——食用的柠檬酸晶体，爸爸说这叫“酸波儿波儿”。重庆的夏天是相当热的，据说人夜里往往被热醒，起来就可以看见人睡的席子上有一个汗湿的人型汗迹。那时爸爸妈妈为了我能睡好都不停的给我打扇。后来五四年全国院系调整，我爸爸是教生化的就被调整到了当时的华西协和大学（成都），后来改名为四川医学院。我还记得我们赶上了成渝铁路刚通车到的成都，在路上还因火车出轨还差点酿成事故而活不到现在呢。 （左图，重庆时的父母亲与我）

到成都以后我们就被安排住在学校的“西园”宿舍，现在的附属医院外科大楼的位置。我在帝维小学上的幼儿园。后来又搬到光明路（以前的广益坝），那时候我已经五岁了。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在家的周围开了几块菜地种了些菜，爸爸也经常去菜地管理菜园子。我当时是最大的，也担负起全劳动力的职责。汗流颊背的挖地种菜施肥。爸爸每天除了早晨去食堂为全家人打饭菜而外，就是天天看书学习，每天早晨我还在床上就听到我爸爸在读英语、德语、法语，有时也帮忙施肥浇水。那个时候爸爸对我可是管得很紧，每天晚上就叫我到他的书桌对面给我听写生字。写不起就打手板心，当时我还是哭着并悄悄在他的书桌上写上我记不得的生字。这样还是经常不能“过关”。由于我是我们三个当中最调皮（重庆叫“千翻儿”）的一个，所以经常挨爸爸的打是免不了的。记得最清楚的一回，一天中午我没有按爸爸的要求楼上去午睡，跑去光明路院里“粘蝉子”被他高声叫回，用竹子苍蝇拍杆打了十几个手心，打得我手都肿了，要是手缩回去就打脑袋。哎，我小时候确是挨了不少爸爸的打。我们三个当中就数我挨打最多了。也是因为我太“千翻儿”的原因吧。 （右图。与家人们在一块）

后来那个“史无前例”的“革命”来了。出身不好的爸爸当然跑不了的。打一开始就被“揪”出来。开始说是反动学术权威，后来又说是大地主。我爸爸十几岁就出去读书，然后就是工作，怎么就成了“大地主”了呢？其间又是批斗又是关“牛棚”又是反复写自己的材料，还经常被“革命组织的人押去接受审讯。体罚就不用说了，那是经常的，打你是他们阶级立场坚定的表现。无端地把这些本分老实、勤恳守法、忘我工作的、体弱的知识分子划归了敌人的行列。用暴力对待柔弱的知识分子。这种不体面的历史将载入史册。

我还记得我爸爸在我四岁时就对我说，再过最多十年我们就有自己的“family car”了，他们老了也不用我们抚养，国家会有很好的养老院的，那里吃饭医疗都有保障。社会上没有犯罪，没有偷盗，没有贪污腐败，没有深严的等级制度，党和国家会为人民安排好一切的，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就“苦难深重”了，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我甚至还庆幸我们真幸运，生在了这么好的地方，有这么好的制度保障。想来还真是尴尬，现在过了快60年了，该有的都没有，不该有的却都有了。我爸爸还真是“天真”哈。直到临终前还嘱咐我妈妈替他把今年全年的“党费”300元交给了他的学生，现在的教研室主任，请带交给组织。因为现在他还享受着每月100元人民币的“国务院特殊津贴”。这个为科学、为我国的营养学做出毕生贡献的老教授、老专家、老前辈、博士生导师还没有忘记“感恩”。现在他的收入（退休金）每月3000多一点，大概快赶上现在的科级干部了吧。 （上图为父亲常年看书工作使用的书桌及藤椅）

营养学会理事会议留影

我父亲平时生活相当简朴，至今还住在86年学校分给他的“高资楼”（建筑面积100平米）里。家里的家具全是五、六十年代购买的老式家具，还有我弟弟家淘汰下来的自己做的立柜、书柜、办公桌、和沙发等。饮食方面就更不用说了，这个为营养学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前辈”对自己的营养却一点也不重视，经常以陴县豆瓣和豆腐乳下饭，可能是六零年和以后几年的“困难时期”每月21斤粮食、半斤猪肉和半斤青油配给养成了习惯的缘故吧，也可能是知识分子在生活上普遍的“懒惰”，把有限的精力都放在了教学科研和工作上了吧，所以这辈子他都不怎么会料理自己的饮食，不会做菜，更不愿把时间花在家庭生活的舒适，菜饭可口上。当然就更谈不上营养了。他这样的生活状况和现在官员干部的公款吃喝，公款出国考察（旅游），拿着足以“养廉”的高薪却还享受着各种高额补贴，一个个大腹便便的形象相比真是天远之别。

但愿人民的政府会尽快解决那些极不和谐的官员腐败现象，当年毛主席不是说“我们的权利是人民给的”吗？既然是人民给的总不能只考虑官员和干部的利益吧？！人民，特别是中国大多数中低收入的民众需要你们尽快解决社会的公平，真正把缩小贫富差距，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犯罪的历史使命落到实处。这些不是你们给人民的“恩赐”，而是你们应该尽到的责任啊！希望这些愿望的实现不会又是“任重而道远”了吧。

                                                                                          于2008-8-23 23：57

附：彭恕生教授去世时间，2008年8月8日   晚20点10分。

生前是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华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教研室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1991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