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健孚

张又年

 

    几年前, 母亲在电话里提到, 最好不要再寄钱, 实在要寄, 要把父亲的名字改成张建夫, 和他现在的身份证上的名字一致. 否则邮局不让取。 改新身份证登记时, 工作人员大意地改掉了父亲的名字,也改掉了名字代表的愿望。  父亲叫张健孚。

    1922年父亲出生在.青衣江边的夹江县木城镇, 垮河坎的一个大家里。他最初的名字叫张载刚, 载字辈。 在他的父辈们最后分家之前,他和在数十个载礼载义载道载芳载香载馥的堂兄弟姐妹们在同一个大甑子里勺饭。维系这个大家的是父亲活了九十九岁的曾祖父张履成。父亲发蒙的时候,是国难当头,兵荒马乱,饿殍遍野的年代。念高小时,读到了一篇关于协和医学院的文章,他立志将来报考协和,做一个济民济生的大夫。于是他自作主张地改了自己的名字。 

    履成老人是一个传奇人物,十几岁时只身去到藏汉杂居的边远小镇打剑炉(如今的康定)在一个姓肖的人开的瓷器店当学徒。当时开瓷器店,货源是江西景德镇。 船运的杯盘碗盏被纤夫拉着,逆长江而上,经过渝州, 经过嘉定, 然后又被马帮驮着,经过崎岖山路,躲开劫道的响马, 辗转到达目的地。运气好的话,一年能完成一次商品周转。伶俐勤快的履成很快就获得了老板的欢心,老板最终将自己的店和女儿托付给了履成。 按族谱记载,履成的夫人肖氏叫肖妙容,是一个有藏族血液的姑娘。履成经营瓷器店的无疑是成功的,他后来回到了内地,在清衣江边,一边运筹生意,一边督促自己的孩子走他自己没有走过的功名正道。不管是由于履成的意志还是因为杂交优势,儿子鸿璧的仕途居然和履成的生意一样成功。鸿璧在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举人,一举把没有多少文化的履成变成了当地乡绅。可惜鸿璧本人并没有机会享受荣华富贵。中举后不久,他在受命前往陕西的一个小县做县令的路上,咯血而亡。除了一张烧在瓷板上的举人遗像,我父亲对他的爷爷并没有什么印象,他没有一个慈祥的爷爷。然而,他一点也没少得到全家的至尊,曾祖父履成老人的关爱。也许是老人在孱弱,嗜书如命的曾孙身上,看到了在科举仕途道路上失去的儿子。无论到哪里,都把父亲带着,直到最后一次他们一块去看搭台唱戏,淋了雨,一起病倒了。 父亲很快恢复了,履成老人却过世了。我猜测老人去世,也是我父亲立志学医的原因之一。

   履成老人一过世,孙子们便闹着分家。不久又传来打剑炉瓷器店被彻底烧毁的消息。读了不少诗书药书的爷爷不理家事, 对买田置地不感兴趣,又时常云游四方。父亲家的重担放到了小脚的奶奶身上。除了感到母亲的脾气愈加急躁,家庭的变故,对父亲影响并不大,尽管各家的家境变得大不一样, 堂兄弟姊妹们照旧 你来我往。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里,形成了父亲达观,大而化之,信任人的性格

 

   父亲的足迹沿着青衣江扩展,初中他是在乐山(嘉定)度过的。乐山是岷江,大渡河,青衣江的交汇处. 在嘉定城的对岸是凌云山大佛和乌尤寺.父亲 这个沿着青衣江从山里走来的孩子,听着江边叮当的凿石声和高亢的船工号子, 看到了豁然开扩的江面,看到了通向外面世界的出口。下江,那是景德镇瓷器运来的地方。早几年,他的父亲,也是从这里出发去了苏州,杭州. 父亲的心与向下江飘去的运盐船一起,顺流而下。

   1968 年我们全家躲武斗去了乐山,在上大佛寺的石级上,父亲突然扯起嗓子吆喝起了船工号子,我惊奇,不好意思地四下张望,父亲全然不顾,对着大佛面对的滚滚江水,他喊出了少年时代刻在他心里的歌。

   念书是我父亲由衷的乐趣。乐山上中学的次年,父亲得了伤寒,被迫在家休学一年。第二年报名时,爷爷执意让他在家再休学一年。父亲一急,自己徒步近百里去了乐山的学校,没有报名费,又哭着往家走。半路上遇到了坐着滑杆,揣着银元匆匆赶来的爷爷。 学校,是父亲安身立命的地方,父亲的生活永远地和学校连在了一起。

    19398,父亲就读的乐山,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 36架日机飞临乐山城上空,投掷了数百枚炸弹,将乐山变成了一片火海,造成至少数千平民人死难,上万人无家可归。生长在大后方,无忧无虑的父亲的命运,无可摆脱地跟患难的国家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父亲一张穿着童子军服的发黄照片,展现了当时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军训的的后方学生生活。

   初中毕业,父亲来到省城成都报考高中,不巧去得太晚,个个学校报名都满了. 忽然听人说, 树德或许还有名额.   匆匆赶去, 学校却已经关门. 正巧一教员走过看到这位垂都丧气的少年,上前一询问, 立即发现少年操着同样的乡音, 再一细问, 这位少年竟是自己同学谷人的儿子。 报名问题迎刃而解我的父亲进了树德的男高二班。 这位教员,正是前浙江大学的教师, “大代数学” 的作者,逃到大后方的,赫赫有名的数学教师,干纪飞 干纪飞上课,满口夹江土话, 把”半径”说成”泵径”有了我父亲入学,树德从此有了”大泵径” 和”小泵径” 。”大泵径” 非常爱护”小泵径”;”小泵径”也如青衣江的雅鱼, 在新知识的洪流中, 在后方偏安的省城的烟波里,游得优哉游哉。 

   1942年,父亲从树德毕业被学校保送, 免考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 实现了他学医的夙愿 中大的当时的校本部,在陪都重庆沙坪坝的松林坡,而父亲在中大第一年基础课是在从沙坪坝沿嘉陵江而上25华里的柏溪分部上的,43年,全班又回到成都的中大医学院。住进了由前成都市步后街志成商高校舍改成的学生宿舍。

   与华西和齐鲁最大的不同是中大医学院是国立医学院,不用交学费. 吃饭不要钱。 与当时的华西学生不同的是, 中大的学生,大多从北方和”下江”流落入川的青年, 很多同学,所有的财产就是身上的长衫. 吃饭的时候得抢,不果断就要饿肚子。后方生活尽管艰苦,还不时地跑空袭警报,学生们都珍惜不可多得的学习条件。而且,抗战的特殊环境,把一大批全国最优秀的医学专家集中到了成都。除了院长戚寿南先生, 蔡翘、郑集、李廷安、胡懋廉、潘名紫、阴毓璋、程玉麟、黄克维、陈耀真、邱焕扬、陈华等医学界著名人士都是中大医学院的教师。43年-44年,中大的校长是蒋介石。

   矮个子的父亲被同学一致用成都话叫做“张娃儿”。 很多年以后,父亲那些同学从四军医大打来电话,开口就要找“张娃儿”,当被告知我妹妹张文不在的时候,对方一片疑惑,说要找的是你爸, 你爸叫“张娃儿”。 

    当时中大校训是,“诚,朴,雄,伟”。我父亲诚朴应该没有问题;雄伟则不显而易见。听已故的父亲的同乡,当时与父亲同在成都念书,后来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当善本书室主任的戴廉讲过,矮个的父亲,一次在返成都的客车上,拒绝给当地有名的舵把子的姘头让座,所有的乘客都大气不敢出。那女人说:”你也有钱买票?“  父亲说:“我没多少钱,但是我的钱都是来得清清白白的。“  到成都不久,便有人四处追寻,要杀掉我父亲,我父亲东躲西藏,直到后来他的伯父摆了一大桌席给舵把子赔礼,才平息了风波。可见,父亲也有“雄“的时候。

   1945 年抗战胜利。次年,中大复校了搬回南京。父亲在本家的叔叔伯伯家凑足了盘缠,第一次沿着长江,过三峡,出夔门来到了南京。这是父亲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路途,以后在南京丁家桥的三年也是他最美好的时光。父亲47年实习医生还没完全结束就被母校聘用了。他和一群风华正茂的同学们常常徜佯在中山陵前,流连于玄武湖畔。 1949年国内战争的炮声逼近了金陵古城。 在大兵压境的日子里, 父亲同时接到了北大医学院和重庆大学医学院的聘书。面对战火连天的中原大地,父亲恋恋不舍地离开南京,再次逆着滚滚长江,来到了重庆。

   49年初,母亲供职的重大附属的沙磁医院的伙房里多了一位打饭的年轻医生,医院不大,任何一位新来的医生都逃不过母亲和她的女友的审视. 母亲从她的好友,同为助产士的苟文玉那里得知,这是又一个中大的毕业生. 不久,母亲帮苟文玉交钥匙给这个叫张健孚的医生. 父亲目不转睛地望着母亲, 手里的钥匙也没接住, 掉在了地上. 再往后父亲常去搭讪,母亲和苟文玉冷落他. 父亲没多少话,坐着不走母亲在重庆有家人,父亲也经常自己邀请自己跟母亲一块前去拜访. 母亲最终认定,这是一个诚实,倔强的小伙子. 据母亲讲,父亲向她求婚时, 戏剧性地把钱包扔在桌上说: “我们结婚吧.” 母亲瞟了一眼钱包, 瘪瘪的, 还是同意了

   1950年院系调整,父亲作为年轻的教师骨干,由重大医学院调到了由华西协和大学改名的四川医学院。 

   我父亲从来对他是否是老华西从来不置可否, 因为他进中大医学院的时候, 中大医学院已经脱离了与华西,齐鲁合办的三大学联合医院, 独立开办四川省公立医院。学生也不再住华西坝。

    但是从1950年开始,到2000年左右完全退休,父亲在华西坝工作了半个世纪, 经历了三反五反, 整风反右,文化革命等风云变幻的政治运动;走过了由青春焕发,年富力强再到老迈病弱的生命历程。

    1959 年父亲在荥经县除害灭病。在此之前,土法炼钢, 成立大食堂,虚报浮夸,把这个雅安地区昔日富庶的小县变成了人间炼狱。父亲眼目睹了成片的饿毙的饥民。他和当时的县委书记姚青骑着马奔走于各区乡,整日所做的是熬黄豆稀饭。父亲看到了,医术再高, 医药再先进, 都无法与席卷一切的政治狂热匹敌。 在当时的情形下,所有他能做的,就是不分昼夜的领着人熬稀饭。要除要灭的病和害都不是他在中大医学院的教科书里所学到的。1960年姚青被判刑入狱,为他自己虚报浮夸,也替他的上司,承担了无法宽恕的罪行。

   受饥饿影响的并不只是乡下, 到1962年,所有的成都市民,都得靠“康福散“,一种由谷糠磨成的面来补充紧缩的分配口粮。 吃完饭, 孩子不下桌,看着大人。母亲就把自己碗里的饭扒到孩子的碗里。 我母亲得了营养不良性的水肿,进了川医为自己职工办的水肿病房。她回家时,总带一点舍不的吃的肉给我们。我父亲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是内疚的。一发工资, 所有的钱都用来买吃的。我奶奶去世的时候,父亲还从夹江老家带回一包烤得很脆的打屁虫,黑黑的,很香。我还记得父亲买回一脸盆鳝鱼,不会剖,让我们孩子们抓这一条条活鳝鱼投进炉子上的锅里,又赶紧盖上盖子。后来,父亲参与编撰的“急症手册“出版, 一下得到几百块钱的稿费, 于是父亲带着我们,凭着学校发的优待卷, 频频光顾芙蓉餐厅,至今,我也觉得那些叫不出名字来的菜肴是世界上最好的山珍海味。知识就是力量得到了有限的体现。

   父亲是长子, 除了要养家, 每个月还要寄钱赡养爷爷. 为了让我们3兄妹健康成长,家里从不省吃,但简用. 父亲的诊断学基础课上得总是很生动. 可是有时讲叩诊的的时候, 袖子里吊出破了的毛衣线头, 直接影响学生注意力. 父亲会满不在乎地把线头卷进去,接着讲课. 节俭的生活被我父亲终生保持. 1998年父亲来Boston, 手里提的是当年我下乡时, 印着上海字样的人造革提包.   他回去的时候, 我们给他买了一个新行李袋. 父亲很生气, 坚决不用, 最后还是提着连现在连民工都没见过的上海人造革提包登上了国际航班去年我儿子从中国回来,我们在Logan机场接他。只见他手里赫然提着那个古董上海提包,并且说,他非常喜欢。

    1972 2月,我和其他华西子弟下放到荥经新天区天凤公社, 我永远不能忘记, 下乡那天,我哥哥张大年发疯般地蹬着自行车追着汽车追出了十几里. 当年冬天, 同伴们去百家堰工地. 我一人留在知青点, 咳嗽不已 我把知青点前面白雪覆盖的山包, 用铅笔画下来, 画了一个戴斗笠,扛锄头的人表示我自己. 装在信里寄了回去. 信里提到了我咳嗽. 后来听母亲说,父亲看到我的画和我生病的消息, 哭出声来. 来美国”插队”,我比那时有了更多的经验, 学会了永远都是报喜不报忧.

    1989 年离开中国以后, 每次我回去,父亲都显得比上一次衰老很多因为帕金森氏病, 他手抖得渐渐连碗都端不住了. 但每次见面,父亲都告诉我他很好, 不必挂念,要我好好工作学习. 除了希望我帮他买一本新版的消化道病学, 他没有向我提过任何要求. 他视力逐渐下降, 到后来只能看见恍忽的人影了. 这次父亲病重, 和他在医院里最后见面时,他已经无法平卧. 我给他揉僵硬的腿, 他打趣: “嘿,轻点, 不要把骨头揉断了!

    查房的医生来了,挂着听诊器,年轻自信,跟50年前的父亲一模一样;父亲的研究生来了,研究生的研究生也来了;会诊的医生也来了, 带着学生, 分析着我父亲的病情。 以第三人称“他”,或“病人”来讨论他们的治疗学习对象。父亲默默地看着他们,讨论与他无关,也不再需要他参与意见。父亲喃喃地在问:“我在哪里啊?”

   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那一周,我们断断续续地说到了中大,说到了树德。父亲的思路总是一下子清晰起来。告别的时候,父亲平静地说:”把工作搞好。“,一如继往。我紧紧地拥抱了父亲,他闭上眼,轻轻地说,“好,好。“ 我急忙转身塞了些钱给护工, 匆匆跨出了病房……。

   母亲在电话里说:“你爸爸已经变得恍恍惚惚, 他昨天突然说,‘老吴,抱一下我‘“ 母亲抱了他。 他又说,“让大年抱一下我, 让又年抱一下我, 让张文抱一下我。“ 母亲再抱他, 他推开了。

 

 

    父亲离开了我们,他游泳去了,像青衣江里的雅鱼,优哉游哉,顺着水流,经过乐山,经过重庆,经过汉口,甚至在南京也不逗留,一直向东海游去。

                                      于2007年6月11日深夜

 

 

我的邻居张伯伯

刘青健

    惊闻张建孚伯伯昨天去世,在此深表哀悼!并希望家属节哀。也为又失去一位尊敬的华西前辈而感到惋惜。

   张伯伯是我在公行道一号二栋时的右隔壁邻居。

   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是一位胖胖的和蔼可亲的长辈。可能受他的影响,他的子女大年、又年和张文给我的印象也是和和气气的,从来没见过或听过有关他们和别人吵架或打架的事情,而小的时候,我们是经常彼此之间吵架和打架的。

   一件小事,使我对张伯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记得有一次,张伯伯家的一个锅漏了。那时还有走家串巷的补锅匠。 那天补锅匠走进公行道一号后,张伯伯就将漏锅交给他补。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或是看见张伯伯和蔼可亲,那人将漏锅的底全部剪掉,换上了一片看起来又厚又结实,但实有小漏的锅底,这在当时来讲,是个中等工程,收的钱要比补补丁要多得多。

   张伯伯待人向善,也没有仔细验收,就给钱让那人走了。结果可想而知,漏锅还是漏锅,根本没法用。

   隔了几天那人又来了。大家就此事和那人理论,但那人蛮横不讲理,就是不认账。张伯伯见是秀才遇上兵的情况,讲理讲不通,也就让那人走了。如是我们,可能会和那人打起来。

   从一个晚辈的角度来看,无法看到张伯伯的全部。但和蔼可亲,待人向善和重讲道理的张伯伯,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于2007年6月10日

 

书虫”终于放下了书

 

    老张手里缺不得书,对家人来说,他完全就是一个“书虫”。哪怕眼睛不好使了,他还是习惯手里有本书。69日早上714分许,这个喜欢看书的医生,在86岁之际与世长辞了。老张去了后,家人围坐一圈,回忆他的细节 ,都是一堆跟书有关的故事。 
   张健孚老家在夹江县,祖上都是中医,但这并非是他从医的原因。少年时他身体不好,有次得了伤寒,人都停在了堂屋里 ,谁知最后又活转来。这给张健孚很大的刺激,他立志要做一名医生,还把名字都改了,取了个健康的“健”。 
   他喜欢读书的天性开始表现出来,成绩一路遥遥领先,会考得过全县前几名。他看书的时候,经常选一些僻静地方 。有次他躲进打谷子的斗篷里看书,中午吃饭了,全家找遍了都没发现他,还以为他失踪了。 
   上大学时,张健孚得偿所愿,念了喜欢的医学专业。毕业那会儿面临全国解放,他被引荐到重庆医学院。那时吴碧泉恰好也在那里上班 。她每天去饭厅打饭时,路过一幢宿舍楼,总会看到阳台上有个脑袋,支在桌子边上,桌上摊开一本书,一天到黑都这副“造型”,让她十分好奇。吴碧泉向同事打听,得知他叫张健孚 。她觉得很奇怪,这个人矮戳戳的,穿一件黑衣服,鞋大张着嘴,但走路时大步流星。两人第一次接触,她递一张票给他 ,他就一直盯着她看,结果手伸出去,票却掉到了地上,逗得吴碧泉开怀大笑。他们最后走到了一起,并一起在川大华西医院退休。 
   老张买书十分疯狂,当年月工资只有90多块钱,他领到手后不是拿钱回家,而是抱了一摞书。问他钱呢,他瞅瞅书,说都换成书了 。让大家好气又好笑。好不容易有时间陪陪子女,他就抱上厚厚一摞书,把儿子张大年带到人民公园,随便找个茶铺,让儿子自己去玩 。周围都是冲壳子的人,唯有他一人摊开本书,让张大年觉得父亲跟周遭环境格格不入。不过也许正因为爱看书,老张最后才成了教授和硕士生导师。 
    几年前,老张眼睛不好使了,有次张大年推门回家,看到父亲就坐在阳台上,一缕阳光穿过树叶,打在他身上,只见他双手捧书 ,两只眼睛几乎都贴了上去……这一幕,让张大年至今都难以忘怀

                                                     记者 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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