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 说 老 华 西

怀 山

 

前言

 

     长期以来,在特有的背景下,人们对老华西,一种“帝国主义侵华组成部分”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 早年有的人把她定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先遣队”,后来虽然没有了这一说法,但在肯定“西方基督教会以向我国西部介 绍西方科学文化和发展传教事业为目的”后,总爱以四川知名的近代史专家隗瀛涛的的论断为据,给她贴上“教会学校和医院固然是外国宗教和文化侵略的一部分”的标签; 就是在2006年新出版的校史稿第四卷(华西协合大学1910-1949)中仍然保留了“教会学校和医院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当时在国人心目中, 教会学校和医院被视为‘教会堡垒’、‘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斥责它们‘文化侵略’,‘宗教麻醉’等,这些抨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会办学、办医的性质”老百姓说什么,最多也只能反映两种文化交融中的冲突, 但编者以它来对学校、医院定性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毫无疑问,和都有一颗热爱华西的拳拳之心的华西的朋友们一样, 我对此也常常不甘心,所以总想从故纸中去找是与不是的证据,特别是她的创办者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得到些什么以及同时代的人说了些什么。由于世事的变迁,我们已没有条件去查原始资料,只能从所看到的论著中汇集一些蛛丝马迹, 就是这些非常不完备的资料,也许还是可以从中了解到她的办学理念、艰辛以及她对中国人、 中国社会变迁的贡献,帮助大家窥到一个真实的华西。抛砖引玉是希望更多的人,特别是在海外的朋友们能够加以补充、 修正,使她更丰满些。

    在汇集中,还值得说明的一点是,经过三十年的开放,我们终于发现了外国人的心态和中国人的心态总有些不一样。 过去中国人总是习惯于以一双眼睛看世界,一张嘴巴说事。在涉及中外时把总是洋人、教会、政府看成一体的。 洋人个人的行为,背后总有政府的“侵略阴谋”,教会的行为总是在忠实执行政府的侵略政策, 因此常常把帝国主义政府给我们的百年凌辱,加在所有洋人的身上,好像洪桐县里真的没有好人。 事实上在谈华西协合大学的办学主体时,绝对不能简单的归为一个“帝国主义”的笼统概念。必须正确的区分政府、教会、 执行办学的知识分子三者各自的目标、思想和行为。简单的说政府是为了谋取国家政治经济的最大利益, 甚至不惜以战争为手段;教会是为了实现他们的“天国”理想,以文化教育、服务为主要手段;知识分子个人有他的兴趣、 特别是发展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理想,主要是身体力行。当然他们之间必然也有某种联系, 比如没有外国政府和清政府订立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传教士们便不可能在内地建校设医。但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 毕竟和东方专制集权的社会不同,政府的号令、政策并非人人都会呼应。

    华西协合大学是以教会及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办学主体。参与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的早期创建者, 一方面是基督教来华的传教士,另一方面也是热心现代科技的传播者。1933年经教育部“准于立案”后,华大虽仍属私立的教会学校, 但主体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为主体的状况一直维持到解放。因此早期创办者抱的什么理念,在学校做了些什么, 他们自己得到些什么,同时代的人又说了些什么,关系极大。

 

 客士伦解读的学校宗旨 

 

华西基督教差会顾问部,190810月正式拟订的“华西成都基督教大学筹办方案”中确定的宗旨是“借助教育为手段以促进基督事业”(To furtger the Cause of Christian truth by means of education)。1910年“华西协合大学委员会”(也就是改组后的托事部)在伦敦开会通过的学校组织章程中规定“本大学之目的拟在中国西部于基督主办之下,以高等教育为手段促进天国的发展”(The object of the university shall be fhe advancement of the kingdom of God,by mea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est China under Christian Quspices)。“(a)为与华西各差会有关系的中国或其它国家人士提供教育设施,使他们能立足于当代受过教育的各阶层之间;(b)为所有其它阶层青年提供受教育的手段。”

1963年叔萲一篇题为《美英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堡垒——华西大学》,文章对主题的论述虽然偏于那个时代的概念和口号,如今看来似难服众,却较详实地记述了大学的成立、发展至1950年之历史。文中引述了华大筹办人之一,时任临时理事会的书记的加拿大传教士客士伦(C.R.Carscallen),对华大宗旨做了一次“露骨的解释”,客士伦说:“这个大学的宗旨是要发展为一个最完备的高等学府,使西部各省(指我国西部各省)的学生不必远到外国去留学,就可以学得他们所需要的任何科学,这些科学都将在这所大学里面被基督教精神所渗透,……人们将受到这高尚理想的灌输,这就是创立者们的宗旨。”作者本意是把客士伦所说的“基督教精神”和“高尚的理想”主观臆断为“奴化教育的‘精神’和‘理想’”,却给人们留下了创建者让西部学生不必远渡重洋,就能学到所需科学的完备高等学府的宗旨,以后被广为引证。

从客士伦夫人的日记中我们知道,他们190925日,步行参观了由3幢临时建筑组成的校园,几天后就安居在校园的新家,她说“这里农村由于大豆花散发出芬香而令人喜欢”,“三号房屋具有任何加拿大伊斯兰的最好外形,尤其令人满意的是走廊”。

黄思礼所著的《华西协合大学》中还引述了客士伦,这年11月,将开学前的工作致公谊会书记沈克莹,请求托事部仔细审议的报告。报告称:“我们中一些人,一天又一天看见为这学校建设的楼房正在增加,有可能成为一所教会大学。这所大学组建了所有的系科:医学、法律、神学、工程、农业,一年一年地输送基督徒去帮助他们国家建设发展,上帝的荣耀啊!这正是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开始见到的。没有人能说出它将变成什么,也没有人能说出它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上帝也许会给我们(我们大多数是青年人)以智慧。在建设这所大学的基础时,我们的才智将得以尽情发挥,而不鲁莽地行事。当然,我们预计的事物与我们对上帝的忠诚相符合,同时,也与这个国家的未来相符合。”

日记中我们还看到,开学时是那样激动。“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学了,老实说,只有11名学生。对于这一重大事件的所有报道是简短的,可是,创建者们的心情既激动又紧张。他们意识到,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有人写道:“激昂的热情,巨大的希望和一颗对未来的忠心,弥补了所有的缺陷”

半年过后,客士伦领导的理事会,在向托事部的报告中写道:“自去年秋季会议以来,我们的工作突出的进展就是开设了第一节课,开始从事了实际的教学工作。由于要为学生们准备课程,是决定开课开始还是让他们离开我们而放任自流,管理协会安排了师资,决定开始教学工作。这一切是管理协会的坚持。在311是那天,我们在不铺张渲染的情形下,正式地进行华西协合大学开学典礼,请求上帝恩赐,它将永远存在下去。”这个客士伦,1924-1927年还任过华大理事会主席,以后怎样,我们便不得而知了。

从上述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客士伦是多伦多大学文学士,在华西教的是宗教课,是教会派出的传教士,毫无疑问头脑里自然深深烙下了基督教天国的烙印,一心将“天国”的理想推向世界,但采取的方式是布道、施教、医疗,与输入斗争、付诸暴力或许有所不同;建校最早的目的是为差会服务的人及教徒们解除后顾之忧,使他们及子女能立于受过现代教育的阶层之间,同时也给大量的其他阶层的青年和外国青年,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遵从、符合政府在内外逼迫下教育上开始的改革和开放,努力传播西方现代科技文化知识,在发展传教事业中也输送人才促进国家的发展。

经过30年来改革开放的感悟,那种把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统统归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加以排斥;把接受教育和服务的人都划为“奴才”加以打击,受到阻碍、破坏的是国家、社会的发展,已是不争的历史教训,值得冥记;至于早期创建者的“天国的理想”与国人“奴化教育”的“精神鸦片”的理念是否也可以看成是两种不同背景的文化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人们总会更新观念,改善心态,这便刻下了现代文化发展的轨迹,守旧是不会有发展的。

 

大学成长中的毕启和评价

 

    大学的创建和发展与他的主持者息息相关,要探讨老华西的功过是非离不开对创建者的研究。  (Joseph Beech)1874 年出生于美国,获文学士、神学博士,1898年受美以美会的派遣来中国传教.1903年到四川。1905年参与筹建大学,1913年任校长,1931年改任校务长,1946年回国,1954年逝世。他一生的有效岁月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华西协合大学可以说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了解他的言行对认识大学有相当的意义。

 

大学建立中的积极参与者。

1901年,清政府将全国省、府、州、县的书院变为由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构成的现代学校系统。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取代古代教育的转折点。在毕启任校长、位于华美中学附近四川也成立了高等学堂。这既推动新式学校的建立,也为传教士们发展西式学校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他们同时感到,中学“开办多年,颇著成效,若限于中道不使之上达,则本末未赅,终非全材,而于教育前途,难期进步。”于是兴致勃勃,要完成华东地区传教士们业已建立大学的目标。在早期高等教育的规划中,差会都在考虑建立小的独立学院,1904年秋浸礼会已有三名传教士和两名中国教师开始上课了。与此同时,美以美会在成都的负责人毕启和甘来德(Hzrry L .Canright)加拿大英美会负责人启尔德(O.L.Kilborn)、杜焕然(J.L.Steawart)英国公谊会负责人陶维新(R.J.Davidson)在成都商谈后认为“除非他们联合起来形成力量,与政府的标准一致,并且以值得赞扬的基督教运动的方式进行工作,”否则差会的工作是不会成功的,从而达成了建立华西协合大学的计划草案,提交华西差会顾问部商讨。19055月,华西差会顾问部通过了这个草案。11月顾问部通过成立“小学和中学联合教育委员会”对华西所有教会教育进行规划及“协合大学临时管理部”,筹建华西大学。随后他们聘请了芝加哥大学的波尔顿教授和张伯伦教授来成都考察,提出了建设的蓝图。并把第一份申请送达美以美会、浸礼会和监理会的总部。但是差会的总部却以资金筹措和差会间难以协调的困难而予以拒绝。他们尽管失望,却未气馁。又重新起草一个新的章程,提出了采取“牛津体制”,即每个差会建立和资助自己的学院,管理自己的资金和设备,学校则提出教学大纲,制定录取、考试标准,使集中化与个性化相结合;这个创造性的“牛津体制”既解决了各教会提供资金、设备和相互的协调工作,也反映了现代大学的特点,保证了学校在育才方面拥有独立的办学自主权。毕启被派回纽约和多伦多,霍敬德被派回英国向国内理事部报告。这个方案经多次讨论最终被理事部接受,为大学的建立奠定了完善的基础。

筹集经费,建筑校舍的操办者。

还在1907年传教士们选定成都南门外即后来的华西坝作为学校永久之地,首先在这里找到了大约150亩可购买的水田和墓地,加拿大教会提前支付了第一张支票,开始修建简易的临时建筑。1913年毕启当选为首任校长后,便开始筹集经费,根据英国建筑师荣特易的设计,开始修建永久性建筑。他首先向四川省当局和民国政府募得大洋万元,都督胡景伊、省长陈宦,两人各捐银三千元以示倡导;民国三年面见袁世凯,争取袁个人给大学捐赠了4000大洋。为筹措建校经费,他先后15次横渡太平洋回国及在中国内多方游说筹集办学经费,经手的中外各界捐款达400多万美元。他每到一处,不论资本家、教会人士、中国的官吏,都主动去拜会,争取同情与赞助。曾在中国赚了钱的资本家、发现铝的霍尔捐助50万美金作基金。更多的人则是捐资建筑。在他的操办下,十几年间,年复一年地争取各种捐赠,修建了办公、教学、宿舍楼等大小39幢。如美以美会JCYu及亚克门柯里1914年捐建的华美宿舍;纽约长岛北岸的罗恩甫夫妇为纪念白槐氏1915-1919捐建了怀德堂(行政楼);加拿大哈利法费的霍特为纪念赫裴氏1915-1920捐建合德堂(赫裴院);高琦夫人为纪念其父1919年捐建高琦中学;美国印地安纳波利斯万德门家族1920年捐建的万德堂;热心发展医学的夏威夷医生嘉热尔顿1924捐建嘉德堂(生物楼)及常年维护恒款;英国伦敦亚兴登1925捐建成雅德堂(广益宿舍);纽约柯里氏1925-1926年捐建成钟楼和塔;美国阿伯丁赖懋德为纪念其子1926捐建的懋德堂(图书馆,含历史博物馆);重庆胜家公司总经理刘子如1927年捐一万大洋修了协合中学礼堂;英国嘉弟伯理1928年捐建教育学院;华西加拿大差会的前任建筑师莫理森1942年捐建药剂楼;加莫力生夫人捐资修建女子学院第二幢建筑等。华西协合大学中西合璧的典雅堂舍,便是在他的操办下成为中国建筑史上中西融合的典范。过去有的批判者把这作为学校与中国军阀、外国资本家勾结的证据,令人难以置信,捐资教育该贬还是该褒并不难界定。

大学教育中反映出的毕启的教育理念和作为。

把他列为帝国主义分子的人所引用的言论是:1925年毕启发表的文章中称:“目前这个伟大国家的外交政策大部分掌握在毕业于基督教学校的人们手中……我们相信,若在四五年内将周密的计划付诸实现,则将决定中国半个世纪的未来。倘若我们25年前如此聪明在日本抓住了同样的机会,那么太平洋中部的局势……是会有极大不同的。”其实这也不过是反映了传教士实现天国的理想,“要用基督教教育,感化四川人民”而矣!

此外就是他曾在学校公开说:“学生的首要职责,是忠于他们的教师和他们的学校,参加校外的运动就是破坏校誉,就是不光荣的事”。他在1923年的报告中赞扬1922年一些学生退出抵制日货时说:“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从来没有比过去一年更加使人感到兴奋,学生对他们的教师和母校表示忠诚,首先表示他们对本市学生会的态度上,他们拒绝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因为这种运动在其他地方每每发展为无法无天的示威游行,他们不愿参加一个足以污辱他们校誉的运动,以致损害他们大学的良好声誉,这样的行动表现出勇敢和良心觉悟,使近来一些大商人和官长们有根据地声称,他们希望基督教教育,能够给中国当前的邪恶提供最好的补救办法。”再有就是1926年因抗议万县惨案时他辱骂学生“在外国人所办的学校读书,要抗议外国人,这简直是一件可耻之事”。在当时中外文化冲突的背景下,作为外籍一校之长难以超脱也是情理之中。

作为一个教育家,我们更应关注他治理学校的理念。毕启坚持了开学时高起点,严要求,融合中西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倡实业教育、实验教育和生活教育,使学生真正实用于社会的办学理念。

华西协合大学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创建者们有欧美大学教育的经验,所招收的学生须中等学校或程度同等者,才能准于入学;而且先预科再正科;课程在波尔顿的报告中,要求不要照抄英美,但实行中却难免,除中文、中史外,教材多采用国外的;实验设施保证了基本需要;实行学分制和特别生鼓励办法,考试不及格者予以淘汰。他和周忠信、客士伦等在通信和文章中对实业教育有不少讨论,他认为“在一个农业人口与绝大多数的地区.帮助大多数农民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显然是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在1917年教会高等教育会议中进行了检讨,档案中记录着:“如果学生的命运是由学校掌握的话,那么应认真研究一下他们的实际需要,教学大纲也应围绕着它。这就是要认真研究毕业生将来职业的特殊需要,及如何有效地培养他们。要研究教会学校对政府制定的教学大纲应接近到何种程度,能否按政府的教学大纲行事而比政府学校办得更好,它在什么条件下能为整个教育体系作出开创性贡献。”在《发展四川省工业及改良经济状况的商椎》中他提出:“积极提倡实业教育。以利本省天然出产,增进人民殷富。”他认为.为了发展种桑、养蚕,缫丝、造林教育、皮毛生产、制革工业、矿业开发、五金制作等方面的事业.必须培养人才,详细论述了办学准则、条件、方法、经费自力来源,以及现代工厂管理、技工培训等。有记载他曾和中国最大的民营民生轮船公司及民生集团的创办人卢作孚合作督造桥梁,与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校则把实业教育与实验教育、生活教育结合起来,十分重视华西协合大学培养的学生要“真正实用于社会”;在他的管理期间,华西协合大学兴办了医科、牙科、药学以及农艺专科、农艺系、乡村教育系、乡村建设系等;学校开办了女子学院,192497日他在事务所门口迎接报到的8名女生。她们步入大学,后来便成了四川历史性的人物;为保证学校的水平和声誉,努力与西方接轨,1922年学校取得了纽约州立大学赋予颁发文凭的临时特许状,1934年获得正式特许状,使学生的文凭在美国能得到承认。这对华大能形成一种好的学风是有积极影响的,岂能是简单“文化侵略”可以掩埋的。

在中西融汇,推动大学中国化里的作用

外国教会所建大学的中国化是经过两种文化的激烈冲突才实现的时代产物。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随之而来新文化运动,中国反帝爱国运动空前高涨,尽管学校于1913年就经四川省总督胡景伊“敢以一言介绍于世”,但在20年代全国掀起的“非宗教运动”高潮中,被冲击在所难免。在这种冲击下,一方面教会学校,出现了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主张学校与宗教分离,满足中国青年求知渴望和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要求,并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变革,使教会学校逐渐成为中国高校体制的一部分。毕启在四川传教多年,对四川有深切的了解。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在四川的代表人物是尊敬的。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合影中,堂堂的洋校长却站二排。在外聘教授来校任教中,重视中西兼及,聘了合格的西洋教师外,也聘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如廖平、刘豫波、龚道耕、程芝轩、林山腴等来校任教。1922年校理事部通过由中国上层、赞助者、友好人士组织一个大学议会,协助制定华大未来的政策和工作进展;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于192511月颁布了私立学校向政府立案的命令,1928年教育部又颁发了私立大学立案条例,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规范了大学、学院的设置。既便如此,立案也是经过激烈的冲突后才实现的。

1925年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爆发了大规模反帝运动,华大学生第一次组织了退学团,迫使托事部19259月承认理事部开始推动的改革,提出“大学将以基督教的名义服务于中国人民,实际上很快地成为一所纯粹的中国基督大学,属于中国教会和由中国人来任教、管理及资助的大学”。同意理事部拟开展的政策:向中国政府立案;服从中国政府的要求;着重中国文学及历史的教学;逐步地增加中国人在教职工和理事部中的比例。1926年发生了“万县惨案”,学生声援万案,在英国教师的怂动下,他采取的压制,反而激起了更大的退学与罢工罢教浪潮,迫于形势他终于认识了错误,向学生道歉,允许改进校政,达成了相关协定,“决意今年多聘有学识的中国教员,执教本校”。1929年毕启向大学理事部设立临时校董会及章程却遭到了托事部的否决,迫使副校长张凌高提出辞职,重新激起了华大学生的爱国斗争,1930年掀起了反对学校未经批准修围墙的群众斗争,并组成了华大接管委员会,迫使学校停课,学生锐减,职工罢工,毕启一度情愿以300万元,由政府收买。后经调解达成拆墙、不强迫学生信教,华人参加管理等协议。他再次修改了校董会章程送托事部建议试行,并将立案工作交由校内理事部全权处理。1933年在报告中说“我们希望,一个基督教大学生,他献身和忠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方面会做得更好。在混乱时期,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屏障,挡住对传统价值无情和肤浅的破坏与抛弃。”这年9月获准立案,学校发生里程碑的变化,开始了中国化的新篇章,并为她的长期存在和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自此以后按中国政府规定,经中国政府批准,由中国人主持校政,“以教授高深学术,培养高尚品格,增进人类幸福为目的”,享受中国政府补贴的大学我们还可以称他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吗?

毕启所受到的评价。

1913106日四川总督胡景伊行文称“……美国毕启博士……联合英美名彦创办华西协合大学于四川成都之南门城外,其救世济人之宏愿精进不已,至足倾佩,顾建筑校舍造端宏大乃更发大愿回国募集巨资期成厥事……又深感博士不惮艰难始终其事,故敢以一言介绍于世之热心救世济人之事业者。……异日环球大通,风同道一,和平之庆洽必将以此举为鸣矢也。”

 

 

19141120日袁世凯称:美国毕启博士为宗教大家,寓吾国四川境,凡十有五年,与其贤士大夫相习。自蜀至京者,咸乐道之。比集英美士人,在成都创立华西协合大学校。愿力宏大,至可钦佩。方今环球棣通,学术思想,日趋大同,充博士之志,愿同文同伦,不难企及,兹之设教犹先河也。

 

 

1916年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敬祝华西协合大学词称:

立国之本,曰富与教。富以厚生,教以明道。原人之素,维身与心。心失所导,厥弊顽冥。贤哉西哲,有教无类。万里东来,循循善诲。文明古国,中华是推。文明大邦,英美是师。宏维西贤,合炉冶之。我来自滇,共和是保。戎马倥傯,未遑文教。瞻望宏谟,深慰穷喜。我有子弟,何幸得此。岷峨苍苍,江水泱泱。顾言华西,山高水长。

1944年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院系主任孙恩山在美国《Asis and America’s》发表的《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中写道:卢先生认识了创办华西大学的美国人毕启博士由于毕启博士的帮助,卢先生熟悉了美国生活和文化最好的一些方面并获得一些美国办的机构的帮助。反过来,毕启博士也从卢的成就中找到了最好的证明,证实他长期怀有对中国人民前途的。

1946年毕启以73岁的高龄,告老回乡之时,中国政府比照美国杜威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勃兰克博士的先例,授予他外籍特殊勋绩人士荣誉奖:红蓝镶绶四等采玉勋章,教育部给他颁发“捐资兴学”一等奖,蒋介石为其书写了“热心教育”的匾额。

1947年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天文学家李晓舫曾撰《教育家的毕启先生》称赞:毕启不仅努力传播西方文化于东土,也很注意宣扬中国文化于西方。

1963-1965年《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的有关文章中均给他加上了“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头衔。如第三任校长方叔轩在一篇《美帝教会学校的反动活动》中,列举了前述冲突中毕启骂学生的话后批判道“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这种猖狂,激起了全校爱国学生和员工的义愤。”受特定时代的影响显而易见。

1990年正式出版,由第五任校长马俊之主编,1993年获四川省历史学会优秀奖,中国高教学会专著二等奖的《华西医科大学》校史中称:“大学的创办人之一、首任校长毕启博士他虽有使学校接受帝国主义政策及出面压制过师生反帝爱国的行为,但受到师生的抵制和批评时,能承认错误,接受改进学校工作的要求。在向中国政府立案过程中,国外董事部和国内理事部意见分歧时,他又能以亲身阅历和调查去说服董事部最终完成立案手续。特别是他对如何把西方现代科技同中国和四川的实际相结合进行过探索,为中国的建设和四川经济的发展作过种种考虑和努力。他担任校长、校务长30多年,经手为华大向中外各方筹集的捐款即达400万美元,并经办了学校的主要建设。他是一位对华大有巨大历史贡献的、热忱的教育家。”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后比较适当的评价。

1954年毕启在美国芝加哥逝世,其时在当地的十几位华西大学学生参加了奠祭。据学生们回忆,他的逝世孤寂寥落,“只有毕师母与一个女儿守在旁边,显得十分凄清。”就这样既非富豪,也非美国政要的毕启,默默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但是,正直的后来者也许可以从他那英俊的脸庞,充满希望、深邃的眼神,以及饱含热忱、坚毅与执着的神态中得到些许的安慰。

图片:1、毕启在八号院的全家福;2、毕启在募捐到的车子旁3、毕启迎接首批入学的女生。;4、毕启接待四川的老学者;5、胡景伊令;6、袁世凯的题词;7、蔡锷将军题词

 

永远值得尊敬的博爱精神

    来华西的外国教师中不乏信守博爱,热心中国事业的人,苏道璞(CliffordMStubbs,)就是一个典型。他1913 年来到华西协合大学,创办了化学系。1928年至1930年任大学副校长兼任理科科长。1930531日被劫财歹徒重伤,经抢救无效身亡。他在华西17年,其高尚的人格,严谨的工作在华西留下了崇高的博爱精神。当年的学生、本校教授,晚年又与他的子女保持交往的杨振华教授所写《永恒的博爱 不朽的精神》作了很好的记载。

苏道璞于188811月出生于英格兰的中部,父亲是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母亲贤慧能干。7岁时,全家移居到新西兰。15岁,母亲就去世了。他很聪明勤奋,在校学习成绩优异,每年都赢得奖学金。1909年毕业于新西兰大学,在荣获文学硕士后,又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继续深造并获得理科博士学位。

    1913年,他听说中国西部刚建立了华西协合大学,便很向往来校任教。于是,他会见了从华西协合大学回英国休假的华西协合大学副校长石恒励(Harry TSilcock),随后便向英国公谊会提出了申请,同年他到达成都。第二年(1914)他的未婚妻(Margaret Lees)也离开伯明翰来到成都,他们19156月结婚。

在华西协合大学,他创办了化学系。他从英国引进了先进的化学实验设备和器材,如实验室使用的喷灯,可以把燃料煤油转化成气体,然后用钢管输送到各个实验桌,同学们一转动开关就可以使用喷灯,比起酒精灯方便、干净,在当时的西南地区是绝无仅有的。他同时还负责教授华西协合高级中学理科二年级的化学。他用成都话深入浅出地讲课,有时还用孔盂之道教育学生。同学们都把他当作良师益友,向他询问难题时,总是像父兄一样耐心地解答,还教给大家解决问题的方法。假期消夏中以农为友,施医送药,询问疾苦。在中国的生活中也努力以中国人来要求自己。如当时外国商船通常要寻求外国军舰护航,或在商船的前后挂上外国国旗。而他却拒绝坐这样的船。他和家属每4年回一次英国休假,每次从英国回来,都从上海坐船到宜昌,在宜昌再换马力充足的小汽船逆流而上到达重庆。他认为自己已是入乡随俗的一名中国人,没有特权享受中国人无法享受的待遇。宁愿耽搁几天一直等待搭乘没挂外国国旗或受外国军舰保护的商船。在重庆,他又拒绝坐轿子,毅然徒步走回成都,其所经历的艰辛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一次他同成都公谊会的代表一道去三台县开公谊会的年会,从成都到三台县约有300华里。其他洋人都坐轿子,而他骑一辆黑色自行车,上山下山他都扛在肩上走。他说:“坐轿子很不仁道。我不愿把中国人当作牛、马一样使唤。除非有病走不动。否则我永远不会坐轿子。”他的言行赢得了学生的敬爱,影响了不少学生。

在他任副校长期间,正是中外发生严重碰撞时期,而他却很关注中国人的利益。据副校长张凌高回忆说:“苏道璞博士是一个热爱中国的英国人。在我与他共事期间,我俩在处理学校事务上意见基本是一致的。无论办什么事他都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考虑中国人的利益。即使意见不同,也促使我俩之间更深的了解;增加了我俩之间的友谊。”

    苏道璞博士在英国休假期间,总是利用这个机会开着一辆微型汽车载着妻子和子女到各地旅游演讲,向英国人宣传和平和人道主义。由于当时英国军队在上海划定租界地,肆意凌辱中国人,群众十分不满,两国关系极其紧张。在那一年,英国议会下议院曾专门请他讲《中国问题》,苏道璞主张平等外交,中英应当建立彼此平等、互相信任的关系,他的主张很受英国人民欢迎。

1930530日,星期六晚上,大约9点多钟,他在赫斐院附近被歹徒打昏又被戮了几刀,倒在血泊之中。同学们发现后,用一张门板把他抬回他的家里,随后送去医院。第二天下午经过抢救,从昏迷中醒来,他对妻子说,你代我要求学校转告中国政府,不要因我受重伤而引起中英两国关系恶化,他的夫人还希望政府不要处死凶手,以免他们的妻子成为寡妇。可是第三天,61日,星期一,终因肺与肾损伤太重而不幸逝世!年仅42岁。后来经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派员侦缉,捕获罪犯3人,查明案情后,仍于627日枪决。

他死后成都公谊会和学校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美国教师费尔朴(D.L. Phelps)博士在悼词说:“苏道璞,基督忠诚的信徒,完全有资格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永恒的祭奠为人类献在和平与良善的祭坛上。”宋诚之会督念悼词说:“苏道璞一生不是死而是生,不是失去而是得到,不是失败而是胜利,留下的不是受伤的躯体而是崇高的精神!”前清举人、本省大学者,愤世嫉俗的朱青长为无机化学班学生撰文哀悼,赞扬他“远惠我人,谆谆其语,推心腹中,感无有已。”“人之仰公,若瞻太华”“人之完人,不以形体,真宰有归,得其所矣。哀公者戚,颂公者诚,公不死死,公死如生。芊芊芜文,传之千古,自东至西,永垂灵宇。”他的遗体葬在华西协合大学的坟园里。

他的死完全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他的夫人处理完后事就带着儿子约翰回国,并抚养两个上中学的女儿。长女茹丝(Ruth)后来成为医师,她和同班同学卫斯理(Leslie West)结婚;二女苏锦(Jean)大学毕业后任中学的拉丁文教师,一直没有结婚。约翰因父亲惨死受到刺激,小学未念完就患了精神分裂症,母亲去世后,被一位好心的女基督徒照护,直到去世。

他在华西的土地上走了,但他那质朴、慈善的眼神所表达的博爱和对中国人民的友情却让人们永远难忘。此后学生们捐款建立了苏道璞纪念堂,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路,一项奖学金。随着时代的变迁,1985 1990 年苏锦曾两次来成都参加学校校庆,把父亲的学生和朋友赠给她父亲的悼词、条幅等送给校史陈列馆。1999 年又从退休中学教师并不富裕的收入中,抽出一部分钱作为专款,资助学校去英国学习的教师或毕业生。我校精神病科的黄颐老师就获得过这项资助。英国政府强加于我国的鸦片战争及以后的不平等条约,人们永远不忘,但是仇恨怎能记在拥有如此博爱精神的苏道璞一家的身上呢?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把他们归到侵略者的队伍中去吧。

图片:苏道璞(一排左)与丁克生(一排右)同教师在化学楼外;朱青长撰的悼词

 

日久见仁心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能做的事也是有限的。但是那些不仅自己献出一生,而且还一代一代延续不断地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人,常常受到人们永久的尊敬。从1891年启尔德(Omar,L. Kilborn )夫妇首航来中国,到1963年启真道(Leslic.Gifford.Kilborn)从香港退休回国,他们一家三代十多口人为中国的医学事业、高等教育献出72年的精力。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求精学院、英国语言及文学教授伯莎·汉斯曼(Bertha  Hensman。)在香港求精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基尔伯恩一家——记录了一个加拿大家族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为医疗工作和医学教育所作的贡献》的专稿,1967年经允许、修改、再版于加拿大医学会杂志,这一卓越的加拿大医生家庭的传奇故事才为加拿大人熟知,并引以为荣。去年雷清芳教授将该文译成中文以《基尔伯恩一家》刊入《华西朋友们的天空》。从这个家族在中国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华西协合大学的创建者是那么值得我们怀念。

    启尔德 1867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弗兰克威尔(Frankville)。他靠兄长的支助,得以求学。先后在Queen's大学(昆士顿斯顿王后大学)获金奖和文学硕士(MA)学位后,开始学医。23岁前取得外科硕士(C·M)和金斯顿王后大学医学博士(M·D)学位,之后在爱丁堡及德国海德里读研究生,仅管他在Queen's大学已获得了一个工作位置,但他仍选择作一名志愿先遣队员,受加拿大英美会派遣到四川开展工作。1891年他和刚结婚的妻子詹尼·福勒(Jennie Fowler),远渡太平洋,从上海逆江而行,历经三月的艰苦旅程,1892年才到达了四川,两月后詹尼·福勒不幸因霍乱病去世。

到四川后,他与斯蒂文森在成都四圣祠北街12号开办了一所小福音医院,后有加拿大的余安(RB.Ewen)赫尔(HMhare)和王春雨(WE.Smth)等医生加入。虽为一个诊所,但仍是四川最早的西医院,也是华大附属医院的开端之一。在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下,1895528日是旧历端阳,群众在东较埸举行“撒李子”竞戏,下午返家经过四圣祠北街他和司蒂文孙家门,正遇两个洋人带孩子回家,由于过去有洋人拐骗中国国儿童的说法,许多人想看个究竟,人越聚越多,启尔德和司蒂文孙便持枪出来鸣放,想驱赶群众。枪声使事态一发不可收拾,群众以石头、瓦块、木棒、竹棍攻打住宅,捣毁四圣祠北街的福音堂和诊所,在随后的两天中捣毁更多的福音堂和诊所,六月漫延到十余州县。“教案”平息后,第二年他又在原址上重新修建,设立了病床25张,限收男病人,被称为四圣祠男医院。1905年他得到了四川政府1500两黄金的补助,修建四层楼的大楼,于1907年峻工,设病床120张。后来医院与红十字会达成协议,命名为“四川红十字福音医院”,开院典礼时,四川各界均来祝贺。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成立医科后,该院成为学生临床教学和实习的基地,1928年正式命名为仁济医院,继续提供给临床医生使用。

1904年起他参与华西协合大学理事部的筹备工作,1910年华西协合大学成立后任校董会第一任主席。他也是建立医学院的先驱,早在1909年他就发表了《四川成都的协合医学院》,文中说“这个学院尚未组建完成,但他是协合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希望我们的医学院将于1911年初开始组建。虽然全部计划尚未完全作出来,在肯定了组建时间之后,我相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工作人员承担这项重任的能力和效率。一个原则是要断然决定全部教学用中文。基督教徒学生当然是欢迎的,但非教徒学生也应该接受。学校的主要办学目的之一是准备和训练中国的医学传教士。”这年华西协合大学临时管委会也提出尽快建立医学院的意见,随后校务委员会委托他作准备工作。1914112日在他主持下创建医学院,决定了院长、助理等的人选,确定六年学制。招生后,他讲授化学、生理学及眼科等医学的课程。莫尔思说“他的高水平”以及他所作的“特殊贡献”要写进历史。

他是一位富有创建性的教育家,也是一位语言学家,亲自为华大的学生编写了《中文教程》,还著有《健康与疾病》;他也是四川中国红十字会的发起人之一。辛亥革命期间他挺身而出,数月中参与救助伤员,时值雨季,不得不赤足穿草鞋,走在泥泞的战场上,以他广博的知识救助伤员,被誉为“前所未有的、具有如此仁爱之心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人”。

1919年他回加拿大休假,1920年获得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口腔博士荣誉称号,但一个多月后患肺炎去世。众多基督徒及中国朋友为他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在这之前和之后均从未有过那一位教徒受到过如此特殊的荣誉”的追悼纪念。人们高度评价他的功绩,称他是一位细致的管理者,口才极好,善于词令,是一位极具创建性的教育家,一位忠实的朋友;高度赞扬他在中国的贡献,最有意义的是他不遗余力地献身于对中国有益的事业,深受中国人民的爱戴。莫尔思在《紫色薄雾下的三个十字架》中也写道:“作为一个创建该学院的先躯者,他也许比其他任何人值得怀念。”

    启希贤(Dr. Retta Gifford.Kilbom.1863年出生在安大略省的麦福特(Meaford),是当时被允许进入多伦多大学女子医学院少有的女学生之一,1891年毕业,取得了医学博士、通讯院士。1893年受英美会女布道会之邀来华创建四川女会。1894年与丧妻的启尔德结为伉丽。

1896年她在成都惜字宫街开办了医院,1912年迁惜字宫南街,定名仁济女医院,又名妇儒医院,是四川最早的妇女医院。1914年亦成为华大的教学和实习基地。1940年被火烧后并入了四圣祠医院。1920 年启尔德病逝后,她重返华西,除继续管理医院外,还在医学院担任儿科学、治疗学和其他一些课程的教学,一直工作到1933年退休回国。

    她是在华西工作的第一位经过专门训练、技术精湛的女医生,最大的贡献是为儿童医治疾病,在医院中她经常忙于在手术台上救治那些生病或受伤的妇女和儿童。此外在学校招收女生前,启希贤怀着年青人的热情,反复劝说领导,力争医学院招收女学生,是大学向女学生开放的积极推动者;她与其夫一样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其他教友一道,在困难下毫不灰心,专心致力于教会给予的工作和对中国人民的奉献。她和丈夫一样,极具口才,深受中国人的欢迎、信赖。她还是反对缠脚运动的志愿者之一,是该协会早期的主席。1942121日在加拿大病逝,享年79岁。

    启尔德的大女儿康斯坦斯·埃伦(Conetance. Kilborn. Ellen)1919年毕业于维多利亚学院,主修英语和历史,并取得优秀的成绩。在她取得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的教师证书后,在Alma学院教了一年书,后与同班同学刘易斯·沃姆斯利(黄思礼)结婚,一起在华西坝加拿大子弟校工作。

    黄思礼(Lewis. C. Walmsley1897年出生于安大略省,1919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主修其著名的数学和药学,获文学士(B·A)学位。1921年一同来到中国,在华西坝专为外籍教师子弟举办的加拿大学校工作,黄为负责人。在黄思礼领导和康斯坦斯协助下,在成都和逃避日机轰炸及在仁寿期间,都沉着稳定地担负着领导学校走向更高水准。1929年后还任过华西大学教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授教育学。授社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1948年离开成都,去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室工作。他们培养出众多加拿大学校高水平的毕业生,其中两名学生,后来成为罗斯学者(Rhodes scholers),证明他们夫妇二人都是出色的教育家。刘易斯不仅是个教育家,善于辞令,还是一个艺术家。1958 年与张英兰合著有《王维的诗》。1968年著有《田园诗人—王维》;他接受了撰写华西协合大学校史的任务,结合自己在华近 40 年的生活,完成了一本行文简洁,内容繁多的《华西协合大学》,1974年由美国纽约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会出版。还画了许多中国西部风景画,近年来还画了加拿大及世界各地的风景油画。

    启尔德的小女儿启智明(Cora.Alfetta.Kilborn, 1899年出生,1920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获现代语言荣誉学士,之后在多伦多中心医院护理学院接受了培训,毕业后又在多伦多大学进一步深造公共卫生护理学,完成了教学和管理的课程,成为注册护士,1926年随加拿大联合教会妇子志愿队来到华西,在成都和母亲一直领导妇女儿童医院医学和护理学的教学工作。几年后她曾一度曾回国照顾病重的母亲,1942年母病逝后,再次回成都继续护理工作并任了护士学校的负责人,献身于华西的护理教育事业,直到1950年回国。

    人们常说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启尔德的长子启真道(Leslic.Gifford.Kilborn)忠实地继承了父母的事业。他1894年出生在四川嘉定。1913年在他父母为创建华西努力工作时期回加拿大学习,通过录取,获得了爱德华·布莱克奖学金,进入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学习,主攻生理、生化学。1917年以优良的成绩毕业,获得到维多利亚科学银质奖,之后继续攻读生理学研究生。此期他得到大量经济支助,建立动物实验室和做其他有益工作,担当生理学的演示法教学。1918年获文学士(M·A)学位,后继续攻读医学。1921年毕业,当年与珍尼特·麦克鲁尔(Janet.Mcclure. Kilborn,启静卿)结为夫妇。

秋天他们乘船返回中国西部。到成都后,启真道先在彭县华西大学语言学院充实中文,又做了些医务工作,18个月后回到华西,被指派作生理学讲师。1922 年任生理系主任,兼医科副科长,承担了医学和牙学院生理和生物化学的教学工作,全部皆用中文讲授。还将英文的《生理学》译成了中文,出版了生理学实验手册。莫尔思称他“是一位我们从未见过像他那样经过最高专门训练的专家。他已能领导生理学。他出生在中国,外籍教师中没有那一位能像他那样讲一口道地中国话。”“他的实验室是华大实验室中最好的。”

1925年在战乱中他曾被子弹打中,历时四个月才恢复,痊愈之后在左肩留下了永久的残疾。1927年他第一次回加拿大休假,完成了他的博士研究,获医学博士、药学博士、宗教文学博士。离开前还去波士顿Carnegie营养学实验室工作了短时间,从温哥华上船的行李中他还带有野外检测基础代谢的仪器,他计划将对中国西部外来民族生理学特征进行调查研究。1928年全家回成都,被晋升为生物学教授,出任医学院副院长,除了教授生理学、药理学外还教授医学英语。1936年任院长,19391947年任医牙学院总院长。此时正值抗战,他与华大职工一道,日以继夜地为欢迎、帮助、安排内迁而来的各大学师生。他负责安排来自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医牙学院及后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职工和学生,为之提供食宿,安排他们使用华大的实验室和医院继续学习。启真道夫妇家常挤满流亡来的各校教职工,其中有金陵大学的校长吴贻芳,南京大学的彭**和女儿等,许多知名教授和家属,或先或后,或长或短住了一些日子。1947年再次任医学院院长,并继续担任医牙总院长。他努力促进医学教育的发展,使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逐渐发展并壮大起来。著有《实验生理学》及论文 40 篇,合译有《哈氏生理学》。他的管理方式,他的学识和他的教学方法成为了贯穿整个华大管理的信心。

他还热心于西部地区一些民族的调查研究,先后担任了社会学杂志的编辑、主编。1943年加拿大与中国首次建立外交关系,启真道被加拿大政府派遣协助在战时中国的首都重庆成立使馆,他作为对中国事件的临时顾问及参谋,出色地工作了四个月。他从加拿大来往于成都也十分艰巨,两次不得不经驼峰航线。

    启真道的夫人启静卿(Janet.Mcclure. Kilborn,)来华大后,管理了眼科医院,向医科和牙科学生讲授儿科学和医学英语,后来还任校医,帮助解决了华大教职工和学生的健康问题。他的父亲曾是齐鲁大学的教授,弟弟也在河南从事医学教育工作,对中医药开业者进行培训。1945年因严重的冠状动脉硬阻,住院几个月后病逝。她捐建的医科图书馆被命名为启静卿纪念图书馆。

     启真道1947年再婚,与吉恩· E ·米勒医生(Jean.E.Millar. Kilborn)结为夫妇。她1906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毕业于Wesfem Ontario大学,获M·D学位,是一位麻醉医生, 1932年受加拿大联合教会女子志愿队派来成都接替启希贤退休后的工作,她继续管理医院,承担儿科教学。

19521月夫妇离开成都后,受香港大学邀请,一起去了香港。启真道任生理学教研室主任,又担任了三年医学院主任,使生理学教研室发展成为生理、生化、药理三个教研室。他一到香港就开始对组建求精学院(艺术及科学的研究生院)予以关注,1960年,他从香港大学退休又受聘于求精学院,任副院长,不久成为组建委员会的主席。11年的时间,他运用聪明才智,深奥的处理问题的经验,耐心细致的人际工作,引导制定了三个独立学院(新亚洲学院、联合学院和求精学院)的学术标准。1963年这三个学院组建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基础学院。

1963年春,启真道夫妇离开香港在加拿大退休。19654月,他的母校多伦多维多利亚大学授予他神圣的文学博士学位(D.Lit.S)证书。1967623日启真道医生在多伦多逝世,享年72岁。加拿大联合教会世界传教团委员会在他的讣告中称赞他是许多华西协合大学毕业生们思念回忆华西的中心人物,他开展基督徒史诗般的服务工作,有鲜明的青春活力。黄思礼在评价他时:称“他是一位认真仔细的事务管理者,一位有能力的教师,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和一位教育事务管理者。”

    启真道的长女玛丽·埃莉诺(Mary Eleanor Kilborn1924年出生于成都,在多伦多女子大学攻读护理专业,继后又在蒙特利尔完成了护理专业的研究生课程, 1949 10月随父亲返回成都,一开始就在华大医学院工作,是家族第三代在中国的医疗志愿者。1951年离开成都,回到了加拿大。

为纪念表彰他们一家的贡献,香港求精学院将理事会更名为“基尔伯恩理事会”。加拿大以有基尔伯恩这样的家庭为骄傲。为此,加拿大联合教会向求精学院教堂捐赠了一块基石,以纪念基尔伯恩一家及其相同经历者。上书道:“为纪念将一生奉献给上帝和中国朋友的所有加拿大传教士。”19624月教堂正式开放,启真道医生前往致词。他离开求精学院时的告别讲演后来以《觉醒》(Awareness)出版了。

怀德尔·佩恩菲尔德博士在所著的《在中国已完成之使命》中写道:“他们在加拿大国内的医疗圈中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他们作为加拿大教会志愿队的队员,通过各种形式得以帮助中国于危难之际,他们给一个七亿人口大国的人民带来了健康和幸福。带给中国人民西方文明教育。他们的使命是崇高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如果说在中国工作了18个月而牺牲的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值得我们纪念,那么启尔德家族对中国72年的奉献也同样值得我们铭记。

图片:指导实验的启真道(选自Bamboo StoneThe Evolution of A Chinese Medical Elite);医科的主要人员,二排左起启真道、启静卿、启希贤,右一米玉士;一排左起胡祖遗、莫尔思、毕启、黎伯斐、唐茂森,三排左起杨济灵、苏道璞、班勤、谢道坚。启真道、夫人和女儿。(选自Drs.Leslie and Jean Kilborn,medical faculty at WCUU,witb tbeir daugbter Mary,an 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