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盖满京华    斯人独憔悴

 

——章永逝世三周年祭

 

过去,我不相信鬼神,现在,我对鬼神半信半疑,可是,我相信命运,命运是由于许许多多平凡却无法控制的因素,导致一件事、或人生无法意料的经历与结局。有些人常常走好运,大多数人是幸与不幸的不同组合,而一些人是始终不幸,章永,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之一,却不幸属于后面这类人,至少从我认识他不久开始。

 

章永姓刘,四川桐梁人,第一次见到他是1952年夏,在华西医大(当时改名为四川医学院),他任学生会文体部长,我是广播站编辑部主任,为组织同学的暑期生活经常碰碰头,他给我的印象是礼貌、活跃、谈吐文雅,他国学很好,喜欢诗词。以后,并没有更多交往,更没有想到在以后大半生,我们竟会有相似的命运,共同经历了半生风霜,承受那些无声的狂风暴雨。他高我一年级,毕业后留校在内科,我毕业后也在内科,但仍少往来,直到19579 月当我们作为右派分子被编在一起接受批判与教育时。川医的“大鸣大放”始于1956年的6月,内科比较平静,仅组织了几次座谈会,当反右开始时,全院共划定2名右派,被上级认为反右不力,原工作组长(团省委书记)贺惠君及医院院长饶积进(部队大校 转业)被撤换,以后贺被划为右派,饶被定为右倾。九月初,新的工作组于几天中补划了右派分子108人,在同一天公布,并组织职工将大字报贴满医院,一夜之间这些人都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阶级敌人,内科当时的22个各级医师中6人被划作右派,我与章永均名列其中,我的主要罪状是在院领导来科内了解意见时代表内科医师的发言中提出年青医师有工作、身体与组织关怀方面的三大痛苦和主办了一次内科的大字报。而章永则是因与党员女朋友恋爱,却因他出身欠佳,被干预拆散,写过几首失恋的诗,被视为对党不满。58年春节不久,我俩与医院其他右派分子百余人定罪后,送往西昌地区的德昌山区“监督劳动”。开始时,在山区开渠引安宁河水上山,名为凤凰堰,每日沉重的劳动(早上八点至下午五点)与艰苦生活(每月10元生活费,扣除1.5元订报费,还有煤油灯费与草鞋费,仅余下5-6元)并非是最难承受的惩罚,对前途的渺茫绝望,还有漫漫乡愁才是最大的折磨。惟一的宣泄是当下工后,大家坐在山坡上,面对西下的夕阳,茫茫云山,万谷松涛,唱起老电影“夜半歌声”中的“秋水伊人”:望穿秋水,看不到母亲的慈颜………”。除了每晚集体学习时不断对自己的批评,尽可能给自己想出更多“罪状”,大家不会谈家庭、工作、过去与将来,因为担心被人告发,也很少谈论劳动与饮食以外的话题。半年多后,水渠建成,一些右派被分至矿山采铜,我和章永等13个身体较瘦弱或有病的人到了一个制造粗制手纸的手工工厂,应是一种照顾,但到纸厂后,一切艰难粗重的工作,全被分派给我们,包括下料(将细竹放在游泳池大小的池中,分层洒上石灰,放水让碱水腐蚀竹的纤维),起料(将碱水中掺合大量沙石的竹捆,用手抱出,在小溪中清洗),制料(将洗静后的竹捆放入巨大木通内蒸煮三天,再用巨型石碾碾碎),备料(将碾碎成泥状的竹材,挑送3-4个平方米大小的木通,放水并用竹竿将水与竹泥搅拌均匀),最后是厂内工匠用窗帘样的竹网将纸浆捞起、加压、榨干,再一张张分开,凉晒成干的手纸。我们每天5时起床直到下午6-7点,除了二餐时间,不停劳动,晚上是集体学习。下料时的石灰粉尘对鼻、咽、气管、全身皮肤都是强烈刺激;起料时则有碱水腐蚀加沙石磨损,使手指、掌形成许多腐蚀的小洞,接触东西后痛彻心肺;制料时则在蒸桶内高热难耐;备料是重体力活,需挑起百余斤竹泥,再用力搅拌和匀,章永常常因用力而引起痔疮出血。有时为搬运物资,还在午夜用架车到40余里外的仓库拉材料,来回80余里,上坡、下谷,彻夜不眠,第二天仍得继续工作,因为这是立功赎罪,支持“大跃进”。我们也有自我消遣的时候,因为机会少,更是珍贵,其一是偶尔大雨,大家无法在露天劳动,厂里让我们去废纸库(用来重新制纸)将成册书籍撕开,有时废书中可以发现残缺的好书,如古诗词之类,这对我和章永是发掘到了金库,我们偷偷将书藏在衬衣内(不能让监管人看见)带回住地;我们13名右派住在一个水磨的狭窄楼房中,一长排地铺,章永与我相邻,有时在夜晚的黑暗中,他悄悄递给我一小块面饼,那是另一右派传礼趁奉派外出诊病时带回的;另外值得高兴的事是每23月一次镇上的巡回露天电影,或是文工队的演出,尽管白天工作重,很疲惫,大家仍兴高采烈,摸黑到几里外镇上去,演出水平不高,但演员认真而且勇敢,比如唱了几句,唱不上去了,咳咳嗽又重来之类,观众掌声也丝毫不减,演出时,常常听到邻座(地上)沥沥水声,那是美丽的萨尼族姑娘撩着宽大的围裙就地小便,这是中外演出中一种难得的插曲。在一年多共同的绝望、屈辱、劳动和小小的快乐中,一切压力都让我们更加知己。

 

59年,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收回川医,包括章永和我(其余的被留在当地,送回原籍劳动,甚或被判为“反革命”等罪名处置),但这一幸运并未给章永带来哪怕半点幸福。回校后我们以带罪之身参与医疗、教学,但上级绝不让人忘掉这些人的“阶级敌人”身份,没有人敢与你来往,处决犯人,批斗各种“份子”的大会,我们一定蹲在第一排接受教育,聆听随时也可能降临我们头上的处理,那是从枪毙到各种徒刑,让我们随时想到自己的罪过,此外,我们回到内科的4名右派负责每日打扫各病区示教室与公共区域清洁。在指导学生学习时,要明示自己的身份避免我们“欺骗学生”,休息时,不得离开集体宿舍,外出需要向二位监管(医师)请假。大的节假日,我们被派往各种工地劳动,体现毛泽东“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阶级敌人灭亡之时”的箴言。章永与我不仅同在内科教研组,同去急诊、门诊,还同住一室,除了家人是与我一生共同生活最长的人,与家人不同的是、我们有更相似的经历、罪名、感受、期望(重新变作“人民”)和失落(前途没有任何光明),非工作时一起写反省汇报和立功赎罪计划,在假日劳动后最大的快乐是涌读诗词,或在院内月色朦胧的小径唱和,在三年灾害时,每月十七斤粮食,没有肉类与副食品,饥肠辘辘,章永比我个头大,在隆冬寒夜值夜班,有一碗稀粥表示是加餐,我给章永留半碗,他值班也给我留半碗。1960年国庆前,听说有大赦,想到我们又可重作“人民”高兴得彻夜难眠,结果全院百余名右派只有一人荣幸摘除右派“帽子”由右派变成“摘帽右派”,介于人民与敌人之间,虽然本质上仍不属人民,(仍享受右派各种待遇),至少名义上进了一步。1961年终于我和章永同时转为“摘帽”右派,谁知更大灾难正笼罩章永,像梁祝婚变前那一组铜管乐,只是我们不曾听到那令人心  惊的乐声,幻想境遇有真正的改善,这时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正逐步变成中国土地上另一次雷暴。

 

刚巧,这时医院连续发生多起输液事件,甚至导致死亡,迫于上级党政压力,在真相不明情况下,对70余名专家进行了批斗,来表示惩治阶级敌人的决心。医院计划加大打击力度。在11月的一天午后门诊时,我们接到晚上全院开大会的通知,章永说他不太想参加,我下班较迟,晚餐后去大会场时,发现气氛紧张,从入口望见灯火耀眼的舞台,发现有两人被押在台上。其中一个是大学同学、右派外科医师,另一人竟是章永,正宣读罪行与判决,大意是章永出身不良,划为右派后不知改悔,实行阶级报复,判刑2年,当即押往劳改监狱。在震耳口号声中,恍惚看见章永被押上了警车,我拖着无力的脚步,满腔惊疑回到科室,参加讨论,会上才知“阶级报复” ,是指章永一次急诊时,诊治一名脑脓肿昏迷患者,发现病情严重,立即收入住院,并交付护士长后,章永即转至另一诊室处理病人(内科仅一名医师值班),患者有七、八名亲属,在等候入院时因躁动,跌下诊断台,入院后一日因病重不幸死亡,这是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感觉身心俱寒,不断颤栗,含泪表态,要更好改造自己,避免重蹈章永覆辙云云。回到宿舍,章永已人去床空,书籍散乱,床头只剩下一堆乱草,因章永并无亲人在侧,是门诊一位中年护士,冒着风险给他监狱送去一床薄被,我找出章永出差在外姐姐的电话,通知她此事,这就是我能为他尽的全部力量。

 

章永判刑后,我每日独对空床,既悲且痛,偶从其姐处了解他劳改情况,直到63年,我长女出世,听说章永已出狱,公安九处某处长了解他技术及为人,留下他作狱医。我们再见时,更显沉稳拘谨、客气,谈及往事,只是惨淡一笑。因监狱离我家很近,他孑然一身,节假日常来看看我,逗逗孩子,虽遭厄运,一息尚存,劫后余生,是不幸之大幸,他仍不忘学习,稍后,我还替他借学校资料阅读翻译。不料祸不单行,约一年后,一天,我到住地去看他,竟贴着公安局封条,人迹沓沓,与他姐姐联系,才知已被押回原籍。原来小四清开始,时任公安局长、副市长的林左夫是清理对象,罪状之一是包庇阶级敌人,即出身不佳的公安九处处长(留章永作狱医者),该处长的主要罪状是重用阶级敌人(章永),一介风雨飘摇的普通不幸医师,竟然涉及上层政治斗争。最后被派出所撤销户籍(出狱后户口在监狱)。三天后作为“无户籍”黑人口,被押送回铜梁县原籍,变为无土地农民,终日耕作,整整二十年,直到1982年,几次有机会在乡村行医,均被区乡医师排挤,空怀济世仁心,在缺医少药的中国,却无法用技术为民效力,这才是章永真正的悲哀。

 

在十年文革中,他备受摧残,幸运的是,这时40余岁的他,认识了重庆支教的女知青小周,两人在困顿中相濡以沫,度过了最艰难岁月。1979年冬为右派平反的春风终于吹到四川,但远远没有反右时的雷霆万钧之势,只是悄悄的给右派发了一纸通知,还作了许多伏笔,留下不少尾巴,准备将来可随时再行整治。即使这点微不足道的喜讯,远在山区的章永也很难知道,他是第二年(80年)才得知这个信息,而他几十年的岁月、事业、工作,那些无端打击,,还有他的无地农民身份均丝毫不变。为了生存,为了讨回应有的公道与权力,他在同学、朋友帮助下,来到华西提出申诉,但毫无结果,他被迫在学校大门外,用小字报写下申诉放在地上,静坐了几天,虽然获得广泛同情,但一介寒儒,加上芸芸众生,对当权者能有什么影响。

 

直到82年,章永在同学的热心帮助下,在重庆市工人医院当上了一名医师,并与小周结婚,尽管萧条四壁,毕竟满室温煦,已是得来不易的幸福。虽然已近知命之年,章永仍怀烈士壮志,不仅埋头工作、十分敬业,还写了许多文章及科普书籍,当得知他有了一个爱女——小雅后,我暗自祝福,希望他终于能得到一个愉快的晚年。没有了风云诡谲的政治运动,不料,不幸却再次敲开他的大门,他夫人小周突然病倒,她所在的小小街道工厂,停发了工资,还要付出大量医药费,小周父亲一个小厂老工人退休在家,全家四口全靠章永的微薄工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恢复工作还不到十年,他竟到了退休年龄,为了老父、娇妻、爱女全家人的生计,退休后他去铜梁县行医,以后去了广东东莞,由于过度疲劳,引发心肌梗死,侥幸存活,被返回家休养。不到一年,又重会广东,奋力工作,为的是让妻女今后生活有更多保障。以后几年中琐屑事牵与章永联系较少。

 

我最后见到章永是2003年春,刚从美国开会回家,突然听说章永身患晚期癌症,这是继他1961年被捕,64年被押回原籍,给我的再次平地惊雷。我和一个侄子特地匆匆赶到重庆作了一次告别的拜访。到章永家,他和夫人在家,老岳父卧病在床,他仍穿着多年的棉衣,很高兴见到我,精神很好,家中十分简朴,没有任何新的家俱或电器,但是清洁整齐,最高兴的是谈到他的女儿小雅,她已进大三,学经济,成绩不错,也很懂事体贴,是父母的精神支柱,这常是不顺利人家常有特征——勤奋、温婉、体贴的子女。我们都没有谈病,那是一个无法讨论的题目,我们都是医师,对结果能有什么希望? 中午,章永夫妇挽留我们在家进餐,为了不给他们添麻烦,我请他们在附近找一家餐馆,但他们似乎一无所知,看来他们平时不会去,也无人请他们去,最后,我们沿街信步、找了一家较近,门面尚可的餐馆,但章永因腹胀,吃得很少。在一个方便的时候,我向他夫人了解病况,原来他去广东后,长期便血前一月加重,怀疑直肠癌,回到重庆准备手术,CT发现肝及全身多处迁徙,并有大量腹水,已失去手术机会。饭后章永夫妇送我们上车返蓉,我们都知道,这其实是一次永诀。3个月后电话中得知章永已经去世,死得很安静,不太痛苦,至少他不愿自己表现得痛苦,带着对妻女的挂念离开了这个给他一生不断制造伤害的世界,这是一种解脱。

 

一般人都知道57年反右、是中国知识分子极大的不幸,对章永来说,只是到最后、我才知道57年的不幸,只不过是他一生中更大不幸的一种铺垫。作为一个平凡的知识分子,在遭逢意外的不幸后,竟然会涉及到另一个政治运功中的上层斗争,而不幸他又与斗争中,将要被清除的一方毫不相干的联系在一起,不是他,而是命运将他们连在一起。他受累只是由于无意中将他留下当狱医的公安九处的处长,处长受累只是因为他必须成为他上级应该被打倒的理由“重用坏人”,章永57年受累、是命运让他具有成为61年受害的身份“阶级敌人”,以及64年受害应具有的身份“坏人”,为此,他付出了一生,至少大半生不幸的代价,这一切他没有一点选择的权力。

 

章永的一生是平凡的,正像中国大地上众多知识分子,他不曾有惊人的成绩、声名,他遭遇的种种不幸也是平凡的,不像一些文章中那么骇人听闻,惨绝人寰。但那是几十年里,那是一个人一生,一个人仅有的一生,绵绵不绝,如影随形的屈辱、痛苦、绝望、不公,毫无道理地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人与生俱来生存、生活的权力!他甚至不能像一棵小草一样自生自灭!他不曾作过任何伤害他人的事,却无端被摧残、仇恨!他的人生只是被一些充满光环的伟大人物用作铺垫的碎石。他是几百万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右派人生与遭遇的真正缩影,但愿他在另一个世界可以安静、自由,有尊严,幸福的生活。

 

                                            张廷杰(华西校友)于2006/9/15 意大利佛罗伦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