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发展中国口腔医学服务的四十年
                                  ——我所知道的林则博士
    

                                         王翰章 

    我第一次听说华西协合大学,是1937年潞河学校初中毕业典礼上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演讲中。那年初、高中一起举行毕业典礼,请司徒雷登来演讲。他刚从四川回来,一开始就讲到中国的“小西天”,即四川。他说四川的地理位置很封闭,四周都是高山;从北面很难进,只有栈道;南面也只有通过水路,从武汉经重庆到乐山,再坐滑竿。这当中要过三峡,坐木船,逆水而上。一路艰险,差不多一个月,才能到成都。看到华西,他感到很奇怪:“如此封闭的地方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大学,而且是高水平的大学?”而他最推崇的就是牙学院,说在亚洲首屈一指,亚洲其他地方很少有。
    1940年我考入了齐鲁大学的医学预科。1941年11月8日的夜里,日本兵封锁了齐鲁大学校园,把学生都轰出了学校,把所有的外籍教师逮捕起来,送到山东省烟台附近的一个集中营。我不得不回到北京,为求安全借读于辅仁大学的生物系。但呆了不到一年也读不下去了。1942年秋我和一中学同学研究,再和家里商量,决定到成都。经过流亡辗转,11月初,到了成都。见到了齐鲁的一些同学和老师,先安身就读于成都齐鲁大学。不久,看到了牙学院和刚落成的口腔病院,即现在的第八教学楼的西半部和在其西侧的一座“E”形两层楼的口腔病院。那里有将近40台手术椅,楼上实验室,楼下是病院,有教室,还有博物馆,一切设备都是从国外运来的,丰富极了。正如司徒雷登讲的一样。我就想,一定要进牙学院。
   于是我就找到齐鲁大学医学院的院长、病理学泰斗侯宝璋教授。过去我和他的孩子是潞河中学同学,侯教授爱好文物和书画,在书画界有很多朋友,我喜欢画画,所以常到他家求教,他喜欢和我谈论我的堂叔王仁山经营荣宝斋的情况。一天我跟他说,我不想在齐鲁呆了,我要去华西的牙学院。他说那好吧,就用英文,给牙学院的创始人、院长林则博士写了一封推荐信。
    1943年春季的一天,我去见了林则博士。在他办公室的外间我跟秘书方女士说:我是北平来的学生,想见林则博士。她说:“我跟你向他说一说。”在里间的林则听到后对秘书说:“请他进来吧。”
林则博士在那古色古香,又很有国际味道的办公室接见了我。当时他身着典雅的西服,与其他加拿大身材魁梧的人比较起来身材中等,看上去已近60岁,略为发胖。眼镜后的目光敏捷犀利,稳重而充满活力。他欠起身来招呼我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看了侯教授的信后,他就用英语面试我。他问了很多问题,有的是很难回答的,我要想一阵才能说。问完以后,他突然换成中文说:“我和你说啊,一个船在大海里航行,罗盘定了,就要按照罗盘指定的方向一往直前,不能在海里打转转。要是那样,就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用英语回答说:“我懂了,我在这学习就再也不改了。努力学,这就是我的目标。”随后,我进了牙学院,1949年毕业,获得了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并留在华西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院工作,1960年任口腔系主任,1978年任四川医学院副院长,1984年任华西医科大学顾问。从进入牙科学习至今已60余年,目睹了口腔医学的变革、发展,我也为她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也常常怀念她的创始人林则博士和他的同事们。
    林则(Ashley Woodward Lindesay,1884-1968),加拿大人,牙医学博士、法学博士、理学硕士。他于1884年2月24日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1900年,16岁高中毕业后便离开家乡进入多伦多大学皇家牙医学院学习。当时加拿大正掀起“宗教复兴运动”,大学也兴起“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多伦多大学牙医学院的中国西部华西传教会也在大学校园里开展活动,吸引在校大学生毕业后到中国参加海外传教。通过传教会开展的活动,他了解到在地球的另一头有一个东方帝国——中国。但他对传教不感兴趣,只想到中国西部做牙医,帮助那里的民众解除口腔疾病,创建他的理想事业。1906年秋,林则向传教会委员会递交申请,要求在传教会的支持下去中国西部做牙医。1907年,他在多伦多大学牙医学院毕业,获得了牙医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到多伦多的西方医院进修了全身麻醉学,因此他对麻醉学也很有研究,造诣很深。然后,与传教会签订了誓约卡后,新婚燕尔的他便于1907年的冬天来华,到了成都。他的夫人林铁心(A.T.Lindsay)是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的创建人。她端庄、和蔼,关心青年人的成长,尤其对口腔年青医生英语水平的提高作了不少工作。一般每周有三个清晨(6:30——7:30)青年医生准时到她家,围坐在餐桌旁听她讲课,常为《Reader digest》的内容,边讲、边问,边听、边答,气氛紧张而不严肃。她的幽默词句,不时引起笑声。有时请青年医生去她家吃茶,或吃西式正餐,从中学些西方的习俗和礼节。有时也出些小笑话,如一次在她家吃西式正餐,她正在讲餐具的用法时,突然一位同学在切割猪排时用力过猛,连肉带盘子飞落在地板上。他很是尴尬,大家也感到紧张。林则夫人微笑着说:“这是由于用力支点不对。使用餐具有时也和临床医疗操作一样,如果在口腔内操作时,手和器械的支点不当,用力失控,会伤及病人。”多年之后,大家谈论起来,觉得虽是笑柄,却又是一次生动的实践课。她常在业余时为毕业生修改论文。记得我1948年底完成了论文(英)初稿,几经导师修改后,1949年春又交给林则夫人,请她对论文中语法和词句上的不当之处和错误的地方进行修改。大约一周后,一天上午,她拿着我的论文初稿,来到口腔医院,把我叫到医生休息室,叫我坐下,耐心地指点我文中语法和词句上的错误处和修改的细节,对我的帮助至今难忘。
    林则的目标非常清楚,就是力图将现代高等牙医学教育在中国传播。最初很多传教士对开展牙医学并不热心,他很难开展工作。恰巧,一个传教士安装的假牙坏了,林则成功地为他修复,从而改变了传教士们的看法。随后,他取得早已来到中国兴办医学教育的启尔德博士的支持,先在成都基督教会开设的四圣祠街仁济男医院内开了牙科,为成都的老百姓看病。开诊不久,一位妇女患了牙周脓肿,脸部红肿,异常痛苦,便勇敢地来诊所求治,林则很快地为她治好。林则的名声逐渐传开,来就诊者日渐增多。1911年他在仁济医院斜对面修建起牙症医院,与唐茂森博士(Dr.John E. Thompon)合作,逐渐地,将口腔医学的业务扩大。1912年他招收了邓真明和刘仲儒两名中国人在牙症医院学习牙科修复工艺学,作为他的助手。到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医科开办后,他和唐茂森开始为医科学生讲授牙科课程。1917年吉士道博士(Dr. Harrison J. Mullett)又来与他们合作,在华西协合大学赫斐院建立了牙科系,林则任主任。1919年牙科扩建,成了与医科并列的牙科(学院),他担任院长,直至1950年离开中国。
    林则知道,要在中国开创口腔医学专业,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完成的事,他一方面担任口腔生理解剖学、口腔外科学、麻醉学、全口义齿等的教学;另一方面他还努力争取教会继续动员志愿者来参加。陆续参与林则博士开拓中国口腔医学的医师,也是国际上著名的牙医学专家。
    最先来的是持行医证书的牙外科医师唐茂森牙医博士(Dr.John E. Thompon)。他是林则的同窗好友,在多伦多大学皇家牙医学毕业后,于1909年应邀来华与林则博士合作创建华西牙医学院。他讲授牙体外科学,冠桥学,是我国口腔修复学的创始人。唐茂森工作认真负责,学识渊博,对华西牙学院的建立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不幸于1932年因病去世。
    随后来的是持行医证的牙外科医师、美国牙科医师学会会员吉士道博士(Dr. Harrison J. Mullett)。他1917年来华,专门负责讲义齿学和正牙学。他是最早在我国讲授正牙学的教授,曾任四圣祠牙症医院院长、华西协合大学医牙学院管理委员会委员,口腔实验外科技术学主任、赝复学系主任。著有“罗素民族之口腔检查”、“以超胶为牙列修复材料之研究”等。因为他医术精湛,多次为蒋介石看病,1949年蒋离开大陆时,最后一次来华西协合大学口腔病院,就是由吉士道博士和徐乐全教授为他做了在大陆的最后一付全口义齿。吉士道和蔼可亲,并有艺术才能。
    牙科博士安德生(Dr.Rog M.Anderson) 1920年来华。先在重庆任重庆加拿大联合医院牙科主任,后也来华西协合大学医牙学院任教,讲授牙体修复学。
    牙科博士、医学、药学博士、持行医证书的牙外科医师刘延龄博士(Dr.R.Gordon Agnew)1923年来华,他是国际上很有名的口腔组织病理学家,而且曾做过国际牙医学会的副主席。他讲口腔病理学、口腔组织学和牙周病学;对于培养牙医学人才,他做了大量的工作。1945年,他用英文写了一篇专著,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牙医学教育》,总结了华西协合大学的牙医学院的办学经验和展望,他把以往的教学计划,都列入表中,很详细。1949年以后,他回到美国后任加利佛尼亚大学口腔病理系教授和主任。从检索上看他共发表了35篇论文。比较引起国际上重视的:一是1933年他和他的夫人Mary Gordon Agnew(营养学家)在美国牙医学杂志(JADA)上发表《龋病的模型制造及其预防方法》。他采用控制实验动物大白鼠的饮食来造成龋病的模型。其食谱,多达11种。以此再研究它的预防、治疗方法。文章发表后,被国际上很多人引用。此后他和他夫人,从1933年到1943年,又经过了10年共同研究,在JADA上发表了《关于环境和食物对牙周病结构组织健康的影响》的论文。他还热情的把中国的牙医学介绍给世界。例如在1926年,他在《华西边疆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中国是最早发现的牙病并有文献记载的国家。他引用了《黄帝内经》上的记载,认为牙周病、龋病都是中国最早发现的。他讲《黄帝内经》上把牙病分为三型:风牙就是炎症,虫牙就是龋病,牙疳就是牙周病。他的文章发表以后,国际上很多专家引用他的材料。后来朱希涛教授的文章中也引用了他的有关材料。20世纪50年代他在加利佛尼亚大学仍继续进行在华西开始的环境和食物对牙周病结构影响的研究工作,随后又开展内分泌因素对牙周病影响的研究。1959年,他在美国主持了国际口腔暨颌面部疼痛的专题会议。刘延龄教授还是一位音乐家,音乐造诣亦深,会弹琴,善歌咏,并精通乐队指挥,为五大学乐团的指挥,是当时华西坝上之名人。
    另外还有1922年美国浸礼会来的叶慈夫妇(Dr.and Mrs.Morton Yates),1932年来的甘如醴博士(Dr. W.G. Campbell)。甘如醴博士讲授牙体外科学,现叫做牙体修复学。他关心口腔医学教育的发展,1985年,已80高龄的他,远道来成都,参加华西大学建校75周年校庆。
    由于这些当时国际上有名的专家陆续加入,所以中国的口腔医学一开始就建立在国际水准的基点上。没有用多久,华西协合大学的牙医学院、牙医学教育就闻名于海内外了。
    林则的教育理念是“选英才,高起点,严要求,淘汰制”。他反复强调“保证学术质量,而不是数量,造就合格毕业生,要求学生真正实用于社会。”他曾经在20世纪4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专门阐述他办牙医学教育的指导思想。他认为:中国牙医学所制定的教育方针和设置的课程要站在西方牙医学校的前面,要求学生要学习与医科学生相等的基础生物学和医学课程。使学生认识口腔卫生的重要及与全身的关系。培养出来的学生首先是医学家,然后才是专科医生,而不是匠人。他说:这项工作,提示了一个新的教育计划,奠定了一个高的标准:以第一流牙医学教育为目的,成为一个示范的中心。他意思是说用这个示范可以推广到全中国,甚至于到国际上。他认为这里的毕业生,完全可以和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牙医学院毕业生相比,在什么地方证明培养的学生水平呢?在国外进修的学术上,由这里去进修的学生跟国际上、国外的同等的学生互相业务上的竞争就可以证实这一点。
    1919年他首先从医科三年级学生中说服了黄天启改读牙科专业,1921年他作为华西协合大学牙学院第一班毕业生,留校任教。此后他还于1926年、1937年两次让黄赴加拿大进修,获多伦多大学牙医学理学士、牙医学博士学位。黄天启1928年任华西协合大学牙学院教授,1938年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牙科主任、教授,1941年任华西、齐鲁联合大学牙症医院院长、教授。
    牙医学吸引了华西协合大学中优秀的学生,申请入学者不仅有中国各省的,也有来自欧洲、朝鲜、苏联、印尼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女生也逐渐增多。1936年张琼仙、黄端芳成为华西协合大学培养的第一批牙医女博士毕业。华西协合大学牙学院的毕业生在成都、中国其他地方、远东的重要中心城市供不应求。1931年华西协合大学在美国的托事部的报告中为牙学院的成就感到自豪。它说:“我们牙学院正在为全国范围服务。一年前,北京协和医学院要求我们一名毕业生到那里去行医及教授牙科学,另一位毕业生应邀到山东齐鲁大学。目前还在要另一位毕业生。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已经要了一名毕业生到国家卫生委员会工作。”1939年中央大学筹建牙科时也请求华大给予帮助。
    林则博士从口腔疾病与全身疾病的关系出发要求学生具备坚实的基础和熟练的技术。他在1928年建立新的专科医院时就取名为口腔病院,英文名字用的是Stomatological Clinic。在安排教学计划时,特别重视基础广厚、扎实,技术训练严格、细致。刚成立的头两届,前三年与医科基本相同,后三年专业课有口腔解剖学、比较解剖学、口腔组织学与胚胎学、牙科修复学、手术学、齿冠与齿桥学、特殊麻醉学、矫形学、口腔外科学、特殊病理学等十多门,1920年起改为七年,第五至七年为临床实习,并穿插一些课程,1923年进一步规定了各门课的时数。为了保障广泛而扎实的医学基础和临床基础,林则博士要求,学无机化学要与化学系的学生在一起,学内科学要与医学专业的一样,课时相同,考试亦相同。其他各科也按这个原则执行。
    严格要求里头常常联系到淘汰制。严要求是按照课程,每年有一定的数目重点学科,按学分制分为重点学分和一般学分,重点学分不及格的升级就会受影响;还有学生的整个表现和专业能力的表现也很重要。从学科上,从考试上,常常采取划曲线的淘汰。从我亲身的体会来说,每年都会用画线来(我们叫“Curve”)选留学生。成绩是按照ABCD记分,到年终的时候这门课程给你一个A或者一个B,里面有很多的涵义。大概都是由于课程的原因或其他的毛病,划曲线的时候就给划下去了。到了临床前期课程、临床课程,曲线淘汰多为从学生各方面的表现,看你是否能达到做一位口腔医生的要求。学口腔专业有很多的技术问题,需要有做模型,画专业图,雕刻等许多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将来你要做专科医生,必须要具有这些能力。因此要考察学生能不能做,有没有悟性。如果一门课最低分是65,有许多人能考90分,那70分以下可能就会算不及格。我的班上原有20多人,毕业时就只剩9人,其中两人是上一届留下来的。
    为使华西口腔医学事业有更大的发展,他特别重视造就中国医生、教师。自选留黄天启并两次送出国学习后,每年又陆续从毕业生中选拔优秀学生留校,并把他们陆续送到国外去进修提高,成为各个专业或中国各地区口腔医学的带头人。如1939年毕业生宋儒耀博士被送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进修学院学习,那里是国际上著名的整形外科泰斗艾伟博士(Robert Henry Ivy)所主持的进修学院。他出色的学习表现,使他在5年以后得到了美国医学上最高的学位:医学科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Medical Sciences)。他回国以后,开创了中国口腔颌面外科和整形外科,成为中国整形外科的开拓者。1988年6月9日《China Daily》报道了他的业绩,国际上称他为“中国整形外科之父”。1930年毕业的毛燮均博士,1936年、1947年两次赴美国进修口腔正畸学,后来他成为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的创建人。1930年毕业的席应忠博士,1940年、1946年在美国进修后,回国参与创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1930年毕业的陈华教授,1945年到美国深造,其后领导创建了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后曾任该校副校长。1937年毕业的夏良才教授,1944年赴美国进修,其后曾任四川医学院口腔系主任,后来又领导创建了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1937年毕业的邹海帆博士,1948年到1949年到美国和加拿大研修,专门和国际上的牙周病泰斗们学习并得到他们的赏识。他用钢丝录音机把上课时所有的讲演录了下来。回国后,创建了我国牙周病学研究室。这个Research Department就是口腔医学的研究部,是中国牙周病学开拓者。1938年毕业的魏治统教授,1946—195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专门进修冠桥学与烤瓷学,回国后一直从事牙体修复学教学工作。1940年毕业的王巧璋博士,1946、1947年先后在美国波士顿佛尔塞斯小儿科研究所、纽约故根汉儿童牙医研究所进修,1948年回国,创建我国儿童口腔科。此外廖韫玉教授,被派往密歇根大学进修修复学。徐乐全教授去加拿大进修修复学。罗宗赉和邓述高、周少吾曾在美国学正畸学,他们后来都是正畸学的先驱者。还有的留在国外任教,如在哈佛大学正畸学任教的严开仁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口腔外科的胡永承教授。
    “以预防为主”是林则博士医疗思想的重要方面,他很重视牙病的预防。所以他选送1934年毕业的戴述古博士,到美国专门学习牙科公共卫生学,就是现在的口腔预防医学。戴教授学识渊博,英语讲得漂亮,回国以后专门从事口腔预防、口腔公共卫生工作,是我国开展口腔预防牙医的创建者。可惜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正在才华洋溢的时候,由于飞机失事去世。
    林则所造就的如此众多的人才大大推进了中国口腔医学事业的发展。
林则博士学识渊博,技术精湛。在主持口腔医学教育、推动华西发展中,他在自己的医学学术领域中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大概前后发表了七十几篇文章。1929年,他在美国牙医学杂志(JADA)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下齿槽神经阻滞麻醉直接注射法》,这个方法,以后就叫做“林则方法”,至今,仍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方法。
    林则博士不仅学术造诣深,而且有很好的管理才能。他长期担任当时华西协合大学最高管理机构校务委员会的委员,1941-1950年他担任校务委员会的主席,也就是副校务长和最后一届的校务长,对整个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45年校庆35周年时,他在成都市广播电台以题为的“保护学术自由,以利交流传播”,的讲演中说到“给学生搞科学研究提供场地和设施,科研成果献给学校或者社会所有”等功能时指出“开学以来,我们在行动中一直试图将所有这些功能做得积极生动,所以学校有了现在的成功。”
    即使在担任最繁重的学校工作时,他对口腔医学院的管理也深入细致,对医院了如指掌。除了上课外,他每天早上8点一定准时到口腔学院,到每个科室了解情况,或者说几句幽默的话,拉近与职工的距离,然后到挂号室、财务室、各诊室走一走,再到大学办公楼。记得1948年秋,我才进医院实习,一天早晨他路过儿科诊断室门前,见我正在处理一患坏死性口炎的儿童,由于病孩哭闹,将口腔涂擦的药液喷满了我的前襟,他走进诊断室,对我摇摇头说:“你的体位不对。”随后他给我作了示范,又说:“将工作服换了,交到浆洗房去。告诉他们要特别消毒,不能与其他衣物放在一起洗。”每回忆起来,虽已近60年,仍历历在目。我牢记着了处理病人时,医生所站的位置的重要性。
    他在中国创建高等牙医学教育及培养出了很多的高级人才的突出成就,深受当时中国政府的重视和广泛的赞誉。他曾在1949年以前,担任了当时中国政府的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的特邀委员。为表彰他对中国高等牙医学教育的贡献,当时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给他颁发了一级荣誉勋章和金星勋章。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加拿大理事会主席文幼章(Dr.James Endicott)博士长期在华西加拿大监理会担任差会书记,在他退休前写道:“或许,我认为在评价华西协合大学牙医学院的建立和活动是一项杰出贡献的意见上,我的认识是同有能力的国际著名评论家的看法一致。近半世纪以来,华大牙医学院为中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已经做出贡献。说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望不为过分。虽然,林则把这些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他亲密的同事们,但是真实地客观地讲,由于林则在这项纯科学的发展及基督教为中国民众服务方面的创见性上有着杰出地、坚定地领导能力,我们应该将这项荣誉归功于他本人。他的名字作为科学的牙医学之父受到占世界人口1/4民众们的尊敬。”
    1950年秋,一天上午,我在小天竺街见到林则博士从公安局派出所出来。那时,天气已渐寒冷,他穿着灰色的西装,将两手插在裤兜内。我走向他,问他来此做什么。他说去办离境手续。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离校回国的事情。不久,一个星期天下午,牙学院全体职工在口腔医院楼上的大教室内举行欢送他夫妇的离校午宴,在开幕之前,他做了长篇讲话,讲述了他为中国发展口腔医学教育的过程,希望这项事业仍不停地发展,以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为受着口腔疾病困扰的人们解除痛苦。他的讲话用钢丝录音机记了下来,应该仍保存在华西口腔医学院资料室内。
    在一个深秋的早晨,我和刘臣恒教授等人将他们两位老人送到华兴街的民航局大楼,办理完出境手续后,我们目送他们渐渐的消失在长长的小街尽头……
    回到加拿大后,林则博士就任安大略州牙医学杂志主编,多伦多大学评议委员会成员,一直到1968年12月8日去世。享年84岁。
    1968年加拿大安大略牙医学会授予林则终身会员资格时,在致辞中说:“此人不宣扬自己做过什么,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但只要需要或责任召唤,他就会以勇气、决心和罕见的睿智担起责任,然后退居起来,安宁而享受,因为他的工作为人所需。他没有为自己工作,他为事业工作,为同仁工作,为职业工作,为所生活的世界工作。”
    总起来说,在林则身上集中了学者的特质,思考问题、好学、精力充沛,不空谈,脚步踏实地干事。
    1999年,华西口腔医学院在新的口腔医学科教楼落成时,特为他铸造了一尊铜像,以纪念他对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创立与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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