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忘记的西南援朝医疗队



    1910年,日本侵占朝鲜。1945年8月,日本投降。美国和苏联以北纬38°线为界,分别在朝鲜南、北部接受日本投降。1948年8月,南朝鲜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同月,北朝鲜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一、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四次战役后,朝鲜人民军解放南朝鲜五分之四以上的土地,并将美军和南朝鲜军压在面积不足朝鲜面积二十分之一的大丘、浦项、釜山三角地区。1950年9月10日,美军和南朝鲜军转入反攻。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发起全线总攻。1950年10月1日,美军和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北攻,并企图于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北朝鲜全境,全歼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万分危急。
    1950年10月19日晚,中国政府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和朝鲜局势的发展,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揭开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序幕。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志愿军英勇作战,一步一步改变着朝鲜战场上的形式。然而,他们的伤亡也很重大。其中伤员最多的是创伤,然后是烧伤。当时,对方有钢盔,我们志愿军没有,打仗时头脸部必须露出来,所以创伤中又以头面部创伤较多。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我志愿军共战斗伤亡三十多万人,其中约10%是头面部受伤。特别要说的是,美军和南朝鲜军一方使用了凝固汽油弹——一种燃烧时象沥青似的粘性的燃烧体,炸开时分散出很多燃烧的碎片,碎片也有粘性,粘在身上继续燃烧,而伤员不知道,总是要用手去挡,结果手烧伤最多而严重,常常留下畸形。这样,志愿军中烧伤伤员也比较多而惨烈。
    头面部受伤病人需要颌面部专业的医生处理,烧伤病人需要烧伤整形专业的医生处理。然而,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医务人员极度缺乏,更无这方面的医生。
    缺乏有效的医疗救治,众多本可以生存下来的伤员在痛苦中走向死亡。
    伤员们在哭泣,志愿军们在悲痛,全国人民的心都在沉重,情况万分危急。这时,军委卫生部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当时华西大学口腔医学院教授、后来我国口腔颌面外科和整形外科的开创人——宋儒耀。宋儒耀,1939年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牙学院(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华西大学口腔医学院),获博士学位,到国际上著名的整形外科泰斗艾伟博士(Robert Henry Ivy)主持的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进修学院学习,表现出色,5年后得到了美国医学上最高的学位——医学科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Medical Sciences)。


二、组建援朝手术队
    1951年,中央军委下令给西南军区:“组建一只援朝医疗队,由宋儒耀教授担任队长并负责选拔。”

    当时,宋儒耀教授刚从美国回来几年,他从二战中总结出经验:头部受伤没有口腔科医生没办法工作。一般的医生不甚了解口腔颌面部的生理、解剖的情况,缺乏对上下颌关系的知识,难以恢复其功能。这样,病人说话、进食会很困难。因此,宋教授认为,这个手术队应以口腔的青年教师为主,他们才有充分的口腔生理、解剖、病理知识并且他们年轻健康的身体才能适应战场上特殊的环境。但光这样组建也不行,口腔是一个比较局限的专科,病人不只是局部的问题,还需要全身的管理。

    最终,宋儒耀教授从华西口腔医院挑选了三名青年优秀的医生,在华西附一院选了当时的外科住院总当副队长,还选了一位骨科青年医生。另外,为了管理病人,又选了一位病室护士长和一位手术室护士长。他的设想是:到了前方,护士长还可以组织一些妇女来工作。手术室有很多烦杂的工作,像打石膏等手术室准备工作尚需要专门的技术工人,于是又从手术室选了一名经验丰富的技工。另外,又从口腔医学院院办选了文笔很好的秘书。这样,由华西大学组建的共十名的专科医疗援朝手术队成立了。

    1951年4月31日,由宋儒耀领队,由邓显昭、王翰章、吕培锟、侯竞存、曹振家、彭学清、杨泽君、张连俊、吴银铨组成的专科医疗援朝手术队从成都走马街汽车站出发了。之前,他们已经经过半个月左右的学习和整编。而在他们出发前夕,华西大学师生们和四川省医药卫生工作者代表也开了欢送会。

    那天清晨,走马街汽车站聚集了无数自发前来送行的成都市民,一时间人山人海。在队员们临上汽车的时候,一位女青年护士代表成都市医务工作者朗诵了一首热情洋溢的长诗。诗句之美、情意之深,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王翰章医生代表手术队接过了那首诗的一米多长的手稿。队员们热泪盈眶地登上汽车,渐渐地离开了挤满马路两旁的人群。那幅诗卷,由后来成为华西口腔医学院院长的王翰章医生一直珍藏,直到十年动乱才因抄家被毁。


    手术队先到达重庆(当时西南军区总部所在地)。重庆也组建了一个10余人的队伍,主要是普外和胸腔外科医生,也有检验科医生和护士长。

 



 
朝鲜战场归来

(后排左起:张连俊,曹振家,邓显昭,彭学清,杨泽君,吴银铨 前排左起:王翰章,侯竞存,吕培锟,宋儒耀)


    这样,两个队伍合并在一起,组成了“西南援朝手术队”。到了北京,应北京医学院口腔系要求,宋教授又选了一个口腔修复医生和一个口腔颌面X线专家、一名眼科医生。这时,由中央统一整编,队伍更名为“国际医疗援朝手术队第五队”。整个援朝的医疗队组织全面而严密。其他队是一些地区医生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和其他专科如胸外科、骨科、精神心理科等组成。


    由于路途遥远,再加上整编的时间,手术队4月31号离开成都,7月1号才到达目的地——抗美援朝前方的后勤地沈阳。战争医疗奇葩——阶梯治疗,即是伤员从前线开始分四个阶梯逐步治疗,它主要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处理战伤的经验。具体而言:
    第一阶梯:卫生兵。解决将伤员放在合适地方、放合适体位问题。他们与战士编制在一起,战士冲锋时随在一起。战士倒下了,要立即将战士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比如小土坡、小坟头下)、摆一个正确的体位,然后接着冲锋。他们是阶梯治疗中最前线最艰苦也是最容易牺牲的。
    对于抢救颌面部受伤战士的卫生兵有着特殊的要求。首先,他们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颌面部的受伤有时是非常严重、可怕的,有的病员面目全非,好像不能救了。但并非如此,他们往往是看着很严重,但全身情况是较好的,绝对不能放弃抢救。将伤员放在较隐蔽的地方后,要特别注意体位的摆放。头部受伤,鼻腔内常有血;颌骨骨头碎了,口腔内常有碎骨片——凝血块和碎骨片等很容易造成窒息,这时卫生兵就要给病员一个正确的体位——头向下,以避免窒息。
    手术队为卫生兵上培训课。他们有的人没有接触过医疗知识,练习操作时经常会闹出些小笑话,显得憨厚而可爱;有的人虽然学习过医疗知识,但仍是谦虚而礼貌。他们的认真执着让指导老师轻松而欣慰。那些指导出来的可爱的人,参加了战斗有的被自己的战友送回来了,有的永远也回不来了……每每提到他们,老院长总是控制不住激动、忍不住泪水。曾经一名漂亮的女卫生兵,炮弹袭来时,她一把把一名战士推倒,趴在他身上,一回头,自己却被碎弹片射穿眼部,从此双目失明。而之前,她是那么的美丽——高高的个子,优美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果不是战争,她该有多好的未来啊。他说,关于卫生兵的感人故事还也有很多很多……
    第二阶梯:急救员。一看到放好的伤员,他们就会赶快过去进行现场急救和包扎。
    第三阶梯:运输员,接收站。运输员将伤员运输到接收站。接收站主要进行简易清创包扎止血等,以减低窒息的可能性,然后再往第四阶梯运。同时,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辨认伤员。当时,每个战士的军装内面都有本人的姓名、部队、番号、血型等,接收站需记录好。这样,即使伤员经过反复转运,也能知道他从哪儿来,而且紧急情况下会发挥重大的作用。
    第四阶梯:医疗队。
    这样的科学的组织有效的减少了部队的减员,在战争中很重要。当然,现在的军事战争情况不一样了,处理战伤的方法也有不同。
    因为实行这样的阶梯治疗,西南援朝整形外科手术队不需在前线进行专科工作。但他们在后方战地医院的工作还是紧张艰巨且不乏惊险的。
三、紧张艰巨的抢救工作
    西南援朝手术队所在的野战医院在长春的一座大楼里。大楼原是日本人修建的,坚固而宽大。里面可以装150个病床,手术室在下层。
    手术队成员平均一天工作12个小时或者更多,若是值班的话,就得24小时都在工作。伤员不断的从前线送下来,手术是一台接着一台,经常是从早上做到夜里。换手术衣都是争分夺秒——脱了这套,泡好。手消好毒,又迅速穿上另一套。当时宋儒耀教授既是队长又是主刀还是年轻医生的老师,他常常是一台又一台的手术,后来,年轻医生的经验丰富了,手术娴熟了,他放手让他们主刀,但是他还是经常的站在旁边指导和监督。这样长时间的在手术室中,有时太累了,就穿着手术衣、戴着手套躺在地板上休息,起来以后把工作服脱了又再泡手、又穿工作服。

    当时的长春虽说是后方,但是由于离边境的位置并不算远、还是断断续续的有对方飞机轰炸。通常警报声一响,三分钟内飞机就会在上空出现。于是,三分钟内,大家必须转移到一个较安全的地方。在离工作处不远的地方,每个医务人员都有自己的掩体,而病员则被专门人员有组织的转移到病员掩体。不过,如果那时候正在做手术的话,手术是不能停止的,病人的生命第一,医生的离开将使他们陷入另一种可怕的险境。幸好,随着战争的进展,飞机轰炸的时间越来越少。
    除了手术,手术队员就是在病房查房换药。看着经过自己的救治,刚送来时生命濒危和毁了容的战士正在好转,大家的心情不由得愉悦,然而大家的心很快又沉重下来。野战医院里以及医院之间,经常有同乡或同部队的状态已经恢复较好的伤员相互看望。他们有的被截了肢,架着拐,行动很是艰难,不过,很多这样的病员对生活的期望仍然很高,大家一起联谊时还很高兴。然而,我们的颌面部的病房是不允许外人任意进入的,颌面部的伤员常常被毁了容,严重的病员,有的睁不开眼,有的眼睑粘连外翻无法闭眼,有的因上颌缺损甚至会厌都能看见。病房常常弥漫着伤痛和绝望的气氛。病房里面不能有镜子,门上窗户上也不允许有明亮的玻璃。曾经有一个严重的伤员,手烧伤了,手指全没了,就剩两个满是瘢痕的手掌,眼睑因为瘢痕挛缩而外翻,耳朵也没有了,脸上布满了挛缩的瘢痕,严重毁容。他一直不能下床。开始他还挺乐观,经常拿着他未婚妻的照片,一看就是半天,痴痴的,憧憬着回家后的好日子。然而,一天,已经恢复较好的他撇开护理人员自行去上卫生间——当然,卫生间也注意到了门上不能有玻璃,窗户的玻璃也用纸蒙住了。但是,“万密而一疏”,由于东北的冬天异常寒冷,大楼是双层玻璃,而纸只蒙住了一面,他从另一面看到了自己的样子,他呆住了,久久的,在随后赶来的护理人员的叫喊声中,他从楼上纵身跳下。经历了枪林弹雨,经历了伤痛,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却最终倒在了希望的破灭中。
    于是,手术队的成员除了为病员救治,还得经常和病员们聊天谈心,做他们的朋友,为他们作心理辅导。
    除了做手术,成员们最大的任务是培养专科的医生以及是给“阶梯治疗”中每一阶段的人上课。
    偶尔,成员们星期天可以休息一下。刚到长春时他们还去城里面转转看看,然而经历十四年抗战的三年内战已经是千疮百孔的长春城如今又处在战火边缘,还没有来得及重建,所见到的只是一排排只有墙没有屋顶的残垣断壁,让他们又看到了战争的惨烈。他们有空时,有时去看看老乡的农田,去田里转转,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老乡田里卖的甜瓜让他们赞不绝口。当时,他们还享受了国家给予的特殊的优待:其他人都是吃高粱米,他们有时能吃馒头、面条。
    随着战争的进行,我方逐渐想出了对付种凝固汽油弹的好方法。给战士发一个白布单,可以做为披风,大雪时还可以做掩护,最妙的是看到凝固汽油弹爆炸下来以后,赶快把白布单盖在自己身上,那些火片就粘在布单上了,这时再从布单内钻出来就没事了。这样,烧伤的战士就少一些了,然而,战争始终是残酷的,每天还是有源源不断的伤员等着救治。
    一年过去了,紧张的战地医疗工作将要结束,换防了。由于这一年中,他们已经培养出一批有能力的当地的专科医生,他们的工作将由他们来接替。
    病员们听说西南援朝手术队特别是宋儒耀教授要回去了,激动起来,很多人拒绝治疗,希望留下他们。然而,他们在内地也还有自己的事业,那里也有等待他们救治的患者。协调后,中央决定请宋儒耀教授留在北京,为伤病员继续治疗。
    1952年春,西南援朝手术队,光荣的完成了任务,留下了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带着由病员们签满名字的国旗,英雄的回到了成都。
    对于西南援朝手术队的工作,国家给予充分的肯定,给予了集体军功荣誉。遗憾的是,这些显示他们荣誉的证书由于放置于博物馆内而在文革中被损坏殆尽。
    他们回去了,他们完成了历史赋予了他们的艰巨使命,援朝一年,手术队共救治了上千名颌面部创伤及烧伤伤员。他们回去了,他们又开创了另一个历史。
    烧伤后瘢痕整形的完整治疗需要经过间隔长时间的几个阶段的手术。留在北京的宋儒耀教授结束最后一批病员的治疗已经是六十年代了。这段时间,他在北京负责建立了中国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成为中国整形外科的创始人,成为医学科学院的特级教授。而回到成都的其他医生,由于在这一年练就的娴熟技能、积累的丰富经验及掌握的复杂的头颈部解剖知识,加之他们在学校掌握的广厚的医学知识,大力发展颌面相关的学科。1952年,我国终于以华西口腔医学院为中心,发展确立了一门新兴的学科——口腔颌面外科学,将原来只局限于做拔牙、小肿瘤切除、下颌骨骨折固定等小范围手术的口腔外科扩大为可以做颌面部创伤整形、唇腭裂、头颈部肿瘤、正颌等各种颌面部手术的口腔颌面外科,从此,口腔医学从一个二级学科一跃成为与基础、临床、药学、预防、中医、中西医结合同等的国家七大一级学科之一,并且在世界医学界占据着相当的地位。


    他们在抗美援朝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开创了祖国医学的新历史,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承接着他们的传统和光辉,口腔的历史又将继续……。


    (撰稿:黄雪莲 陈欣欣  审定:王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