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自叙:我是怎样创办华西口腔的 
 


1912年的牙症医院——中国第一个牙科医院

    1907年,我受命来到华西这片土地后开始着手创立牙科系。时至今日,地处成都一所装备不错的建筑里,并日益受到关注。不仅如此,我们还有一个即将培训成功的牙科助手的班级,社会公众对我们培养毕业生的需求日增。每当回顾牙科系在那9年里的成长,我们衷心感谢加拿大魁北克省新教教会在一开始就给予的及时卓越的支持。若没有他们的帮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牙科系。而且,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传教团在宣传资料上准备将牙医学作为单独院系设立的情况下,加拿大教会委员会的决策虽显得过于大胆,却反映出加拿大人不循陈规,勇于创新的精神,值得称赞。
首先说明,为了能够更加详尽地记述我们当时负责的部分工作,我有必要加入一些个人的经历,因为一个仅有两人的院系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如果办成了某件事情,那么肯定是我们两人中的一个负责筹划,那么我则是这个领域的第一人,所以请允许我开始讲述我们当时的故事。
    一、受命前个人经历
    在大学的日子里,由于Mr.E.W.Wullace的引导,我逐步熟悉华西教会的工作并对其逐步产生了兴趣。怀着为这项事业奉献一生的人生理想,我于1906年秋天向传教团委员会提出申请去华西开展牙医事业。委员会提出我需从医学专业毕业才能得到任命。Dr.Fred Stephenson对我的想法很感兴趣并与我保持联系,并在一次谈话中指点我说,若我能自己争取到担保,委员会将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我牢记于心,在圣诞节假期里回家乡的教会提出请求并得到了担保,之后回到多伦多,凭此条件向委员会再次提出了申请。委员会派遣Drs.Sutherland和Carman去上海参加百年纪念大会,并调研论证牙医服务能否在传教士工作中占一席之地。1907年春天,我终于得到任务,成为一名医学传教士。由于我被明确指派从事牙医实践,而教会规定只有新传教士及医学人士才能担此工作,委员会先安排我学习麻醉学和小手术等,以便我在到达成都的最初几年内有事可做。我们那时的传教士很少,所以委员会也要求我多付出些努力。
    二、一段令人兴奋的等待
    我们离开了加拿大,经历了一次长时疲惫的旅行,于1907年5月18日到达了成都。在途中,我已为几个旅行中出现的牙科急症提供了医疗服务。第二天早上,我们见到了派往上海百年纪念大会的代表。在简短自我介绍后,他很快向我表达了对我们一行人特别对我的到来的喜悦心情。若在今日有人以这种口吻与我交谈,我会理解这仅是一种礼节,而当时年青单纯的我,却倍感兴奋与高兴。几分钟的交谈后,他给我看了一副马上就要断成两半的上颌义齿。那时我们的牙科设备材料迟迟未到,而且在接近一年的时间内都没有运到,但经过一番仔细搜寻后,我们发现了硬化剂、牙科橡胶,同时也发现在本地可以买到石膏。于是我买了石膏,焙烧后配制成可用的“巴黎石膏”。在一两天内把它修好,完整地交给了那位患者,从那以后,这位患者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位积极支持者。如果我们不在此时来到这里,这位患者很有可能不得不把义齿送到上海去修复,无奈地等上几个星期,这么长时间的等待对他日常进食和气质举止都会有不利的影响。
    除非特殊情况,我们一直严格遵守着使团要求每人用最初两年时间专门学习语言的规定。然而我进了语言学习班后却没有幸运地找到暂离医疗安心学习的方法,因为这儿有很多欧洲人已有很久没有得到牙科服务,有的甚至长达8年,因此,我不能不放弃半天的学习来从事牙科服务。
    三、我的牙科诊疗室
    我的诊疗室是在一所旧医院大楼里的一个小房间里,候诊室紧邻Mrs.Ewan的客厅,实验室在我们居住的中国式围地里的。我们志愿者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工作着,建筑状况不及加拿大三流的柴房,没有天花板,地板是泥泞的,雨后更甚,房子的椽被长年开放式火炉产生的油烟熏成了黑色。房顶杂乱地铺着烧制的陶瓷瓦片,其上已经有不少的漏缝了。前屋的窗子是中国古式的带格子的纸窗户;后屋是潮湿破旧的泥土墙,这墙未达到屋顶,只是把这屋和那个吵闹的中式出租复合房分隔开来,租房的人像是一直在大声的家庭争吵中生活。小屋的一头堆放着家用的煤、木头和木榍,另一头堆放着已经损坏不能使用的中式家具。幸好这个地方我只住了一年就找到了更加满意的住处。我们的新住处阳台的一头建了一间手术室,工作室是相邻的房间。但我们仍然缺一间候诊室;或者说是两间,因为是在中国,男女患者需分开。所以这三年半来我们的私人客厅就被用来当候诊室了。
    四、我的第一个中国病人
    许多接受过我服务的西方人没有成为我掌握中文的障碍,因为通过他们,我很快被渴望治疗的中国人发现了。在我来之前Kilborn医生的一位老朋友把他的女儿带来,请求Kilborn医生为她治疗严重的关节疾病。医生解释说一位牙科医生马上要来了,他建议他们等我来治疗。我来这个城市还没多久这些人就知道了,他们再次找到Kiborn医生,于是他特别请我看看他的这些中国朋友。尽管我原本不准备在掌握中文至少是一点点中文之前,诊治中国患者,但检查后发现她有一个已经长达十年的牙槽脓肿。有大量的骨缺失并不断排脓。她看起来很没信心,一直服用大量药品但没什么疗效。还好,经过拔除几颗牙和其它彻底的治疗后,效果很显著,不久她恢复了健康,非常高兴。我请她和她的家人不要提我为她治疗的事,因为我目前的任务是学习语言。但毫无疑问,她健康的显著改善使这秘密很难保守,后来很多来找我的病人说到她的康复,都不经意地提到王家。
    有一段时间我可以做到不受电话干扰,但电话渐渐越来越多,病人也越来越执着,花去我大量时间接电话。这时一件有趣的事发生了。由于接电话太影响工作,我开始拒绝要求出诊的电话。我的这种态度在有钱或有权的妇女中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因为她们实际上从不允许离开丈夫外出。或许我的这种做法在这种时候——牙科工作的开始阶段是不明智的,但由于我坚持这个原则使总督不得不叫身患严重的下颌坏死的侄女来找我。她多次来访,每次都有一大批仆人和警卫,这成为了街头巷尾关注和谈论的对象。从那时起我在这方面就很少有麻烦了,既然一个高层官员家的女子可以这样做,那么其他人也同样可以遵守。
    1909年的春天,Thompson Joins医生到达成都,他没有被指定到牙科,而是作为Y.M.C.A的工作人员。这位医生和我是大学同学。我们在YMCA学院曾共过事,特别是在我被任命后,我们曾在一起多次讨论过传教的事情。但他是圣公会信徒并偏爱印度似乎有碍于我们一同传教。他从一份申请上发现教会不是很清楚怎样使传教团有一个牙医。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湖上尼亚加拉城的一次夏季会议上遇到了Dr.T.E.Egerton Shore, 并与他商讨了相关问题。Dr. Shore告诉他华西传教团需要一名YMCA工作人员,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教会可以接受他加入团队,需要时请他转入牙科系。Dr.Thompson赞同这个计划,把自己的成员资格转到Methodist教堂,并被分配到中国。由于牙科系的迅速发展,1911年理事会将他分到牙科组,参加牙医巡回医疗。他在Douglas高地呆了一个夏季,为聚集于此的传教士做了一点工作,之后因不能回家只得顺水而下。
    五、建立办公室和居所
    1909年理事会通过了建立牙医院的评估,但是直到1911年春天才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从三月开始修建,夏热和革命不时中断我的工作,直到11月,才搬进去——而且只呆了两周。不过,牙医院到是完工了,并投入使用了一段时间。Dr.Thompson被授权批准购买牙科设备,就象日本牙科诊所里的一样,并且护理从四川来的传教士的口腔健康。在上海停留数月后,我们被准假回家。在安徽短时间协助了一下饥荒救灾工作后我们回到加拿大。我在那儿进行了一个冬天的研究生工作后,于1913年秋天回到中国。
    1912年12月底Dr.Thompson再次回到成都,并在1913年1月把关闭了一年的牙医院重新打开。1914年他的病人很多,工作很忙。我回去后发现很有必要在重庆开办第二个牙科系,覆盖我们负责地区的东部。这个想法其实源于我回来成都就只有两名牙医, 而人们热切希望东部也有一名牙医,这样会比较方便。幸运的是为了牙科系的未来,这个计划没有成功。我相信当时的牙科策略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现有牙科力量。这是因为教区难于得到牙医志愿者,同时理事会反复强调要训练牙医,而只有集中我们的力量干几年才可能完成牙医的训练。
    由于身患多种严重的疾病,Dr.Thompson得到一个长假。这样长期以来的两人组合又变为一人。如果不是牙科助手的帮助,最后的两年是不能维持的。
    六、目前在训的六名学生
    长假归来,我发现有必要拥有受过训练的助手和机械师,以利于院系的发展和专业的未来。最后我找到一些愿意学习新专业的学生并开始训练他们。参训学生的数量后来曾达到六人。当时训练为期四年, 学生晚上学习常规的协和教育学校课程,白天则在实验室和牙椅旁工作。其中的一些学生在完成四年的课程后继续全日制学习,并成为合格的牙医;其他人得到了诸如助手,牙科机械师和在修复课上示教的职位。
    我们在华西协合大学和城外的中学中有十个学生在接受Dr.Thompson或我的帮助以期进入牙科专业。我们在小学还有两名学生。当然时间,能力和机遇会使这个数目减少,但是我们推测人数也会有所增加,同时我们希望校董会授权我们开办牙学院时我们会有好的表现。
    当我预期中国牙科学的未来时,我相信不能忽视传教力量的巨大潜能。我希望我们传教会能够把握住机会,尽全力利用好这个充满希望的开端。我们传教会的其它部门没有一个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比我们更大的成就。牙医传教士能够做到所有医学传教士所能达到的基督功能,何况我们或许可以吸取医学分支的经验和教训, 因为他们毕竟进行的是开创和启蒙的工作。我们希望训练这样的基督徒牙医,他们能够通过一些方法减轻同胞的痛苦,并通过他们实际的基督教精神提高其社区社会和基督教生活质量。我们为什么不期待我们的社区拥有受过最好教育的基督徒医生和牙医的?因为中国也正要求拥有所有的科学。我们的机会是看见他们充满基督徒。真希望我们具有远见卓识,真希望我们能充分把握住向我们敞开的机会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