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珍贵的纪念照　

杨光曦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秋，一大批在美国、加拿大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学者们怀着对祖国的赤诚之心，纷纷放弃良好的科研环境、丰厚的收入、舒适的生活，婉谢导师的挽留，面对敌对势力的阻碍，义无反顾地积极争取回国。他们分批登上了几条客轮，其中包括我父母杨振华、张君儒在内的华西协 合大学的七、八个人，则登上了美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经过了近一月的航程，途经旧金山、洛杉矶、夏威夷、横滨、马尼拉，于10月14日抵达终点——香港。当他们最终进入到新中国境内，看见了迎风招展、鲜艳的五星红旗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声呼喊：“祖国，我们回来了！”

到了广州后，他们受到市政府的热情欢迎，市外事办公室设宴盛情招待，广州日报刊登了全体归国人员的名单，最后又把他们送上去在祖国各地的各自工作岗位的列车。　

为了纪念这次有意义的回国，“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上的人们，集体在轮船的甲板上站好队，大家露着喜悦的笑脸，前排中间的人，手持一个标有“克利夫兰总统.旧金山”的救生圈，就这样留下了一张集体合影，在照片下边写着“纪念照”（SOUVENIR PHOTO SS. President Cleveland）。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张这张照片，都很好地保存着。　

回国后，他们都到了自己在祖国各地属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很多人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的人成了新中国在自己学科上的奠基人、创建者。他们分别活跃在各大学、科研机构、医院、工厂、文化等不同的企事业部门。总之他们在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华，为了祖国的成长、壮大、强盛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然而，随着历史的前进，极左路线的抬头，一场接着一场的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直到十年大浩劫的到来。这些当年回国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其中不乏遭受迫害致死的事件。在这种形势下，弄得人人自危，为了避免遭受祸端，再加上除四旧运动，故这张纪念照在很多人的家里也遭受到了毁灭的命运。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结束了十年大动乱，中国的建设事业重新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长征，各项事业逐渐走上正轨。

1980年在《人民画报》第十期上刊登了这张“克利夫兰总统号纪念照”，它是由也是在这张照片上的王有辉、张惠珠夫妇提供的。他俩与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回国到上海后，在工厂及大学里满腔热情地为祖国的化工、医药事业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在十年浩劫中他们倍受折磨，在新时期中又再次发出光和热，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2009年9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新中国档案”一栏中，高度评价了他们，文章写道：“这些在新中国成立前出国的专家、学者和留学人员经历重重阻碍，放弃了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定居工作。其中许多人成为我国高科技领域一些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为当时我国教育和科技事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2011年4月，在经过扩建修缮、面貌一新重新开馆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正式展出了“克利夫兰总统纪念照”，并罗列出其中一部分人员的姓名、职务及工作状况。这显示出国家对五十年代初回国人员的正确态度。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克利夫兰总统号”纪念照

2011年12月，在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播放的大型文献资料纪录片“国之大器”里，在第一集中再次出现了这张“纪念照”，并讲述了照片中几个人物的故事。原来这几个人徐光炽、庄逢甘、赵忠尧等是从事核物理研究人员，在回国途中，轮船停靠日本横滨港，大家都上岸去游览。驻日本的美国方面的人员找到他们几个，要他们交出来美方所需要的“资料”，并将他们带走关押了数日，在美方人员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后，才将这几个中国人释放，他们才得以回国。回国后他们进入了有关的研究机构。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这里面就有他们的功劳。

十分巧合，在另一部讲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电视片中，讲到了另一个故事。钱学森是在美国进行了多年科研的中国学者，他在弹道导弹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在美国业已成为该领域的四个关键人物之一。在钱学森提出他要求回中国大陆后，美国方面就将他关了起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和指示下，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交涉，最终于1956年，钱学森夫妇得以顺利返回祖国，成为了我国火箭事业的先驱者。而他回国时所乘坐的轮船正是那艘著名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照片中夫妇中间的救生圈上显示着这就是“S.S.PRES.CLIVERLAND SAN FRANCISCO”客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