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 自難忘. 千里孤墳, 無处話淒涼. 纵使相逢应不识, 塵满面, 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还乡,小轩窗, 正梳妝. 相顧旡言, 惟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腸断处, 明月夜, 短松崗。

苏东坡<江城子>

 

指导和邦助我们成长的陈钦材和江晴芬老师

 

   1954年我在华南医学院毕业並分配到四川医学院病理教研组工作, 陈钦材和江晴芬两位老师是继岭南大学医学院秦光煜老师之後,是我在学习病理学, 成长过程和以后得到有少许成就的另外两位病理老师。 他们也是邦助华西医学院病理系的其他的年青教师成长的导师。在他们离开人世远超过十年后,回想到他们对我们这一代病理学教师的教导,就好像在前不久的情况一样 。仅写出以下的回忆,以供后人较真实地了解和怀念他们的為人吧。

   他们两位40年代出国留学, 多年在北美多所名校工作和学习在50年底才回国。可以想像他们在旧社会和美囯生活多年,回国后立即遇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各式各样的“运动”, 他们怎样能够馬上适应和接受呢? 他们不但没有得到适当的思想邦助 ,却受到了种种的所谓資产階级思想的批判,而且所谓批判並不見得是正确的。例如说他们買爱国公债是用錢来買进步。他们介绍在国外工作和学习的情况,说他们宣传美帝国主义 。说他们回国因为女儿留在囯內不得不回国,而不是愛国等等。他们在思想上産生強烈的对抗和不满是可以理解的。由於对各种运动的不理解,就在多年以后, 在江老师的办公室內 ,她还曾带哭的对我说“我这一生在旧社会生活的時间占三份之二还多一点时间, 在新社会生活还不到三份之一的时间。我没有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內来转变我的思想”。可見她思想上的苦闷和痛苦,並且没有能得到解决。

   首先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否抱着愛国的精神和為祖国建設病理学事业的目的回国的,那就看看他们回国后的主要作為和事实了。江老师曾经对我說,她和陈老师工作上的分工是這样的 ,陈老师是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病理系上的行政管理工作, 牺牲他自己在病理科研业务上的进取成就,让她(江老师) 专心地在病理学科硏业务上鉆硏, 以求让她取得有所成就的。他们回国后第一个抓的工作是选择和培养中国下一代的病理学人材。他们把系内的年青教师除了进行共同的严格的基础病理学培訓(外科活体组织检查和診断, 屍体解剖检查和診断, 以及如何到图書館查阅参考書等)。他们对我的基本訓练要求是严格的。例如批評我在切外科送来的肾结核标本时不带橡膠手套就切标本。另外,遇到拿上没有磨好, 切不开标本的解剖刀时, 很不高兴地把刀用力的丢到水槽中等不合适的事。但是也很关心的 ,有一次在作活检診断时, 要我到八楼图書館找一本卵巢肿瘤的专著参考書, 她生怕我找不到这本书,很耐心地告诉我在到图书馆后、先转左再转右、下楼梯转入一个小房间、书就在小房的右侧角落的第二层書架内,真是做到把着手来教 。除基本病理訓练外, 他们还把系內的年青教师有計划的分别的向某一门专科病理学发展, 例如让楊光华老师向皮肤科病理学方向发展, 姚先莹老师向妇产科病理学方向发展等等. 据我听江老师說, 楊光华老师在病理师資班毕业分配时, 本来不是留校分配到川医病理系的. 楊光华当时向陈老师和江老师請求他们向校方分配毕业生的办公室, 提出把他留校並分配到病理系. 他们也认为楊光华是一个在病理学上有培养前途的人. 所以就向校方提出要楊光华老师留校, 並得到如願. 楊光华老师也不負他们的教导和培养, 成為国內第三代病理学者,国內最有名望的病理学家之一. 並且直接和间接地也培养出我国的第四代领先的病理学家--李甘地. 而姚先莹老师以80多的高龄, 身体有病, 退休后仍发挥余热. 迄今仍是川医附二院(妇産儿科医院) 病理室的支柱. .其余各人亦在其所培养的领域内, 有所成就. 我体会他们对我的培养方向是实验病理学方向发展. 我也没有辜負他们对我的培养, 除在国內有一些成績外, 在人生工作的最后階段, 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囗腔学院的面颌部分子生物学硏究中心工作了20 年, 並取得一定的成就。在20多年之前我到美国南加州大学囗腔学院实验室, 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只一次就成功地完成了南加州大学各实验室都没有做成功的“mRNA原位杂交实验”. 在实验室开庆祝的会時, 我和另一位合作此实验的香港来的同事, 被实验室的主任囗腔分子生物学硏究領域内的先驅 Hal Slavkin, 称為中国之光,並且向我提出“為什么你能在别人都失敗而你能得到成功” 的问題。我认為这是由于嶺南大学各位老师和陈江老师共同培养的结果。事实上証明陈、江老师在培养下一代病理学人材是成功的。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承先啟后的病理学人材。

   在著作方面, 根据教硏組的丰富众多病例的标本和資料. 陈、江老师组织了我们年青教师编写了“病理学診断图谱”, 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這是我国第一本病理診断学图谱 ,不但对全国病理大夫在診断病例时有所帮助, 而且通过编写这本書, 对我们年青教师在业务上和写作上也是很好的培养, 得益不淺。

   我校的病理教硏室是全囯最早开展动物实验病理单位之一的.最初為神经系统精神错乱与皮肤癌发生的关系 ,进一步是淋巴免疫系统影响和抑制肿瘤(小白鼠腹水癌) 的关系。江晴芬老师也是我国最早开展动物实验病理硏究先驅之一 ,並且也是硏究肿瘤免疫学先驅之一 。在一系列的实验过程中,从提出整个实验的计划 ,小白鼠的培养繁殖,导至小鼠精神错乱的通电实验箱的設计,每天进行实验(在小鼠皮肤塗致癌剂)等,都是親力親為地带領着我们一起工作。她还要求我们对实验的具体过程提出意見和方法  (例如,如何提取小鼠的淋巴细胞)等。在实验结果的分析和总结,都是由她自己先写出文章后,又征求我们的意見, 才最后定稿。在文章署名的先后问题上,她也打破論資排辈,而是根据每个人在该实验中作出的工作貢献大小,向我们提出如何安排的意見,征求大家同意后,才决定署名的先后,送给杂誌发表的。在同一时间, 領导我们一方面进行教学, 同時进行病理系的临床检验,又每天坚持进行动物实验,经过几年奋斗,终於得到初步令人滿意的结果,写成系列論文,分期在中华病理学杂誌发表 ,从而使川医病理教硏室在全国内取得较高的地位。為1963 年继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囯病理学会,在成都召开第二次全国病理学大会打下基礎。

   江老师还想进行以組织培养方法作為手段, 对肿瘤进行组织培养, 待培养成功后, 进行各种实验。例如,了解癌细胞的生物学特理,測试各种药物抗癌等。她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最初计划是让我到医科院学习,未果(政审不及格吧?)。后在八教学楼地下室的一角修了一个小房室作為培养室 ,自己摸索进行的。时值”三年災害” 时期, 连用於酒精灯的酒精点燃后的火, 也发出黑煙, 而且該处霉菌众多, 多数培养的肿瘤都被污染。以后把培养室迁到一教学樓二楼,让我在组织胚胎教硏室陸振山老师指导下工作 。终於取得肿瘤培养的一些心得,在陸老师带領下写了一篇文章,並得到发表。此外, 还有意外的收获,组胚教硏室有很多的当时是很先进的硏究仪噐例如” 相差显微鏡”, 也有老的硏究仪器例如” 显微鏡描絵镜”。這对我都是学习使用這些工具的好机会。在以后工作中, 甚至在美国参加硏究工作时,都使用上了,而且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其后在江老师的领导下, 学校成立了“肿瘤硏究室”, 也是国内高等院校内最早成立少有的硏究室之一。 此后一段时间江老师虽然沒有指导教硏室的硏究工作, 但仍然参加病理科的活检会診会,使我们得到很大的邦助。

   陈老师回国后具体的科硏工作不多, 但不是不关心的,而且在关键时出手支持邦助。使我最感动的是, 我在华西病理科作屍体解剖工作时, 发現与传统国內外的病理教科書上叙述的风湿性心辨膜炎的结果是, “心辨膜变狹窄, 腱索缩短” (从而发生辨囗关闭不全)的描述有所不同。 因病例不多, 說服力不够強,在我离开华西到暨南大学医学院后, 得到当时主任孫维綱同意,在暑假期中回到成都, 把教硏室风湿病二尖半狹窄的教学和陈例的标本瓶打开, 測量病变办膜的寬度及其腱索的长度,补足測量标本的数量. 所得数据经过统计学的处理, 证明事实上病变与教科書所叙述的“相反”。不論办膜及腱索, 均变寛和变长了, 结論更有説服力。 陈老师主动一起参加我们的測量工作,而且拒绝我把他的名字署在文章的首位,只同意署名 。我体会的是有了他的署名, 表示以他的声望和地位, 来支持這个硏究的结果及结論。其后文章得到发表(部份标本的数据, 是得到中山医病理系董郡大夫的同意,得到林啟波老师的邦助下,打开中山医病理室的标本瓶,測量标本的办膜和腱素数据,加入川医的数据合成50个病例。

   其他教学和臨床病理学的工作, 例如开病理检查医师训练班. 使四川各专区的医院病理科的病理大夫都是陈, 江老师陪养出來的. 使全川各地的病人, 都得到及时的病理诊断.在其它人编写的纪念文章己有詳细的叙述. 我不再重复. 不过我特别补充的是,在文革前几年, 在陈老师的領导下,病理科的尸解数量, 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 這是由於徐世麟和其他的老师及技术員们的努力工作下, 解剖报告得以按时发给临床大夫, 臨床大夫们的业务提高有所邦助, 臨床大夫也就努力地争取病人家屬同意对死去的病人进行病理解剖, 使得川医病理科每年的屍体解剖数量达到四百多具以上. 这个数量在全国来說是独一無二的。由于解剖的数量充足, 可以从中找出有帮助臨床大夫业务能力提高的病例, 每月進行臨床病理討論会。那时八教学楼的階梯教室, 真是人满為患,迟来的大夫们只好站在窗囗外旁听討論会了

   由於有大量的外科和屍体解剖的标本, 這样就可以让教詽室把标本制成陈列的标本, 用於教学和科硏, 华西病理大体标本的众多和質量之好, 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在四个实验室每室都有一整套的教学标本.学生在实验时得到覌察直覌的教材.让学生了解疾病及其过程, 以及对病理及临床的联系是非常有邦助的. 还建立了一个病理大体标本陈列室,分系统地陈列标本, 使学生能有机会进行系统地复习, 受益不淺。1963年全国病理学会在成都召开时,病理大标本陈列室,就是外地学者重点参覌点之一。

   除了在专业上培养年青教师外.他们对年青教师的生活等各方面都很关心的. 我报到后, 陈老师第一次接見我时, 他很关心地问我. 有没有“朋友”?. 我誤解了他的意思. 不知他是问我有没有女朋友, 而以為是问我有多少知心的同学. 我回答有5个. 陈老师本来坐得很毕直的. 听到我的答复, 突然双眼瞪大, 身向后靠, 一面惊訝的样子. 待我説出他们的名字, 从姓各知道有男的和女的(还好当时还没有听过有同性恋这一回事). 他才适然地重新坐得毕直, 继续談其它的问题. 迄今我想他回家和江老师談起這件事, 一定捧腹大笑不止. 果不然, 在覌察我一段时间后, 大慨認為我这个人还可以. 江老师一次在复查我的活检診断后, 向我介绍女朋友, 示意我去追求她,有意摄合我们当时我很感动。

     江老师对我们其他的生活也很关怀,例如在我们的儿子罗毅出生后,她主动把道玲用过的小孩床给罗毅和罗敏使用。在三年災荒期间,她还利用陈老师和她在政协中能买得到少许食品的条件,买了洋葱炒鸡蛋叫三 侯(解剖教硏室的候助存老师--候宝璋师祖的第三个兒子) 夫妇和我们到他们家吃午飯。
她自己对科学业务是非常热爱的,认為只有全心全意的投入,
才能有所成就, 也希望我们能够如此。所以她得知粤玲怀了第二胎后。她就对我说" 罗文,子女的人数, 只能一个起,两个就足够了,不能有第三个。不然就影响业务了"。 这是她下的死命令, 是对我的期望,也是对我的要求。

   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我们,江老师还在工作态度上关心年青学生的发展, 以防“近朱者赤 , 近墨者黒”. 例如刘开鳳老师当年被彔取为她的硏究生后. 江老师就向刘提出应当多向系內的一些人(她认為作风好, 工作勤奋的人)学习接近。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关心我不要犯政治上的“錯誤”。事情是在196? 年学校在年青助教提升了一批人為讲师 。明明白白這些人都是由于“红”而得到提升的。而我在当时已有不少有我署名的文章在杂志犮表, 对於我这次没有被提升为讲师职位,江老师(当然陈老师也是这个意思的)生怕我不服气而发表“不当”的言論, 从而受到处分或留下禍根。所以有一天,她特别叫我到他家中和我談話, 叫我不要有“生不逢时的思想”。当时我非常感动, 首先是他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另外也感謝他和陈老师对我的评价和替我的不平。

  像陈钦材和江晴芬这样关心学生的老师,在现在的时代中也很难找得到的吧! 

  (這裡是我对我的自我评价。我“不红” 吗? 不説别的, 仅仅是在1959年下放时, 領导派我到会东调查“ 肿病”的原因。按曹德康書記的关心和嘱付“要实事求是, 不要犯錯误”的要求. 在到会东县調查后. 在大事大非面前,我“实事求是”地和对人民負責的态度,冒着政治上的风險,向有关当局, 报告了会东县的浮肿病和大量的死亡是由于“營养不良”。在我交报告给县政府后, 民政科的人对我说, 会东县在解放前是军阀刘XX的地方,当时是种鸦片的 。那时没有“浮肿病”,現在解放了怎样会有? 我的答复是“ 那应該你们去調查了。”又回到宿舍后, 同一調查队的一位姓李的老医生关起门来对我说, “你们广东人真了不起, 前有孫文,今有罗文”。我回答説“我怎样敢和中山先生比呢?” 以及后来我回校后, 有一天曹钟樑老院长拿着我的报告, 帶我一起到卫生厅, 再次向潘厅长如实汇报. 這祘不祘是红呢? )

   文革早期,江老师就非正常地死亡,英年早逝,十分地痛惜 。她遭遇了什么样的折磨和凌辱,不得而知,但从我个人当时的一件遭遇来说,可以知她得到的遭遇。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下午,教研室的人一起从某处回八教学楼, 陈老师和一些人走得快一些走在前头 ,江老师和另一些人走在后面。当時江老师有事叫陈老师,她气喘地叫陈老师, 声音很小。她叫了多次,陈老师也没有听見。我心中不忍,就跑到前面告诉陈老师, 说江老师叫他 。这样就有“人”( 在美囯称这种人為rat) 向工宣队匯报。第二天工宣队就找我去訓话,説我是“江晴芬的狗,而且一贯的是。”至於江老师当時的遭遇我就不知道了 ,想来也不会好受吧。

如 果………

    我1986年来美国后, 陈老师也在那年来美探望女兒. 我们经常通訊联系 。他告訴我,他们当年回国时有一“趣事”。事情是“他们乘坐的从东海岸到三藩市的火车晚了十多分钟,趕到码头时回囯的輪船已经离开码头, 离开岸上已有一段距离了。碼头上的輪船公司发电报给輪船叫停,然后由船公司派小船送他们上船回国的”。我想如果火车再晚点多一些時间, 輪船已开到外海, 他们趕不上回国的船,那么上述的一切一切, 都不可能发生了。时兮命兮,只有仰天长叹了。

他们的學生  罗文

於美国南加州家中定稿

2011年 6月 18日

编译后记:

在与华西子弟李怡雁聊天中,首次听闻陈钦材教授葬在华西第八教学楼前,他曾工作过的地方。

华西子弟李怡雁曾经居住在华西坝校西三路四号,与陈钦材和江晴芬是同一栋洋人别墅的邻居。李家与陈、江家非常熟悉,李怡雁也与陈、江家女儿熟悉。

文革中江晴芬教授受不了革命群众侮辱而自杀身亡,成为华西坝上众多知识分子受害者之一。

陈钦材文革后去美国探望自己女儿后,回国因病不治。火化后,其女儿陈道玲将骨灰葬在第八教学楼前的一颗树下,以让自己的父亲能随时回到自己的工作之所,令人十分感慨。一对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抱着热诚的心,回到政治疯狂的地方,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华西子弟李怡雁曾亲自陪同回国的前辈陈钦材、江晴芬女儿去八教学楼前拜祭自己的父亲。

让我们每次经过八教学楼前,或在那里留影时,怀念洋人传教士前辈和我们国人前辈,不要忘记恩人和历史的惨痛教训。

华西子弟 曹国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