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华大自行车长征队纪实

李长华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中央通令全国大串联,鼓励红卫兵和学生离开学校,到外地去"煽风点火",掀起"造反高潮"。为此学生可以免费乘火车,并且各地学校机关设接待站招待他们,并提供食宿。于是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大动荡的热锅。西至新疆,东到上海,北从黑龙江,南至广东,到处都是串联的年轻人,火车站人山人海,火车上拥挤不堪。在北京,每隔一段时候,毛泽东就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一次,各地年轻人都疯狂地涌向北京,天安门广场成了人海。前往瞻仰"伟大领袖",成为红卫兵的最大响往,"万岁,万万岁"的口号遍及每一个角落。这是中国空前的"造神运动"时期。

    学生大部分响应中央号召离开校园,外出串联去了。因为全面停课,教职员们在学校无所事事,整天被安排"政治学习",实际上大多数都是在读报,吹牛,聊天,实在是白白浪费光阴。

    四川医学院(后改为华西医科大学)的几位教职员觉得与其在家浪费时间,不如响应中央鼓励串联的号召,出去看看全国形势。于是经过上级领导"基础部"的批准,组织起一个自行车串联队,自己命名为"自行车长征队"。参加者九人,计有陈昌福,徐明辉,周庆邦(以上体育教研组)陈复生,刘袭君(以上数理教研组),张宗显(病理教研组),许南生(外文教研组),黄明耀(汽车司机),李长华(化学教研组)。串联的路程,计划由成都北上去延安,东渡黄河,经山西去北京,再南下去上海和广州,然后从广州经广西贵州回成都。可以说是打算绕行全国一周。

    那时仝月华正在念研究生,同样也因文革的缘故学习中断,"停课闹革命"。成都几个大学的研究生,在由北京来的两个研究生的鼓动发起下,组成了一个串联队,叫"成都地区研究生长征队"。参加单位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唐山铁道学院,四川医学院,成都工学院,西南民族学院,西南科分院八个单位的研究生共三十多人。川医参加的有萧邦良和仝月华两人(当时川医全校只有五六个研究生)。他们是先乘火车到贵州遵义,在"遵义会议"所在地"誓师"以后,开始沿中国红军1935年的长征老路,计划步行到延安。一路经过贵州北部的篓关山,进入四川,先后沿岷江和大渡河向西向北行进,经过大凉山彝族少数民族地区,和原属西康藏族少数民族地区的泸定,过泸定桥,到康定。到了康定就停在那里“闹革命”。他们比我们这个自行车长征队要艰苦得多,因为完全是步行,而且一路经过的多半是荒山野岭,途中也没有接待站。所以不但要背上铺盖衣服,还得携带炊事用具,每到一站需要自己找住处,自己买米买菜做饭。他们比我们自行车长征队早出发一个多月,于1966年11月4日从成都动身,乘火车到遵义,11月7日从遵义开始步行,12月15日到达泸定。

    关于研究生长征队的报告不在本文范围,这里只谈自行车长征队的经历。沿途我曾经写了一本详细的日志,记录每天行进距离和骑车时间,留宿地点,沿途最高和最低地点的所在,以及这些地点的海拔高度,还有各地的风土人情等。可惜搬家时遗失,现在只有凭记忆叙述其中部分内容。

    1966年底,大约是十二月上旬的一个清早,我们各自带上换洗衣服和铺盖,打包捆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另外背一背包,装一些路上用的杂物和一些干粮,在四川医学院(华西医学院)校内光明路集合,由队长陈昌福带领大家朗读"毛语录"(这是当时所有集会必须有的程序),浩浩荡荡从学校出发,沿公路向北行驶。由徐明辉打着队旗领先,会修车的黄明耀殿后,他带着修车工具,一旦有人车子出毛病,可以帮忙修理。

    沿途经过广汉,德阳,绵阳,江油,梓潼,剑阁,然后到广元,途中曾在德阳,梓潼住宿。在剑阁通过了历史上有名的剑门关,两旁山峰入云,十分险要。这一段道路多半是沿着嘉陵江逆流而上,梓潼以后经过蜿蜒曲折的巴蜀栈道,右边是从高山悬崖凿出的栈道,左边是汹涌澎拜的滔滔江水,使人惊心动魄,但也非常美丽。不少路段都是上坡,骑车十分吃力,我们就推车步行,这也使我们可以饱赏这大自然的艳丽风光。广元是川北一个较大的城市,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一天,洗澡洗衣,作为休整。

    从广元出发不久,经过朝天峄,就进入陕西境界。第一个县是宁强,当晚住在宁强小学教室的桌子上。第二天到沔县,汉江从这里流过,旁边有"定军山",依山旁水,风景秀丽。沔县有一个武侯镇,相传当年诸葛亮对抗司马懿,实施"空城计"的城就在这里。从那里来到褒城,这是历史上忧郁美女褒姒的家乡,西周幽王把这美女娶为皇妃,极端宠爱。只可惜她终日寡欢,不苟言笑。幽王想尽各种办法想让她笑,未能如愿。后来采用欺骗诸侯的办法,点起烽火。当各地诸侯火速前来驰援时,才发现并没有敌情,十分沮丧,史称"烽火戏诸侯"。褒姒见此情景大笑了起来,幽王如愿以偿,得到了满足,但却得罪了众多诸侯,结果引来亡国之祸。这里有褒姒庙。从褒城继续前行,到马道,留坝。这两个地方不大,但也是历史名城,城内有张良庙。我们参观后继续前行,来到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凤州,从那里经双石铺,黄牛铺,开始翻越秦岭。这一路都是上坡,而且路面较陡,我们只能推车步行,连续走了几个小时,到达最高点时,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内衣都湿透了。由于这是秦岭顶峰,大家都很兴奋,忘记了疲劳,在山上高呼庆祝。此后一路都是下坡,我们都不必用力,车子顺山自由滑下,省力而快速,必须时时使用刹车减速,以免失控发生危险。这时感到冷风拂身,刚才湿透的衣服也很快吹干了,十分惬意,可以说这是在辛苦步行后的褒赏!(当然也容易引发感冒)。自行车一路滑行,很快就到达宝鸡,这是陕西省的一个重要城市,晚上在那里就宿。

    宝鸡是陇海铁路上的一个枢纽站,是从东到西干道和从北到南干道的交接点,市区很繁华。从成都到宝鸡这一段路,是我在1938年随铭贤学校南迁时曾经走过的。那时是乘汽车,曾在双石铺住宿,在沔县停留四个月上课,所以这次沿途经过的地方我都有印象,由于这次是骑车,能够随时自由停留参观,对各个地方的了解就更深入。

    第二天从宝鸡出发,改向东行进,这一带是泾河和渭河流域形成的泾渭平原,一路平坦,骑车很顺当。经过了眉县,武功,咸阳之后,来到西安。西安是一个大城市,陕西省会,西北重镇,市容繁华。它的城墙有相当大一部分保存得很好,高大雄伟,可以反映出历史上,七个朝代以它作京城的磅礴气慨。我们在西安停留两天,参观市容,并游览了一些名胜如碑林,钟楼,大雁塔,华清池等景点,也到学校和街上浏览当地的大字报。我还特别去当年铭贤学校在西安办学时的旧址,和曾经住过的长乐东坊,旧地重游,当然已经面貌全非。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西安也是满街的批判标语和大字报,反映了人们同样的狂热。

    从西安开始又改向北行驶,经过三原,铜川,黄陵,富县,甘泉等县,来到延安。路经黄陵县时,参观了黄帝陵园,这里是中国人相传的先祖黄帝的墓园,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历代人们都在这里祭奠。墓陵古老威严,附近有千年古树,十分壮观。这一带处于陕北高原,行进中一路望去,满是黄土,和富饶的川西平原与陕南汉江流域相比,显得贫瘠落后。沿途道路路面很坏,骑车要比过去费力得多。那时正是严冬,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寒风凌厉,所以进度很慢,有一天只骑了四十多公里。

    在距离延安大约四十公里的时候,我的自行车前三叉断成两截,前轮脱离龙头,左右摇摆,无法控制方向。在前无村后无店的荒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即使经过个别小的村镇,也没有条件修理,只有到了延安这个较大的城市才有办法。那时已近黄昏,如果步行,半夜也到不了,而且得有人陪我一路走,实在牵连太大。后来我试着如果紧捏前刹车把手,靠刹车杆把前轮拉住,不让它左右摇摆,仍旧可以慢慢骑。于是大家继续骑车前行,到达延安城的时候,已经是深夜。由于这一路我必须紧握刹车把手,一刻都不能放松,虽然带着棉手套,因气温甚低,到达时两手已经冻僵,手指失去知觉。好在接待站有火炉,可以取暖,我在炉旁烤了许久,手指才开始能够动弹。这是自从出发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重大事故。虽然车子严重损坏,竟然仍能勉强骑了四十公里,实在是神保守。但那时我离开主已经很长时间,不知感恩,反而认为这是幸运,是靠自己坚持忍耐的结果。

   延安因为是红军北上后的革命根据地,有很多历史文物,所以是我们串联的重点城市,计划停留五天,这正好让我有时间把自行车送到修车行去焊接。好在车行很合作,答应在动身前修好,因而这次事故没有影响行程,一切按原计划进行。这是1966年12月底的事情。

   我们沿途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一起总结一下当天行程中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同时根据地图确定第二天的行程,选定住宿地点。每天早上集体读"毛语录",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全国人民都必须做的"功课"。我们这个队虽然是由教师自己组成,没有上级管束监督,但仍然自觉服从纪律,按照中央的规定一丝不苟地执行。每天行进的距离,根据路况而有所不同,路好时可走80-90公里,甚至有一次超过100公里,路面不好或者上坡太多时,一天只能走40-50公里。那时串联沿途都设接待站,各个地方都把空出的学校或机关单位开放,有专人在站内提供食宿。每天供应三餐,每餐收费一角钱管饱(学生还可以免费),自然吃得很简单,大锅饭或面条,每吨只有一个大锅合菜。住宿一般都是在地上睡地铺,三合土的地上铺一些谷草当床,各人把自己的被褥铺上,像沙丁鱼似的并排席地而睡。有时在学校的空教室里,把课桌并起来当床,就可以稍微舒服一点。

   到了延安,由于气温在摄氏零下几十度,我们带的铺盖又很少,睡在地上感到寒气侵袭,冷得不易入睡,很多人都感冒咳嗽,我咳得特别厉害。但是除了吃一点带来的感冒药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坚持忍着。除了感冒咳嗽,我还开始有尿频的毛病,好在骑车可以在需要时随时停下解决。在延安每顿都是吃小米干饭,菜只有白菜或萝卜(北方冬天都是如此)。小米吃在嘴里满嘴躜,我这个北方人都感到难以下咽,其他人在四川吃惯了大米白面,就更难忍受。但我们都知道在大串联时期,几乎每天每时都有大量人络绎不断到来,能够保证有起码的饭食,已经十分不容易了。我们都以"干革命就要吃苦"来鞭策自己,没有叫苦,没有抱怨。

   在延安停留的时候,适逢1967年元旦,全市热闹非凡。除了在市内浏览各处的大字报外,还有计划地参观了一些"革命纪念建筑"如枣园,杨家岭等共产党领袖的住处,八路军总部,延安革命烈士纪念碑,加拿大友人白求恩大夫之墓,以及一些历史性会议的处所等。此外也到市外远眺象征延安的宝塔山,浏览陕北风光。那时全国的年轻人,红卫兵,一队一队地打着小旗,从四面八方沿着小路,向着延安步行而来,这些队伍点缀在延安四周广阔的田野之间,形成一幅美丽壮观的图画。延安被看作是"革命圣地",大家都想来瞻仰一番,正像红卫兵巴望着去北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一样。文化大革命是给全国带来混乱破坏的运动,但是在这混乱中,这些步行的小将们却表现了很好的纪律,在接待站也能自觉遵守秩序。这和在成都所看到的那些红卫兵随便炒家,任意揪斗以及各处打砸抢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些无法无天的乱象,显然是上面刻意引导和煽动的结果。

   看到一队队红卫兵不断来延安,使我想起了月华,多么盼望在这些串联队中,也有他们的步行长征队啊!如果他们也能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我们就可以会合,一起串联"闹革命"了。自从我们分别从成都出来以后,各自在串联路上,无法通信,因而没有任何消息。回来以后才得知,他们的串联队到达康定后,由于参加了当地的文革活动,就停留在那里,社会的动乱使他们无法继续前行。所以我的希望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自我安慰罢了。

   从延安继续北行到子长县,参观了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从那里往东北到达绥德,这是陕西省东北部的一个重镇,国共内战时曾经在这一带有过激战。从这里东行不远,来到黄河边的吴堡,是我们在陕西的最后一站,那里有一个很小的黄河渡口叫军渡,渡河的人不多,大概过去只是为军队渡河之用。这是我第二次乘木船渡黄河,第一次是在1937年冬天,抗日战争刚刚开始不久逃难时,从山西南部平陆县的茅津渡到河南的陕州。那个渡口较大,渡河的人也多。

   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第一站是柳林县。到了柳林,一下子看到绿树成荫,山明水秀,和河对面陕北光秃的黄土高原,形成鲜明的对比,心情感到特别舒畅。不过山西境内也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这里到处葱绿,主要是因为水多的缘故。柳林盛产红枣,是山西少有的富庶地区之一。从柳林东行,翻过吕梁山,经吕梁县到达汾阳。汾阳处于汾河流域西侧,过去是铭义中学所在地,1900义和拳暴乱中,有一些欧柏林传教士在这里和太谷县被杀害。县城稍东的杏花村,是汾酒的生产地,有一个规模颇大的汾酒厂。我们专门停下来去参观,受到厂方热情款待,让我们游览了整个生产线,介绍了他们的原料特色。他们说汾酒之所以出色,受惠于这里的水质好。同样的原料和制作程序,在别的地方作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因此无法在别的地方设分厂,可以说杏花村是得天独厚。我们被邀请品尝了各种不同产品,如汾酒,竹叶青等。在四川时我喜欢喝竹叶青,这次问他们和汾酒有何区别,他们说竹叶青是用汾酒作原料,制作过程中加入二十几种中药和冰糖,因而颜色淡黄且有甜味。

   从杏花村出来,到了文水的云周西村,这是刘胡兰的家乡。刘胡兰是共产党员,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她在文水领导土改,支援八路军的军事斗争,被国民党在山西的部队逮捕杀害。解放初期把她列为革命烈士之一,作为全国政治教育的内容。郊区有她的纪念雕塑像,有毛泽东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属于革命历史文物,吸引了大量参观者。离开文水,经交城,清徐(原来的清源、徐沟两县合并而成),来到山西省会太原市。这是一个大站,计划在这里停留四天。

   山西毕竟离首都较近,事事紧跟中央,太原的文化革命气氛格外浓,甚于我们经过的所有地方。我们才到的第二天,到路边小卖店买零食,站在柜台前说明要买什么,但售货员看着我们说"斗私批修",我们再次告诉他需要买食物,他又重复一次"斗私批修"!也不拿东西。我们以为他听不懂我们的话,就请旁边的人解释,这人才告诉我们,现在规定,各商店售货之前,买卖双方必须先诵读毛语录,然后才能进行交易。售货员背了一句,我们得回答一句才行。于是我们说"为人民服务",售货员立即把东西卖给我们。这是来到太原的第一个经历,实在"左"得可爱!也可以看到人们把"伟大领袖"捧得和天一样高,搞个人崇拜到了疯狂荒唐的地步,令人哭笑不得!

   在太原我见到了在太原工学院的哥哥长彬一家,队员们游览了太原附近的名胜晋祠,双塔寺,迎泽公园等,在此期间,我请假乘火车到60公里外的太谷去待了两天,看看我的铭贤母校旧址和住在那里的父母和儿子仝毅。这是意外难得的和他们欢聚的机会,使他们喜出望外。我带着儿子到太谷田野溜冰滑雪,虽是冰天雪地,却感到温暖热乎,因为自从把他送来太谷,我们分离已有五年了,平时难得见上一面,可惜这次也只有两天时间相聚。太原到太谷只需一个多小时火车,十分方便,我回太原后继续参与大队的游览活动。

   从太原继续东行,翻越太行山,经寿阳,阳泉,平定,昔阳,来到娘子关。阳泉是山西产煤的主要基地之一,有很大的煤矿。昔阳县有一个有名的"大寨生产队",是解放后大事宣扬的一个先进模范单位,由农民陈永贵领导发展起来的。当时中央发出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两个典型红极一时,陈永贵后来还当上了副总理。我们专程去访问了这个大寨。当地的农村干部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和成果,并领我们参观一些典型农田和家庭:把山坡地改造成为梯田,把山下的水打到山上灌溉,粮食产量成几倍地增长,使穷山沟变富,村里农民家家生活富裕,人人喜气洋洋等等。可是我们只看到他们刻意安排的一点局部,至于其它部分以及广大地区如何,不得而知,我在这里也无可奉告。谎报和浮夸之风,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几乎覆盖整个国家的各个机构和层面,实在令人担忧。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相信了这些,并且抱着崇拜偶像的心情向他们发出欢呼!

   山西境内多山,吕梁山脉和太行山脉从北到南纵贯全省,一西一东,这次我们从西往东横穿山西,翻越了两座山脉,来到娘子关。这是山西和河北的交界口,地势险峻,是从东面进入山西的必经之地,守住它就可以保证山西的安全。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从河北打进山西,是很花了一点劲的。后来他们终于突破娘子关,山西情势就急转直下,不可收拾。

   出了娘子关进入河北省继续东行,经井径来到石家庄市,这是河北省内的一个交通枢纽城市,铁路纵横,四通八达。从那里改为向北骑行,经正定,到河北省会保定,然后经涿鹿来到首都北京市。在北京计划停留一个星期,以便能够多了解一下文革在首都的进展和趋向,同时也参观一下北京的文物景点,如长城,故宫,颐和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等。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正好遇上春节,大家好好庆祝了一下,也改善一下伙食,放松放松,作一些休整,以便准备再往前行。可是当我们停留北京期间,得知中央已经发出通知,要"复课闹革命"。要求所有在外串联的学生教师回到自己的学校,说是"复课",实际上是要求大家在本单位继续深入挖掘"阶级敌人",目的是从基层把刘少奇一线的官员铲除,当然当时我们对此完全是一无所知,只是跟着上面的指示走而已。我们从北京继续南下的原有计划只好作罢,大家感到很失望,但是中央的命令只有遵守。在准备回程的时候,徐明辉和我又骑车到了天津,然后再到渤海岸的塘沽,看到大海。因为我们说"不到渤海非好汉",来到海边,算是为此次串联作了一个总结,划上一个句号。其他人因为感到疲倦了,不愿再走。我俩当天赶回北京,和大家会合。过了几天,办好自行车的托运手续后,在1967年1月上旬乘免费火车回成都,结束了一个多月的"长征"之旅。当我们回到学校的时候,月华也于几天前回到成都。我们"久违重逢",自然十分愉快。

   回来的第一件事,是到幼儿园接女儿回家。那年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老大仝毅9岁,于1962年送到山西太谷爷爷那里上学,当我们外出串联的时候,只有老二李欣在身旁,那年她6岁,在幼儿园全托。本来每周周末接回家一次,我们两人都出去的这一个多月,她就完全住在幼儿园,我们委托亲戚每周去看她一次。这是不是为了"闹革命",连家也不顾了?我们对孩子实在是没有很好照顾,有所亏欠!现在想来,内心感到愧疚。

   我想谈谈长征队发起出去串联的动机,我们起心出去,除了响应中央关于全国大串联的号召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希望离开本地,离开学校,因为厌倦了每天坐在会议室东拉西扯浪费时间,对于那些互相揭露,彼此批判的大字报,也觉得无聊。所以我们虽然打着响亮的"串联闹革命"旗号,实质上对文化大革命所掀起的这场斗争并没有多大兴趣,正好可以借机出去观光旅游一下。不过我们沿途一直遵循中央的指示:"老三篇不离口,红宝书不离手",每天早上读老三篇,晚上开总结会的时候背语录,可以说严格实行了"早请示,晚汇报"的规定,我想也许待在学校里还不一定能够做到这样。串联这一路,我们看到祖国的大好山河,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看到各种各样的人们,这些人在社会的不同领域,表演着良善和丑恶,使我们大开眼界。我们自己也由于走出温室,在艰苦的条件下得到磨练。这应当是符合"伟大领袖"所说的"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的精神吧!所以我们的动机尽管不很"纯正",但从效果来看,也没有违背中央的号召,可以因此安抚一下自己的良心,聊以自慰了。

   至于"研究生长征队",他们希望远远离开学校,也还有自己的原因。当时研究生的学习已经被迫停止,许多研究生在运动中被批判为只倾心于业务,走"白专"道路的人,所以他们也不愿在学校受这种说不清楚的指控。当北京来的造反派研究生,来串联并提出组织串联队的时候,觉得现在既然有机会离开,自然再好不过了,很快就组织起三十多人的队伍。不过他们毕竟年轻一些,他们中间有些人还很有"革命"朝气,很想通过串联来锻炼自己,所以选择了走红军老路,去亲身体验当年红军的艰苦经历。至于为什么选择从遵义出发,是因为当年红军到达遵义时,在那里召开了一次"遵义会议",党史上说,会议上排除了一些领袖,奠定了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因而遵义被认为是党的历史转折地。研究生长征队决定在那里誓师再出发,是不是表示忠于毛泽东呢?我不知道。(根据有些资料披露,那次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当了总书记,毛是军事小组的成员,在周恩来领导之下)。但至少表明这些研究生的革命性,比我们自行车长征队要强。有一点也可以证明这种推论:他们从贵州进入四川,经古蔺,叙永,宜宾,先后沿岷江,大渡河来到汉源,石棉,安顺场,经保安到泸定,再到康定。这时他们发现那里对外界轰轰烈烈的运动所知甚少,纹风未动,仍像一坛死水。于是他们便在康定停了下来,每天用广播车宣传鼓动,表演文娱节目,掀起对当权者的造反热潮,这正是文革中央所要求的。结果自然激怒了当时还在掌权的官员,于是被当地政府禁止活动,并限期离开。可是他们的确搅动起了那个地区的运动,似乎还真作了些"闹革命"的工作。不过他们也失去了进一步经历更多红军路的机会,不无遗憾,有些人因不感兴趣就提前回学校了。

   不论是出去闹革命,还是周游观光,我们都有所收获,比在学校白白浪费时间有意义,这是可以肯定的。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为了解决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把全国十几亿人民统统牵扯进去,鼓动群众斗群众,后来形成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阵容鲜明,(成都有"826派"和"红成派"两大阵营),各有自己的观点立场,互相攻击,毫不相让,彼此仇视,发展到你死我活,严重武斗的地步。这是反映了中央领导层的分歧,并且有意引导和煽动的结果。然而,人民群众不分是非,对正确和错误缺乏判断,盲目跟从领袖,狂热膜拜偶像,不能说对这次灾祸没有一定责任。自然,整个国家体制使群众意见无法达到上面,达到了也没有制约能力,于是逍遥派,观望者应运而生,就只好由少数人任意妄为了!十年时光白白浪费,大量人们无辜死去,的确是国家的浩劫。在这个劫难期间,我们这些长征队能够走出学校见见世面,也算是幸事。
                                                     李长华  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