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华西大学博物馆

31级  易遵谅 

华西大学博物馆创建于1914年，现为四川大学博物馆。从创建起，经过38年的建设积累，已成为西南最完善有名的高校博物馆。1952年“院系调整”，华西协合大学改为四川医学院，华西大学的理学院、文学院、博物馆全部并入四川大学，更名为川大历史系博物馆。文理学院的师生员工，博物馆的藏品、设备、图书资料及工作人员，都调到四川大学。博物馆到四川大学后，安置在历史系所在的文史楼，并陈列展出，1992年迁入原图书馆楼。华大博物馆到四川大学已经过五十年，今年终于有了专为博物馆新建的馆舍。迁到新馆后，环境有很大的改观，博物馆以新的面貌展现在锦江河边，接待观众。

作为在华西大学博物馆工作过的老职工，我对博物馆有深刻的印象，久久不能忘掉。我是1948年到华西博物馆工作的，1952年“院系调整”，随博物馆调入四川大学，1955年由博物馆调到图书馆，从事外文期刊编目工作，直到退休。我在博物馆工作了八年。

华西大学博物馆的创建和发展，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历任馆长对博物馆的发展方向、藏品搜集展览、研究均有不同的特点与贡献。1914年，华西大学理学院外籍教授戴谦和先生，商得学校许可，开始收集有关学术之古物，创建博物馆。因经费欠缺，进展缓慢，标本多为戴氏所采集，或为热心人捐赠。后得到陶然士、叶长青两位外籍先生合作，又有各界人士的热心赞助，捐赠物品，藏品增多。1931年有标本六千余件，当时在赫斐院储藏、陈列。

1929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鉴于华西大学博物馆的重要性，派葛维汉博士来接任馆长，葛维汉1932年9月到任，借华大图书馆二楼之全部为陈列室。

葛维汉（1884～1962）于1911年被派谴到中国传教，1913到四川宜宾。1926年回到芝加哥大学学习文化人类学，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再回国深造，并学习了考古学课程。1932年到华西大学任文化人类学和考古课教师、博物馆馆长，1934年葛维汉主持广汉三星堆月亮湾遗址的发掘，他以科学的方法为指导，使用了现代的仪器、工具进行发掘工作，为时两月多，出土了约公元前1000年时期的玉器、石器、陶器等二百多件。这就是三星堆遗址发现之开端。

葛维汉才学兼长，搜罗宏广，研究精密。在葛维汉主持下，华西大学博物馆的发展有一日千里之势。他深入边区，采集文物，使博物馆民族文物形成系统。特别是西藏文物，收集较多，为研究西藏文化重要资料。在葛氏主持下，1936年，馆藏文物已有一万五千余件，并向社会开放，被誉为西南优秀的博物馆。

1941~1947年，历史学家郑德坤教授任博物馆馆长，他拟定了博物馆五年发展计划，展开工作，整理标本，系统陈列。时值抗战，困难重重，但在学校及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协助下，五年计划得以完成。至1947年，馆藏文物已有三万件。先后来馆参观的人士不下数十万，当时华西坝上的华西博物馆，几乎成了本市名胜之一。

陈列方面，有中国石器与雕刻，金属器，四川陶瓷，华东、华北陶瓷器，西藏文物，西南民族用具和其它艺术品计七个部分。博物馆还参加多次汉墓、唐墓、王建永陵及文庙旧址的考古发掘，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多方收集文物。研究方面，出版丛刊五种，抽印丛刊九种，专刊一种，翻译丛刊二种。

郑德坤教授当时还担任燕京大学研究院导师，1947年，英国邀请郑老师去讲学，郑老师把他的考古专业研究生成恩元调到华西大学博物馆来，主持博物馆考古业务工作。郑老师走后由葛维汉任馆长。

1947年，邛崃发现唐代佛教石刻残件，1948年，葛维汉馆长派成恩元去邛崃发掘，先后去了五次，用人力车运回二百五十多件石刻等遗物。经研究整理和拼接，陈列于馆，其中一尊高近2米的断臂菩萨立像，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是为镇馆之宝。在葛维汉馆长的鼓励下，成恩元用英文写了邛崃龙兴寺佛教石刻发掘报告，并在当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年会上作了学术讲演。原计划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年刊上发表该报告，年刊因故停刊。英文原稿至今尚保存完好 。

1948年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有杨啸谷、宋蜀清、周乐钦、刘盛舆、成恩元。当时，宋蜀清的丈夫调北京工作，宋蜀清要同去北京，因她推荐，于是我被调入博物馆工作，管理葛维汉图书室、书刊交换、信件往来等工作，并兼任解说员。葛维汉馆长离开博物馆后，由黄思礼（华西坝加拿大学校校长）任馆长，不久离开，由白天宝任馆长，直到解放。

1951年，华西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在宥任博物馆馆长，他带领馆中同事，积极推进工作。此时馆中增加了沈仲常、冯国定、胡伯祥几位，刘盛舆离开了博物馆。

解放初期，成都市面上流散文物大量出现。此时，西南文教处的领导楚图南，拨了一笔经费给华西大学博物馆，用于抢救市上流失文物。馆内组织人员每周定期收购文物，学校在事务所拨了一间房子，由我和周乐钦接待古董商人及送来的文物。我们登记每件文物。闻在宥馆长请徐中舒、冯汉骥、杨啸谷等人来参加鉴定，馆内成恩元和我们都参加讨论会，大家认为可以的议好价格的留下，不要的退还商人。定期让出售者来洽谈，买成了的，开取款单，他们到财务科去取钱。在这一过程中，我也学到了许多知识。

经过这一举措，为华西大学博物馆增添了许多珍贵的书画、汉画象砖、瓷器、刺绣等等文物，大大丰富了馆藏。

解放初期，大量外国人离开了华大，走后有一批服饰刺绣品留下，学校让博物馆派人去看看，是否有收藏价值。博物馆派我去查看，我见这批服饰绣品比较精美，为博物馆全部要回，增加了一批馆藏刺绣佳品。

解放后，开展了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活动，闻在宥馆长和大家研究，博物馆是不是举办社会发展史展览？大家都觉得该办。闻馆长指定成恩元负责，在二楼展厅创办社会发展史展览。经成恩元计划和动手，很快就展出了社会发展史展览，有北京人头骨模型，有爪哇人头骨模型，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标本，各朝代的生活、生产器具等，并撰有详细的说明。展出后，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校学生、教师，外校大学师生、机关干部、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来馆参观，于是全馆人员都忙于接待，当解说员。我们自己也从展览中受到了教育。

1955年4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同志来华西大学参观博物馆。由成恩元接待，解说。当时成都市的领导、川大校领导都陪同参观。此时，博物馆已拨归川大，但还没有搬迁到川大，仍在华西大学。郭老参观得非常仔细，兴致很浓，前后参观了五个陈列室和两个陈列廊，对石刻、书画都很有兴趣。他虚心地提了很多问题，也发表了很多独到的见解。郭沫若非常赞赏博物馆的展览和藏品。最后，郭老为博物馆挥毫提辞：“……收藏颇为丰富，闻系积四十年之力而得此，殊非易易。望善加以保管，并加以有系统的研究，对中国文化史将有适当的贡献。”

1955年下半年，我调图书馆工作，离开了博物馆，至今已五十年了。当时在博物馆的领导、同事，如闻在宥、杨啸谷、周乐钦、沈仲常、冯国定，还有我的爱人成恩元等，都已去世；胡伯祥出国。现在，博物馆的老职工仅有我一人了。

五十多年过去了，时间带走了许多往事，但我对华大博物馆的经历，却还是那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