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华西大学博物馆

 

31  易遵谅 

 

华西大学博物馆创建于1914年,现为四川大学博物馆。从创建起,经过38年的建设积累,已成为西南最完善有名的高校博物馆。1952年“院系调整”,华西协合大学改为四川医学院,华西大学的理学院、文学院、博物馆全部并入四川大学,更名为川大历史系博物馆。文理学院的师生员工,博物馆的藏品、设备、图书资料及工作人员,都调到四川大学。博物馆到四川大学后,安置在历史系所在的文史楼,并陈列展出,1992年迁入原图书馆楼。华大博物馆到四川大学已经过五十年,今年终于有了专为博物馆新建的馆舍。迁到新馆后,环境有很大的改观,博物馆以新的面貌展现在锦江河边,接待观众。

 

作为在华西大学博物馆工作过的老职工,我对博物馆有深刻的印象,久久不能忘掉。我是1948年到华西博物馆工作的,1952年“院系调整”,随博物馆调入四川大学,1955年由博物馆调到图书馆,从事外文期刊编目工作,直到退休。我在博物馆工作了八年。

 

华西大学博物馆的创建和发展,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历任馆长对博物馆的发展方向、藏品搜集展览、研究均有不同的特点与贡献。1914年,华西大学理学院外籍教授戴谦和先生,商得学校许可,开始收集有关学术之古物,创建博物馆。因经费欠缺,进展缓慢,标本多为戴氏所采集,或为热心人捐赠。后得到陶然士、叶长青两位外籍先生合作,又有各界人士的热心赞助,捐赠物品,藏品增多。1931年有标本六千余件,当时在赫斐院储藏、陈列。

 

1929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鉴于华西大学博物馆的重要性,派葛维汉博士来接任馆长,葛维汉19329月到任,借华大图书馆二楼之全部为陈列室。

 

葛维汉(18841962)于1911年被派谴到中国传教,1913到四川宜宾。1926年回到芝加哥大学学习文化人类学,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再回国深造,并学习了考古学课程。1932年到华西大学任文化人类学和考古课教师、博物馆馆长,1934年葛维汉主持广汉三星堆月亮湾遗址的发掘,他以科学的方法为指导,使用了现代的仪器、工具进行发掘工作,为时两月多,出土了约公元前1000年时期的玉器、石器、陶器等二百多件。这就是三星堆遗址发现之开端。

 

葛维汉才学兼长,搜罗宏广,研究精密。在葛维汉主持下,华西大学博物馆的发展有一日千里之势。他深入边区,采集文物,使博物馆民族文物形成系统。特别是西藏文物,收集较多,为研究西藏文化重要资料。在葛氏主持下,1936年,馆藏文物已有一万五千余件,并向社会开放,被誉为西南优秀的博物馆。

 

1941~1947年,历史学家郑德坤教授任博物馆馆长,他拟定了博物馆五年发展计划,展开工作,整理标本,系统陈列。时值抗战,困难重重,但在学校及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协助下,五年计划得以完成。至1947年,馆藏文物已有三万件。先后来馆参观的人士不下数十万,当时华西坝上的华西博物馆,几乎成了本市名胜之一。

 

陈列方面,有中国石器与雕刻,金属器,四川陶瓷,华东、华北陶瓷器,西藏文物,西南民族用具和其它艺术品计七个部分。博物馆还参加多次汉墓、唐墓、王建永陵及文庙旧址的考古发掘,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多方收集文物。研究方面,出版丛刊五种,抽印丛刊九种,专刊一种,翻译丛刊二种。

 

郑德坤教授当时还担任燕京大学研究院导师,1947年,英国邀请郑老师去讲学,郑老师把他的考古专业研究生成恩元调到华西大学博物馆来,主持博物馆考古业务工作。郑老师走后由葛维汉任馆长。

 

1947年,邛崃发现唐代佛教石刻残件,1948年,葛维汉馆长派成恩元去邛崃发掘,先后去了五次,用人力车运回二百五十多件石刻等遗物。经研究整理和拼接,陈列于馆,其中一尊高近2米的断臂菩萨立像,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是为镇馆之宝。在葛维汉馆长的鼓励下,成恩元用英文写了邛崃龙兴寺佛教石刻发掘报告,并在当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年会上作了学术讲演。原计划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年刊上发表该报告,年刊因故停刊。英文原稿至今尚保存完好 。

 

 

1948年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有杨啸谷、宋蜀清、周乐钦、刘盛舆、成恩元。当时,宋蜀清的丈夫调北京工作,宋蜀清要同去北京,因她推荐,于是我被调入博物馆工作,管理葛维汉图书室、书刊交换、信件往来等工作,并兼任解说员。葛维汉馆长离开博物馆后,由黄思礼(华西坝加拿大学校校长)任馆长,不久离开,由白天宝任馆长,直到解放。

 

1951年,华西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在宥任博物馆馆长,他带领馆中同事,积极推进工作。此时馆中增加了沈仲常、冯国定、胡伯祥几位,刘盛舆离开了博物馆。

 

解放初期,成都市面上流散文物大量出现。此时,西南文教处的领导楚图南,拨了一笔经费给华西大学博物馆,用于抢救市上流失文物。馆内组织人员每周定期收购文物,学校在事务所拨了一间房子,由我和周乐钦接待古董商人及送来的文物。我们登记每件文物。闻在宥馆长请徐中舒、冯汉骥、杨啸谷等人来参加鉴定,馆内成恩元和我们都参加讨论会,大家认为可以的议好价格的留下,不要的退还商人。定期让出售者来洽谈,买成了的,开取款单,他们到财务科去取钱。在这一过程中,我也学到了许多知识。

 

经过这一举措,为华西大学博物馆增添了许多珍贵的书画、汉画象砖、瓷器、刺绣等等文物,大大丰富了馆藏。

 

解放初期,大量外国人离开了华大,走后有一批服饰刺绣品留下,学校让博物馆派人去看看,是否有收藏价值。博物馆派我去查看,我见这批服饰绣品比较精美,为博物馆全部要回,增加了一批馆藏刺绣佳品。

 

解放后,开展了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活动,闻在宥馆长和大家研究,博物馆是不是举办社会发展史展览?大家都觉得该办。闻馆长指定成恩元负责,在二楼展厅创办社会发展史展览。经成恩元计划和动手,很快就展出了社会发展史展览,有北京人头骨模型,有爪哇人头骨模型,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标本,各朝代的生活、生产器具等,并撰有详细的说明。展出后,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校学生、教师,外校大学师生、机关干部、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来馆参观,于是全馆人员都忙于接待,当解说员。我们自己也从展览中受到了教育。

 

19554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同志来华西大学参观博物馆。由成恩元接待,解说。当时成都市的领导、川大校领导都陪同参观。此时,博物馆已拨归川大,但还没有搬迁到川大,仍在华西大学。郭老参观得非常仔细,兴致很浓,前后参观了五个陈列室和两个陈列廊,对石刻、书画都很有兴趣。他虚心地提了很多问题,也发表了很多独到的见解。郭沫若非常赞赏博物馆的展览和藏品。最后,郭老为博物馆挥毫提辞:“……收藏颇为丰富,闻系积四十年之力而得此,殊非易易。望善加以保管,并加以有系统的研究,对中国文化史将有适当的贡献。”

 

1955年下半年,我调图书馆工作,离开了博物馆,至今已五十年了。当时在博物馆的领导、同事,如闻在宥、杨啸谷、周乐钦、沈仲常、冯国定,还有我的爱人成恩元等,都已去世;胡伯祥出国。现在,博物馆的老职工仅有我一人了。

五十多年过去了,时间带走了许多往事,但我对华大博物馆的经历,却还是那么清晰。

 

                                 20059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