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大哥已是清华大学三年级学生

上学期间父亲上北京看望大哥	1982年四兄弟与父母在一起

　　六伯周邦哲（1913～1980）十几岁时乘船到上海读书，毕业于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曾在上海、杭州等地从事体育教育工作。1937年“813抗战’爆发，日军佔领上海，六伯回到了四川成都。受聘在北较场军校（黄埔军校成都分校）任上校教官。抗战之后，六伯在成都光华大学任教（后来改名成都大学，现在的西南财经大学），是成都市体育界知名人士，每年成都举行大型运动会，都能看到六伯高大身影出现在裁判席上，胸前挂着裁判长的标识。可惜1980年因脑瘤过早去世,终年67岁。六伯离世后，子女遵照他生前意愿将骨灰帶到重庆撒进了长江，随东流的江水回到丰都。

60年代初六伯一家人。当时六伯在成都大学任教，

六伯娘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父亲与六伯的感情很深，特別尊重他的六哥。三十年代他俩从小离家一起在上海求学，一个读了大学，一个读了中学，抗战后又先后到了成都，此后数十年兄弟俩一直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每年春节初一都是父亲母亲帶领全家去成都大学的六伯家拜年，初二又是六伯全家来华西坝我家过节，成了雷打不动的规矩。记得两家人在一起特別热闹。直到六伯去世以及文革后，子女们都长大成家，有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 。

父亲带领我们几兄弟去看望六伯一家	我家兄弟与六伯家宗字辈的在一起

　　我父亲是老七，1934年在丰都读完初中后，也是在大伯安排下乘船顺水而下到了上海，入读上海中学高中，直到上海8.13抗战爆发前夕才离开上海转辗来到成都，顺利考入华西协 合大学。八叔周邦凯（1917～1941）投笔从戍，抗战时期曾参加过宜昌保卫战，去世时年仅24岁。八叔的墓地在丰都得到很好的保护，即使在文革期间，八叔的墓一直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丰都人民没忘记他满腔热血积极参加抗战的事迹。墓碑有当年丰都县长题词：满腔热血为谁洒，千里英魂遗恨归，以悼念这位年轻的士兵。

　　年纪最小的九叔周邦烈（1921-2008）也从丰都经重庆到了成都，寻找六哥、七哥，后在新津空军基地工作至1949年末随国民党空军迁台。直到1985年，他才与父亲重新联系上，得知九叔在台湾成了家，四名子女各自有了家庭。九叔退休后移居加拿大，2008年回台探望家人时突发疾病不幸在台北去世，终年87岁，子女们把他安葬在台北金山公墓。

1988年父亲与九叔相隔40年在香港相见

父母亲与九叔在加拿大

　　父亲曾敘述他当年如何离开上海的：“1937年暑假，我在上海中学毕业正在投入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在8.13抗战爆发前夕我离开了上海。经沿途车、船的拥挤，几经周折，于九月初才到达成都。此时各校已经开学上课，幸好当时华西协合大学为照顾（逃难）青年学生的入学，再次招生。我被录取了，成了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制药系的一名学生。”  

　　父亲经长江乘船从上海回川路过丰都县城时，曾下船回水天坪乡的老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凌晨5点就被我爷爷叫醒，再次跟随家乡的人乘船到重庆再转道成都。这是父亲最后一次见到爷爷。不久爷爷因病过世，奶奶因考虑交通不便，一来一回怕影响父亲学业（当时成渝间交通极为不便，仅单边行也要一周时间，来回至少要两周），所以家里一直未有通知父亲。直到大学毕业父亲才知道爷爷早已去世。父亲回忆时心情十分沉重。

1939年大学期间的父亲（前排左一）班委会成员合影

　　父亲在大学学习期间成绩优秀，在一份保存下來的40年代华西协 合大学的校刊上称赞父亲是「华大篮球健儿，体壮貌伟，蜀郡丰都人，豪义豁达，将事诚奋，攻读尤雄，平时喜流利之英语会谈，孜孜不倦，寤寐未劳......」特別夸奖父亲英语交谈能力强。

　　1941年毕业时，父亲提交的毕业论文全篇用英文完成，題目是「Study of the Preparation of Vegetable Case in」。

刊在於《华西协合大学校刊》

   1941年父亲毕业后留校工作，为著名药学家汤腾汉教授当助教。同时还被指派为来华工作的英国制药专家作技术专业翻译。由于父亲工作优秀，留校第二年就升为讲师。汤腾汉教授是父亲最崇敬的学者之一：汤教授早年留学德国，获得过博士学位，曾在德国拜耳药厂任职多年，抗战期间回国，曾继任国民政府中央制药厂厂长兼总工程师，是我国老一辈的科学家。解放后，汤腾汉教授被卫生部先调往上海，后就职于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父亲一直与他保持深厚的友谊，多次去上海、北京看望，直至80年代汤教授在北京去世。

1941年药37级同学毕业照（父亲前排左一）

1950年6月，药47级同学毕业，同时欢送系主任米玉士回国（父亲最后一排中） 。

50年代，父亲与毕业班的同学合影留念（父亲在后排中）

60年代 父亲与学生

父亲在钟楼荷花池

   父亲在华西坝学习工作和生活了72年，直到2009年11月23日，才离开了他深爱的华西坝。母亲于2000年4月因脑溢血中风全身瘫痪长期卧床，并靠顽强的毅力在病床上坚持了6年才离开人世。父亲与母亲在华西坝一起幸福地生活了63个年头。

1994年春 爸媽在成都锦江宾馆

   父亲回忆说，在学校他很喜欢打篮球，经常活跃在运动场，成为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低三班的同系校友母亲杜德楠同样喜欢运动，也是学校排球校队的主力队员。正是球场姻缘促使我的父亲母亲走在了一起。1943年母亲在华大毕业的前一年与父亲结婚，一年后生下了大哥，此后有了老二、老三和我。

父亲年近70岁，还在参加大学运动会。

   父亲与母亲感情很深，他们在世时还参加了学校举办的金婚50年庆贺纪念会 （父母亲实际结婚54周年）。我还清晰地记得他们参加活动后开心和兴奋的模样。母亲瘫痪在家后，父亲已是85岁的高龄，但长达数年天天坚持为母亲做理疗和按摩，我心里很明白，父亲是在用心和爱对母亲一生的操劳在做精神上的补偿。

1997年 父母亲50周年金婚纪念照

   父亲年轻时也很调皮，他曾开心地向我讲述小时候与年纪接近的几个兄弟在家“操尿罐”打架的趣事；回忆他当年在上海中学读书的情景：父亲当时寄宿的学校宿舍楼对面的楼里就住有不少电影明星，父亲住的房间窗户对面正好是上海滩著名演员胡蝶居住的房间，他和同学经常在窗户边偷看；他们还骑着借来的脚踏车追逐上海滩上的有轨电车，顽皮地把手搭在车尾被拖着走，直到印度阿三（警察）看见拼命地吹哨要抓他们才放手；说起在上海读书调皮的事，父亲完全像个孩子。

80年代 风华正茂的父亲

   父亲是个工作踏实和敢于尝新的人。解放前夕，华西协合大学有的教师跟随外籍教师出了国，父亲则选择留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50年代，在学习前苏联模式的基础上，父亲主持编写出我国“药事组织（现药事管理）” 新课程的教学内容及大纲，成为全国药学院校的统编教材。1956年担任了新成立的药事组织教研组主任。之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和修正主义学术权威遭批斗。

   但文革一结束，父亲又开始新的尝试，在国内积极开展“药物体内生物利用度”、“药物动力学”“生物药剂学”等新课题的科研和教学工作。80年代初期刚打开国门，父亲母亲已经关注到国外计算机在前沿学科的运用，在计算机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已70多岁的父亲和母亲在家自学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在大哥的协助下学习和实施应用电子计算机新技术处理实验数据，科学、准确地完成了药物动力学的临床运用研究，并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全国首部「临床药物动力学」的研究成果，开创了全国临床药学新篇章，成为全国临床药学的创始人之一。

文革之后，主持第一批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

宣读科研成果

1980年，全国临床药学座谈会在华西开场了

改革开放后，父亲频频参与接待华西坝老朋友

   父亲是一个与世无争、乐观豁达的人。“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是父亲做人的信条和他一生的写照。在单位，父亲从未与同事们红过脸，同事们也很尊敬父亲。

父亲帶领的课题组获科研成果奖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作为臭老九下到“五七”干校劳动，父亲也乐观地把下放当作锻炼身体和磨练意志的好机会。父亲回顾往事时还经常炫耀自己能挑100多斤跑上十多里山路也不歇口气。正是父亲的乐观豁达才能在长期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状况下跨过了94岁的门槛，连医生都说是奇迹！在家里，父亲是一个难得的好女婿、称职的好丈夫、忠厚善良的好爸爸。

开心地领取荣誉证书

　　父亲一直感恩大伯对弟弟们的照顾和关照，在家乡的伯父、姑姑遇到困难时同样会伸出援助之手。1948年父亲曾因结核病回丰都老家休养一年，住在大伯家。母亲一同回到丰都。第二年他们返回成都，帶走了二伯家的周宗文，三伯家的周宗全，四伯家的宗华、宗国等四侄儿来到成都， 几个年仅十来岁的侄儿由母亲安排进了「大地药房」当学徒学本领，后来他们各有专长，走上了与医药有关的行业，先后成了家。

1950年 宗华、宗文、宗国带着六岁的宗博在少城公园

　　随着成渝铁路开通，成渝兩地交通日趋便利， 侄儿们来我家更是常来常往。我还记得，文革期间，一位侄儿因家庭人口多、生活遇到困难来成都找到父亲，当时父母已是批斗对象，家被抄、工资被扣，母亲还因所谓“历史问题”被学校军管会集中审查，几个哥哥都下了乡，家里只剩下父亲和我。父亲二话沒说，把家里剩下的一部自行车以50元价格卖掉，给侄儿返乡暂度难关，后来又陸续把家里留存多年的傢俱包括可坐十人以上的大圆桌先后卖掉。每当有人上门搬走时，我心里确实不舍，父亲总是安慰我，家里人口不多了，多余的东西处理了还可以帮助有需要的家庭。

2014年 周家老六、老七、老九家的第二代的宗字辈相聚在成都

回丰都老家祭拜爷爷奶奶和伯伯

在丰都长江边与五伯伯家老三宗沆、老四宗煜合影

　　多年来在我们这个以男性为主的家庭里，不论什么情形下父亲总能默默地协助母亲管好这个家。面对调皮的四个男孩从未动过一个指头，总是和颜悦色地告诫我们不要惹母亲生气，即使很生气时，父亲也只是高高举起手臂做出打人的样子，并未真正动一次手。

　　我还记得父亲94岁生日那天，我专程回來，看到父亲充满睿智的谈吐看到了百岁老人的神采。100岁对父亲绝对不是梦，他一直信心满怀。但未曾料到是：一个月后，父亲突然患病而且日益严重，尽管及时送到了医院，但父亲任性地拔下了输液针要求回家里，其实那时候病魔已经侵蚀到父亲的五腑六脏，摧残了身体内的各个器官。

2006年 父亲91岁，四兄弟为父亲祝寿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才肯入住医院。但一切太晚了，医生也无回天之力，父亲就这样走了！子女们的心中留下终身遗憾！欣慰的是：儿子和媳妇们都能守在父亲生命最后的时光陪伴照料，尽可能地给父亲感受亲人们最后一丝温暖！

　　母亲杜德楠副教授1921年5月2日生于四川省重庆巴县，1940年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当年9月考入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制药系，1944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1944年～1951年，母亲先后在丰都后方医院、成都中央大学附属医院、成都信生制药厂、成都大地药房工作，任司药、药师。1951年调回华西协合大学（后来更名为四川医学院药学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78年因解决我的工作问题而提前退休。

1954年冬母亲抱著7个月的我拍攝于校东路家门口（荷花池畔）

　　说起母亲自然提及外公外婆。小时候，我因心脏不好，下午放学后或寒暑假期常去春熙路科甲巷外公家。当医生的外公总会拿起听诊器听听我的小心脏，外婆看到有孙儿来欢喜得不得了，尽做好吃的。外公喜欢看川剧，有时我也陪他去，听他讲折子戏。

　　外公早年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医疗系，1927年毕业。外公原打算去德国留学，而4.12事变改变了他的留学生涯。外公是国民党员，但因同情被追杀的共产党人的同学，也被国民党右派清剿，他先逃往澳门躲避，后回到了四川重庆。

　　抗战时期外公在重庆兵役署做军医，为参加远征军的青年学生做体检，而后调任重庆卫戍司令部门诊部任中校军医。抗战结束后外公一直在重庆和成都行医，直到93岁高龄过世。外婆是个小脚家庭妇女，性格开朗善良。她育养5个子女，一生含辛茹苦69岁时就离开人世。我母亲弟妹5人，母亲是老大，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先后毕业于国内著名大学。

1955年 ，外公外婆，舅舅姨妈（缺大舅舅）与我们一家。

1956年 母亲与外公外婆、大舅、大妹ㄠ妹合影，孙儿辈是三哥宗放、我和表弟显力

　　母亲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她满腔热情地追求着理想。1943年与父亲结婚，1944年大学毕业后因抗战尚未结束，母亲先后到宜宾、丰都后方医院以及中央大学附属医院工作。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迁回南京，母亲留在了成都，先在成都信生制药厂工作，后又接手「大地药房」，解放后兼任过街道居委会的主任，还被选为东城区人大代表。母亲不管做哪一行都能兢兢业业，管理井然有序，深受同事们好评。

母亲 拍摄于一九六〇年

　　1951年5月母亲结束了「大地药房」工作，又回到华西协合大学制药系执教（解放后更名为四川医学院药学系）。1958年母亲参加了四川医学院药学系中药教研室的筹建工作，组织编写了高校第一本中西结合教材和实验室教程，建立了中药实验室。60年代中期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发出后，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母亲多次积极报名，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甚至还要当时读中小学的我们随时准备挎上书包扎根农村。据我自己知道的，她曾多次参加边远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教和巡回医疗工作。70年代末，粉碎了“四人帮”刚恢复高考，学校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她又开始积极备课，去图书馆查询国内外最新的资料，并协助父亲编写《中国药典》，晚上总要搞到很晚。十分遗憾的是，1978年底为解决我的工作，满怀抱负的她不得不提前退了休，离开了深爱的讲台，这一年母亲才57岁。

1956年，母亲与药56届毕业班合影

1958年 母亲与同事在北京

　　母亲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女性，她不仅是一个好母亲同时还是一个好老师，她的课生动形象倍受学生喜爱；她掌握了多国语言，对新知识的渴求总是学而不止，诲人不倦，即使提前退了休，她犹如年轻人一般每天在家坚持学习2-3小时，还担任成都市退休科协工作者协会的专业组负责人，积极推动中药事业的发展，同时协助父亲开展教学科研和著书立学。

母亲在北戴河

　　母亲还是一个热心助人的人。粉碎“四人帮”后，她为一些同事平反后落实政策而四处奔走呼吁；对需要救助的人她更是如此，记得在60年代我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天随母亲上街，在盐市口的马路上，一辆自行车撞倒了一名穿越马路的儿童，引起不少人围观，母亲抛下我挤入人群，抱起小孩查看伤情，并立即拦截了一辆三轮车赶往医院。母亲热心助人的行为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极深的印象。

2000年 父母亲与当年华西协合大学的同班同学56年后相聚

　　母亲是一个乐于奉献的人。她退而不休，把大量的时间放在无报酬的社会活动上，每天的工作比上班还忙，她是九三学社华西支社的支委兼秘书。作为子女也多次劝说退了休就好好休息，但母亲总说：人活着应该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母亲参加九三学社华西支部在重庆的交流活动

　　文革结束后，一些制药企业包括中药生产企业急需专业人才帮助，一家刚起步的中药饮片企业因加工炮制技术不过关，找到母亲请求专业指导，母亲了解厂里的情况后二话不说，每周抽一、二天时间到百里之外的这家企业义务帮扶，六旬老人的她一直坚持到企业完全掌握了炮制技术。

父亲母亲参加全国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志篇的编写工作

　　2000年4月下旬的一天，当三哥电话告诉我母亲突患脑溢血倒下时候，如晴天霹雳，久久不敢相信。此前，母亲是一个健康、乐观、坚强的人，在她眼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并一直是学校的“健康老人”，但母亲终于大意了，被病魔无情地击倒，就是在倒床之前还正在阅读和翻译专业论文。此后，在病床上她顽强地与死神搏斗了整整六年。

　　我还记得文革初期，当时已算小学毕业的我，因中学“停课闹革命”，常常一人独自在家。

　　一天，有人带纸条要我给已集中审查的母亲送衣物，我带着物品去学校见到受批斗的母亲和一些阿姨都被集中关在第六教学楼的一间大房间里，屋里放了不少双层木架床，她坐在下铺床边，整理被扯掉纽扣的外衣，我熟悉的宋蜀芳阿姨正站在母亲床头，宋阿姨见到我，对母亲说了声“你的小儿子来了！”母亲抬头见到我立刻露出了一丝笑容，但我看到母亲的嘴角已红肿还渗着血，我告诉她嘴角出血了，母亲却很不在意说是自己不小心碰到的。她摸着我的头说：快回去，不用担心我，告诉爸爸我很快就能回家！语气里透着坚强。

　　我是一路流着眼泪回到家，根本不敢告诉父亲。这一幕我终身难忘！

1988年 陪同九叔参观孙中山先生故居

1988年 父母亲陪九叔回丰都老家，祭拜父母及哥哥们，与五伯娘家人合影

父母亲与九叔看望四伯娘、六伯娘

六伯娘带着儿女们为父亲八十祝寿

我家三兄弟与九叔家三姐弟（台湾）看望六伯娘

　　母亲操劳了一辈子却没能享享福。母亲病倒后，每天她的鼻嘴里插着氧气管和喂食管，身上吊着针，其痛苦可想而知；每当我从外地赶回看望时，面对母亲日渐虚弱的身躯，心如刀搅，而母亲只要在神志稍微清醒的时候都会向家人露出一丝微笑，母亲的目光里透露出她对生命的渴望。

　　就在母亲离世那一刻，还艰难地抬起左手轻轻摆动向亲人告别。母亲于2006年4月18日凌晨去世，享年85周岁。

　　我想，母亲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力，没有顽强的生命力，没有众多亲朋好友及同事们的关心和支持，她的生命延续不到今天。母亲真的累了，好好休息吧！

父母亲在珠海

　　母亲去逝后，华西医科大学（后併入四川大学）评价母亲：

  杜德楠副教授一生从事药学教育，是我国药事组织学教学的先行者之一，其后又长期从事中药学的教学工作。杜德楠副教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培养了大批的药学本科生，至今经杜德楠副教授培养和指导的本科生不少已成为学术带头人和业务骨干，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杜德楠副教授辛勤耕耘数十载，桃李满天下，为我国药学教育事业勤勤恳恳工作一生，并为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杜德楠副教授乐观开朗，为人正直，工作勤奋，乐于助人，淡薄名利，坦诚待人，关心青年同志的成长与进步，是一名优秀的知识分子。

  父亲母亲用一言一行、一点一滴教育着我们， 滋润着我们。父亲母亲处处为人师表的行为使我们四个淘气的儿子一一长大成人，事业有成。

大哥依依不捨送別女儿去美国读书，临行前与爷爷奶奶告別。

　　大哥从小学习优秀，1961年刚满16岁的他就以数学100分（满分）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成都十六中学清华第一人。而且他入读清华大学六年制的工程力学数学系则是当年为培养我国国防科研人才而专门成立的重点学科，该学科奠定了国内计算机学科的基础。但始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他在清华最后一年的学习，並被下放到水电工程局当工人，直至文革结束才调入西南石油学院计算机中心任教，后因照顾年迈的父母，转入华西医科大学计算机中心工作至退休。可惜才华橫溢的大哥最终未能用自己的所学之长报效国防科技事业，成了他终身的憾事；

　　二哥长期工作在自贡市的企业和机关单位，现退休

二哥一家与爷爷奶奶

　　三哥是博士生导师，桃李滿天下。他先后在重庆邮电学院、电子科技大学任教，学术上颇有建树，是学科帶头人。

三哥一家与爷爷奶奶

老四一家与爷爷奶奶在珠海

　　我想，四个儿子的成长也是父亲母亲最大的骄傲！不幸的是大哥三年前心脏骤停突然去世，我们兄弟甚为伤心难过，三兄弟和大嫂一起把他安葬在了父母身边。

桃花盛开的龙泉山

写于2019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