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潜教授

 

     陈志潜,公共卫生学家。他提倡公医制度,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先后参与陶知行和晏阳初分别在南京郊区和河北省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农村卫生实验区建设。在定县创立了他构想多年的农村三级保健网,开展保健服务和健康教育。抗日战争期间,他除组织领导战伤救护外,在四川省建立市县公共卫生机构80余处,并创办了重庆大学医学院。他为我国的卫生事业,尤其是农村社区保健和公共卫生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陈志潜,1903年9月10日出生于四川华阳(今成都市双县)。祖籍江苏武进,祖父辈早年入川经营小生意,遂在华定居。陈志潜4岁时丧母,所幸继母马氏待如己出。父亲陈可大是清代的秀才,是位饱学之士和杰出的书法家,长期在仕宦人家教家馆。外祖父也是位老塾师,并为陈志潜的启蒙老师。从陈志潜记事起,家里就没断过重病病人。长年累月的药香也未能挽救他生母的性命,姐姐、弟弟、姑姑也长期患病相继天折。与他感情笃厚的继母在支持他转入教会办的新式中学读书后不久,也患了重病,虽不断请中医切脉处方,病情却有增无减。万般无奈,最后由14岁的陈志潜陪着继母到当时法国驻成都领事馆附设的诊所,请西医诊治。诊所内精巧的器械,整洁的环境,医生细心的检查,显著的疗效,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使他暗暗立下了学习这种新医疗技术,用以治病救人、济世助人的志愿。这时,上海《申报》有一篇评述中西医的文章,这位14岁的少年居然写信给作者——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李振翩,请求到长沙拜他为师,李振翩热情地回了信,建议陈志潜报考新成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陈志潜遂即给协和医学院写了信。不久,他收到一封全是用英文写的回信。他翻查着字典勉强把信读懂,信中写道:协和医学院的教师大部分是外籍教授,课程全用英文课本,并一律用英语授课。入学考试也全用英语,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英文口语。读完信,他下决心要投考协和医学院。他的决心感动了家人,为了使他攻克英语关,继母拿出私房钱,托人到上海买来英文原版数学、物理、化学教科书,由粗通英文的舅舅每天来家辅导,还请来英文老师每周为他补习三个晚上,每星期天还要到一位英国传教士家强化英文口语。
  经过三年寒窗的艰苦拼搏,17岁的陈志潜中学毕业了。1921年夏天,他随亲戚来到北京,投考协和医学院。
  入学考试发榜了,自学成才的四川娃子竟名列榜首,和沿海城市的同学们一道迈入了远东医学最高学府的大门。在学习期间,他连续三年争得医预科奖学金,于1924年顺利升入北京协和医学院本科。他的同班好友有朱章赓、钟惠澜、林巧稚、荣独山、施锡恩等。入了医学院本科,他继续享受奖学金,免交学费。他在课余兼任学生宿舍管理员并到院部会计室帮助工作,所挣之钱用于补充伙食和零用,直到1929年毕业。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标准建立的。各科教授都是国际知名的权威。对陈志潜影响最大的是公共卫生学主任教授J.B.兰安生(J.B.Grant)。这位被誉为社区保健及社会医学的先驱和公共卫生学的思想家与实践家,出生在中国,对中国劳动人民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了解。正是兰安生在教学中对中国农村保健问题的分析以及对中国实行公医制度的设想,使陈志潜产生了献身我国农村保健事业的志愿。
  1925年的五卅运动给了一心埋头学习的学生们以极大的震动。在杨济时、贾魁、陈志潜、诸福棠等平时比较关心国家大事的同学的带动下,学生会迫使学校当局同意提前结束课程,允许学生们参加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组织的爱国活动。
  1929年夏,经过了8年的苦读,陈志潜临近了毕业。他对自己将来的道路早已作了抉择。他不留恋城市舒适的生活及优厚的待遇,在兰安生的支持和陶知行(后改名陶行知)先生的感召下,毅然与新婚的妻子王文瑾一道到南京郊区晓庄师范学校,担任了乡村卫生实验区主任。他在余儿岗开设了一个夫妻卫生所,自己当医生,妻子当护士,为农民防病治病。他自编了《农民卫生知识讲义》,给参加夜校的男女农民上卫生课,还带领并指导晓庄师范学校的学生实习,他为师范学校编写出版了一本《卫生教育讲义》,这对当时的农村卫生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0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勒令解散了晓庄师范学校。这年夏天,陈志潜经兰安生推荐到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从师于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M.罗森(M.Rosenau)教授。同时,他还在麻省理工学院C.E.端纳(C.E.Turner)教授的指导下,进修健康教育学,于1931年获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此后,他又到德国德累斯顿市健康教育中心,进修健康教育技术及方法学,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赶回来报效祖国。
  1932年,陈志潜经兰安生介绍,接受晏阳初的邀请,到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农村建设实验区任卫生教育部主任,同时还成为北平协和医学院仅有的两名中国董事之一,并任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讲师,负责辅导本科医学生和护理专业学生进行农村卫生的实习。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大举侵华,定县卫生实验区被迫全部停顿。陈志潜当时还兼任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副教授及北平市第一卫生事务所城市与乡村卫生教育区主任,所以暂时回到北平。翌年,经沪、港,只身到长沙、贵阳参加战时救护工作。
  1939年5月,他受命出任四川省卫生实验处(1942年改称四川省卫生处)处长。回到阔别18年的故乡,他看到成都依然只有教会办的少数医院和诊所,国民党政府多年来没有为人民搞任何卫生建设。当时,侵华日军正对成渝和平居民区进行狂轰滥炸,他到成都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数以百计的伤员组织救护、安置工作。他得到教会医院、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和自沦陷区迁来的齐鲁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师生的大力支持和合作,挽救了不少伤员的生命。

    陈志潜在日本投降前的几年中,为四川省的卫生建设工作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他利用担任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处长、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授和战时救济工作负责人的身份和机会,为四川省从无到有建立起综合医院,传染病院,妇婴保健机构,护士、助产士和公共卫生人员培训中心以及供医学生和护校学生实习用的温江农村卫生实验区。他还争取到当时省政府领导的支持,为四川省大部分市、县,建立起市、县公立公共卫生机构80余处,这在当时全国各省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5年,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北平协和医学院决定复校,聘请陈志潜为医学院董事,同时派他赴美国考察战后的公共卫生教育。1947年初,陈志潜回到四川,四川省政府决定要陈志潜为本省筹建一所由中国人自办的医学院。他便立即全力投入到重庆大学医学院的筹建工作中。当时,物价飞涨,时局动荡,课室、宿舍都需租借,这些都没有难倒他。他作为院长带领大家边筹建边上课,在克服重重困难中站稳了脚跟,并迎来了重庆的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陈志潜应邀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参与制订了我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会议通过了在全国普遍进行农村卫生建设的决定。当他看到自己多年设想的农村保健事业即将逐步实现,感到十分振奋。为了农村的防病、治病工作,他爬山涉水实地考察,就地防治疾病,做了大量工作。他曾带领自己亲手创建的重庆大学医学院的第一批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生深入云南省西部芒市地区防治恶性疟疾和腺型鼠疫;到四川省广元地区防治麻风和梅毒病,并为当地中医举办学习班,用麻风病人实例讲授该?目蒲?诊断,破除了人们的迷信观念;到四川省安岳县调查棉农农药中毒的情况。
  1952年,重庆大学医学院在院系调整中被撤销,并入四川医学院,陈志潜任该院卫生学教授。1955年,他又被任命为四川医学院卫生系代理主任。
  1957年,陈志潜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误地划为右派,不再兼任卫生系代理主任,只保留卫生学教授职称。1958年,在上山下乡除害灭病的活动中,他与学生一起到川北山区剑阁县农村进行工作。
  从1970年起他开始进行尘肺调查研究工作,1974年被任命为尘肺研究室主任。
  1979年,他应邀参加全国医学及公共卫生教育座谈会,其后,赴加拿大、美国考察医学及公共卫生教育。1981年,他受聘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1986年4月,82岁高龄的陈志潜还到四川省卫生模范县——什邡县作农村卫生调查,对农村各级卫生组织的建制、管理、医疗条件以及卫生保健、卫生防疫、卫生宣传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对农村各级卫生组织的发展方向、医务人员的技术培训、计划生育、药品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同年7月,他在烟台市召开的中国农村卫生协会成立大会上作了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且被推选为该协会的名誉理事,同年,任四川省农村卫生协会名誉理事。
  陈志潜历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卫生学会委员、名誉顾问,《中华卫生杂志》编委,中华预防医学会名誉理事。1954年,陈志潜参加了九三学社,1984年任学社中央顾问,1988年任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1974
1986年,他连续三届任四川省政协委员。1987年被聘为华西医科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

创建农村三级保健网

30年代,晏阳初在多年平民教育的实践中,总结出当时中国农村存在的四大病症:愚、贫、弱、私,并针对性地提出:以识字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贫;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采取家庭、夜校、社会三大教育方式,提高农民的知识、生产、健康和团结力的四大水平
  陈志潜到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后,为摸清基本情况,他们先做社会调查。定县全县有40万人口,6个区,472个村庄。每户农民年均收入银元50元,平均每人每年医药费约0.30元。全县只有县城内有两位没有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开业医生。约有一半的村子有半农半医的草医和识字不多的中医看病。当时定县的人口死亡率高达32.1,出生率为40.1。新生婴儿死亡率为199
,死因主要是:新生儿破伤风、猩红热、痢疾、婴儿腹泻、肺结核、黑热病、白喉、伤寒、天花等。他们对2032例死亡原因的分析中得出:传染病患者占半数以上,有37%可以预防不发病,另有32%如经早治可以痊愈,恢复健康。所以,当时定县的卫生工作应采取以扎根基层,面向农村,保证广大农民享受现代医学科学进步的好处,而不能走过去那种由传教士医生在城市开设医院,等病人上门,光治不防的旧路。陈志潜采用了1929年在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培训农村小学教师,为农民种痘、急救的经验,选了两个区13个村庄作试点,开始把酝酿了多年的农村保健网的设想付诸实施。他认为发展农村保健事业必须要由下而上,先在农村培训保健员。保健员的任务主要是从事预防疾病的宣传,种痘,井水消毒,用保健箱里的几种药品治疗沙眼、头癣,急救伤员,改良自家的水井、厕所,并向乡邻示范,还要对村里死亡、出生情况进行登记,对需要医生诊治的病人及时介绍转诊到区保健所。区保健所有医学院毕业的医生,除了主持每天的门诊外,还兼管全区的预防工作和对村保健员的辅导管理。区以上设县保健院,院内的医护人员都受过现代医学训练。县保健院设有50张床位的医院,收治区保健所转诊的危重病人。县保健院主持全县的预防工作,培训所需要的各种保健人员,并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学校教育及成人教育密切合作,开展卫生教育。定县农村三级保健网教学基地组织机构,如附图所示。

                      附图,定县农村三级保健网教学基地组织机构图


  为减少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他们开展了妇婴卫生工作,分批为各村培训旧接生员,先让她们懂得发生新生儿破伤风和产褥热的原因,并学会在接生前剪指甲、洗手,用消毒敷料包盖脐带等。还要她们到村子里组织年青的母亲学习妇婴保健知识。
  定县农村保健网到1935年已发展到6个区,有220名村保健员,约覆盖半数的村庄,这一年,县保健院收治住院病人600多人,共住院1万多天,做手术260例;6个区的保健所共治疗患者6.5万人次;220名村保健员做急救、治疗小病计14万人次,还给14万人种了牛痘。农民的卫生知识有了明显提高,很多人家改良了水井和厕所。不过几年的时间,这里的轻、重病人都得到及时而科学的诊治。农民们不再受新生儿破伤风、产褥热、天花、黑热病等病的威胁,各种肠道传染病也大大减少。他们还经受住了1934年华北霍乱特大流行的考验,全县只发生少数几例,无一人死亡。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整个保健网的经费平均每人每年仅为0.10元(约折合0.05美元)左右,即使是比较穷的社区也能承受得起。
  陈志潜早在30年代初就创造性地为极端贫困的华北农村社区找到了一个享受现代医疗保健服务可行的模式,避免了当时著名于世的苏联、南斯拉夫、印度等国模式在试图解决同一问题中出现的种种缺点或不足之处。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和对国外类似实验的观察,提出了一些带普遍意义的、根本性的指导原则:(1)首先,必须通过调查了解并解决大多数群众的医疗保健需求,才能迅速得到最广泛的积极支持。(2)必须是用现代科学医学为指导的、防治并重的医疗保健系统,但不排斥、不否定群众对传统医学的选择和应用。群众经过慎重比较会作出最优选择。(3)要有适合当地的组织形式,如定县三级保健网。一切模式,特别是引入的外来模式,不可冒然大面积推广,必须先经试点严密实验,经改进调整,确实适合当地具体情况后,经过示范稳步推广。(4)在经济上应为当地农民所承受得起的。象定县的保健网人均仅0.05美元费用,虽为数甚微,若能集中起来有计划、有重点地使用,就能为全县农民办起一个有现代医学作后盾的医疗保健网。(5)要有一批对农村保健事业有认识、有适当技术、有事业心和一定组织管理能力的公共卫生人员担任骨干和领导。(6)在最基层直接为农民服务的卫生人员,最好是受过短期训练的,经过扫盲,志愿为农民服务的本村不脱产的农村青年。他们在区保健所医师的监督辅导下,从事种痘、处理外伤、井水消毒、改良水井和厕所等有限的简单防治工作。(7)保健网的各个层次,都要有社区相应层次权威人士的赞助、支持和监督,以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服务质量。(8)农村的卫生建设最好配合社会发展同步进行,如上述定县的平民教育的四大教育同时并举,可以收到相互促进的效果。特别是要配合进行有关的健康教育,启发农民自己起来讲究卫生,预防疾病,向危害自己健康的因素作斗争。群众有要求,有行动,事情就好办了。
  定县农村保健网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许多卫生专家前来作实地考察,如国际联盟卫生处处长、南斯拉夫卫生部长A.斯坦帕(A.Stampar),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的S.冈恩(S.Guan)和该会驻远东代表M.鲍尔福(M.Bal-four),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C.E.端纳(C.E.Turner)教授,维也纳大学的J.坦德勒(J.Tander)教授,以及著名的记者E.斯诺(E.Snow)夫妇等,他们对定县农村保健实验都有很高的评介。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也在1934年底决定在全国推广定县的模式。
  陈志潜对基层卫生保健的认识比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计划早40多年。他所创立的定县农村卫生保健网,现在已作为一种模式,在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普遍推广。陈志潜执著地追求,默默地奉献,在自己专业领域内,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作出了榜样。他的成就受到国际卫生界的高度重视。198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请他撰写了《中国农村的医学——
我的回忆录》一书。该书已用英文出版,由中华医学会推荐给第三世界国家作参考。

倡导健康教育 竭力发展公共卫生教育

  陈志潜早在20年代作学生时,就注意并从事社会健康教育工作。1926年(岁次丙寅)在五卅运动的激励下,协和医学院一些青年医生和学生,发起成立了丙寅医学社,创办了《丙寅医学》周刊,以提倡新医、公医制度,普及卫生科学知识,增进民族健康为宗旨。参加的主要成员有诸福棠、胡传揆、朱章赓、贾魁、陈志潜等,由陈志潜担任周刊主编。周刊很快就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欢迎,在全国也颇有影响,在我国健康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5年中,陈志潜为周刊撰稿100余篇。以后他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带领医务人员、学生积极向群众作宣传,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陈志潜不仅是我国最早出国学习健康教育的专家,也是我国最早从事农民健康教育的前驱。他编写了我国最早的农民卫生知识读本,翻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一本《健康教育原理》。陈志潜是我国健康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陈志潜先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重庆大学医学院、四川医学院(今华西医科大学)任教期间,一直教授公共卫生学,并竭尽全力发展公共卫生教育。他在从事多年的公共卫生教育中体会到:(1)公共卫生专业学制过短及过早分化,造成卫生预防人员缺乏必要的医学科学基础,影响他们日后在工作中的决策能力和学术水平,从长远看是不可取的。(2)培训卫生预防人员必须要象培训临床学科医务人员有实习医院一样,有城乡社区保健的实习教学基地,才能培养出既有理论知识,又能动手实干的公共卫生人员来。(3)卫生预防人员的工作对象是社会,是人群,因而在课程安排上应当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管理科学的课程。(4)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对国家卫生事业全局及长远策略的教育,培养学生关心民族健康,不贪图名利享受的献身精神。(5)不鼓励脱离实际的纯试验室科研,反对学习苏联或东欧和欧美一些国家,把公共卫生学院办成科研机构,引导学生只关心发表科研论文,一心想成名成家的偏颇的倾向。
  陈志潜治学严谨,工作认真,为人耿直,心胸豁达,勇于开拓,善于采集各方面的优点和建议。他一贯坚持科学的态度,从不随声附和。他热爱祖国,热爱劳动人民。为了广大农民能享有现代卫生保健,他长年深入基层,在实践中学,向人民学习,向实践学习,终于创立了适合我国农村的三级保健网模式。
  陈志潜对我国农村社区保健和医学教育特别是公共卫生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作者:贾维廉)

陈志潜

    作为一名受过科学培训的内科医生,50多年来,我致力于在占人口80%的中国农村传播 现代医学的工作。我一生主要关心的是寻找最好的办法来传播现代医学,从而确定了这本回 忆录的中心议题。

  我对向中国亿万农民传播现代卫生保健的裨益这一问题的兴趣来自于若干坚定、持久的 信念,即任何一个国家的强盛有赖于普通人民;从西方传入的科学的医学在很多方面都超过 了我国传统医学所能提供的好处;只有当现代医学能使普通人民受益,而不仅限于有特权的 少数人受益时,对国家的卫生体制才能产生重大的影响。

  基于这些信念使我献身于中国社区医学的发展。我所理解的社区医学是科学的卫生保健 法,是以全人口的需要和情况为根据的,而不是以个体为基础的;是建立在治疗和预防相结 合的方法上,而不仅是依靠治疗技术的医学。我所下的定义是:社区医学包括流行病学、生 命统计和卫生行政,比起单纯是医生和病人之间关系的个体医疗,社区医学体现了更为先进 的卫生保健方法。

  我在多年前建立的医学哲学的基本前提,来自我还是一个孩子和当年轻的医学生时的个 人经历。这对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又通过迂回曲折,受尽磨难的一生,使我的目标和方向 更为明确。

  在两个世纪交接时,于中国边远地区一个老秀才的家庭,做为社会地位低下的一个孩子 开始了我的生活,由于环境所限,直到我10岁时才得到正规的教育。我对外界最初的了解是 很浅薄的,但祖父使我接触中国古老文化丰富思想的遗产,弥补了我不谙世故的缺陷。

  我一生致力于增进一般人民福利的启示,源于我国的历史和文化,孔子的传统教诲是学 者属于特殊阶层,而且处于受尊敬的地位,作为教育者,有责任为普通人民做好事。中国古 代另一条教导强调:民为邦之本,本固邦宁

  以上概念抓住了中国社会哲学长期的原则,我相信它不仅对我本人而且对受过古老的理 性传统教育的无数代中国青年都有影 响,我觉得这是19世纪中国受外国侵略和军事挫败的惨 痛后果而出现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政治力量的源泉。到现代,已把关心国家普通人民的幸福 放在力求进行社会改革和实现现代化上。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传统,我认为必须力求培养 愿意为人民的福利而牺牲其自身抱负的领导者而努力奋斗。

  回顾我一生经历的形成,最重要的可能是20年代在北京由洛克菲勒基金创建的北京协和 医学院中所度过的8年。在此卓越的学术中心,我接受到科学和科学的医学教育,这对我来 说是极为重要的。在我脑海中,现代医学优于我国的传统医学,只要人民能正确理解现代医 学的原则,现代医学对增进国民健康的潜在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我认识了约翰.本兰安生(John B.Grant)医学博士。他起先是我的 老师,以后是顾问和同事,对我一生有深远的影响。兰安生向我介绍了社区医学的概念,引 导我认识照搬外国模式,而不是采用适合本地需要和情况的医学实践的危害性。与此同样重 要的是他引导我从事公共卫生事业,说服我只有这样,才能使我比仅仅专长于皮肤病学能对 中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众所周知,我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经历了曲折的社会和政治变革。1911年推翻了几千年 的旧王朝统治,此后的几十年由于军阀争权,中国经受了分裂和内战之苦。1949年解放,在 无可争辩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再次带来统一和稳定,并且为新形式下的政治、经济、社会 习俗和行为铺平了道路。但在推进科学和技术革命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者时而寻求,时而 又避免与外部世界交流。

  针对历史背景所呈现的有利和不利的经历来看,中国农村卫生发展的经验是相当有影响 的。一个多世纪前,西方传统教士把具有改善公众健康最有潜力的科学医学传入我国,而在 其后一个世纪内,他们在中国城市中建立了许多现代化的医院和诊所,他们的努力使少数人 民受益,但却建立了一种重点针对个体进行治疗处理的医疗模式,要废除这一模式是不容易 的。

  与此同时在20年代,现代医生包括我们国家的现代医生,由于他们要求取缔传统医学而 无意中使科学医学的传播推迟了几十年,他们这种活动导致城市中志同道合的传统学者—— 医生(儒医)的担忧,于是组织起来共同行动,并寻求能代表他们的高级官员的庇护。儒医受 到官员也受到群众的尊重,他们不仅保卫了已享有的尊严,而且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 50多年以后,这两种医学体制在中国处于同等的地位,各自有自己的学校,治疗设备和政府 中地位高的朋友。

  中国的卫生经验1949年后受苏联公共卫生教育模式的影响,而1958年后农村卫生保健基 层组织的发展,使人们几乎不能相信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农村卫生服务会如此迅猛发展, 这确是不寻常的成就。

  一个问题的解决常使另一问题处于紧急状态,在此情况下,许多农村卫生工作者参加到 这一体制中来。在那时,以他们所受过的训练要想保证农村地区高质量的卫生保健是不足的 80年代中期,农村卫生工作者要求进一步培训已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于此长时期内,个人的经历使我受到很大教育,在这本回忆录的最后一章,我试着与读 者交流我的见识。总之,我确信在为中国人民提供卫生保健方面我们已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今天我国任何地区都能享用现代医学服务,通过对传染病的群众性免疫,死亡率已明显降低 。我相信采用治疗与预防相结合的方法,不论从哪方面,我们都能使建立在个体医疗上的医 院和门诊,转变为建立在人群中的医学服务,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健康效益。

  在培训地方卫生工作者中,努力提高和制定一致的标准,以及征募有公共卫生头脑的医 学生,都会增进人民的健康。从1987年起,培训农村卫生工作者的深度和时间有了很大变动 ,只有通过对这些个体的进一步教育才能实现质量的提高。对公共卫生在校生的医学教育, 重点应放在现场工作上。公共卫生专家是能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农村卫生工作者在开始专业 化培训前应具有充分的各科医学的基础。

  经验也提供了其它方面的见识。例如,指出了需要支持能解决当地所需和适合当地情况 的实验,以及培养有革新精神,有理想的领导者。需要经常交流业务以不断进取,有时还需要国外的援助。

  在中国,科学的医学与深入人心并得到政治保证的传统医学体制两者并存。经现代培训 的医生在实践中能尽力维持最高的水准尤为重要,举例来说,经科学培训的医生如做出了错 误诊断,会降低公众对科学医学的信赖,并使其在社会上的传播速度减慢。

  写此回忆录时,我记起孔夫子的教导:五十而知天命。从孔子诞生至今的一千多年 来,人们的预期寿命大大增加。当今50岁的国人仍有可能期望取得一生最大的成就。即使再 大几十岁,仍可设法为使国家更强盛,人民健康状况更好作出贡献。

  自然,任何一位有见解的能像我这样活过80岁的人都会沉思个人现时和已往的成就,而 不考虑个人将来的计划和目标。在这方面,大多数人往往会吃惊地发现我们一生中的成绩太 少了。我们可能为他人想了很多,然而,实际上我们为增进他人健康所做的,经常是失败多 于成功。

  我本人的工作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有待时间来作出判断,我一生中的业务影响有盛有衰。 80年代中期,对我的工作的重视仍在继续,而我只希望我的工作迟早对我所热爱的人民的社 会福利会有所贡献。尽管有许多起伏,我以仍能履行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感到高兴。

  我所面临过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但在我经历过的长达50多年的工作期间,可能其它医 生很少考虑过这些问题,一些医生可能比我接触的传统医学还少,另一些医生也许没有在社 会形势激励爱国主义和在参与唤醒人民关心卫生事业的时期生活过,有些医生可能没有机会 对影响村民的卫生体制进行过实验。另一些医生也许没有既在资本主义也在社会主义社会生 活过,还有些人可能不像我那样与各类教育工作有很多联系。因此,我个人的不同经历可能 会使一定阶层的卫生工作者感兴趣,遇到同类问题的卫生工作者或许能从中学到点什么,而 其他的人可能觉得我的经历与他不相干。或许对我一生在中国农村卫生发展方面的这些反映 能得出的公正结论是:任何新的、进步的和有深远影响的见解,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使人们 认识它的重要性。

  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生是非常需要的,许多经验表明,由有奉献精神的行政人员和即使只 经过很少训练的热心的村级水平的人员所组成的卫生实施系统,也确实能把科学医学知识的 好处带给村民。对人类有长远价值的努力的基本途径,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只有在村 民们接触到卫生知识和技术的基本原则时,才有希望达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的战略目标。

缅怀父亲陈志潜

陈芙君


  父亲离开我们已快一周年了,可是对父亲的缅怀思念之情非但未随时光流逝而淡化,而 是更为强烈了。因为父亲给予我们的不仅是养育的亲情,更重要的是他的高尚品德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而榜样的影响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永远不会!

  19039月父亲出生于成都一书香门第之家,在他幼年时期生母、继母、姐姐、弟弟相继被疾病夺去了生命,使他决心学医,为解除病人痛苦奉献终生。但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 期间,一位美国教授在教学中对中国农村保健问题的分析以及在中国实行公医制度的设想, 以及父亲目睹中国卫生保健的极端落后和农村严重缺医少药的状况,使他下定决心从治疗病 人转向维护人群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业。
  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爱国精神,对事物的批判精神,对事业的创造精神,永远向 前看的乐观精神。
  早在协和医学院念书的时候,五卅爱国运动震动了埋头学习的父亲,他和一些青年 医生及学生发起成立了丙寅医学社,创办了《丙寅医学周刊》,宗旨是提倡新医、公医制度 ,普及卫生科学知识,增强民族健康。父亲任周刊主编,为周刊撰文百余篇。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京沦陷,日寇要迫送父亲到东京效力,父亲闻讯后只身离开北京、经沪、港转至长沙 、贵阳,参加了战时救护工作。解放前父亲多次出国留学、考察,他始终不忘为中国人民健 康服务的宗旨,拒绝了国外多次高薪聘请。1979年父亲应洛氏基金会邀请,赴北美考察医学 教育,他拒绝留在美国工作的机会,而是考虑为学校争取出国进修的名额和经济支持,回来时又为学校带回了一批电教器材。中国人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贡献是他的坚定信念, 即使在他遭遇了多次不公正待遇,甚至受到人格侮辱时,他也从来没有动摇过。
  父亲一生中最关心的是农村卫生事业,因为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1929年大学 毕业后,他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毅然接受陶行知先生的聘请,到陶先生南京郊区创办的 旨在推动乡村贫民教育的新型学校——晓庄师范学校任卫生指导员。在这期间,他在晓庄创 办了乡村卫生实验区,对农村的疾病和卫生情况进行调查。在两间草房里办起了诊疗所,利 用课堂给师生讲授现代医学卫生知识,带领他们进行实地实习,还制定了儿童卫生习惯的十 项信条,编写了卫生教材——《农民卫生知识讲义》。经过一年的实践 ,撰写了《乡村卫 生和中国教育》。晓庄乡村卫生实践为父亲在定县的农村卫生实验取得了经验。晓庆师范被 迫解散后,父亲去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德国德累斯顿健康教育中心 学习和进修。1932年回到祖国后,他又毅然接受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先生的邀请,到河北 定县农村建设实验区任卫生教育部主任,同时也在协和医学院任讲师。在定县通过深入细致 的调查研究,他认识到定县的卫生工作应面向农村防病治病,不能像城市开设医院等病人上 门,光治不防。经过13个村庄的试点,终于创建了适合我国农村的三级保健网模式,受到国 际卫生界高度重视,并在全世界,特别是在第三世界普遍推广。父亲认为晓庄和定县的工作 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有意义的一段时光。在这以后,他虽然没有机会再长期呆在农村,但 他一直关心农村卫生,关心农民健康。他利用一切下乡的机会为农民健康服务,退休以后, 他还经常到农村调查缺医少药、人才培养及基层卫生院的建设情况,给当地卫生局提出改进 意见。他还用从美国友好人士处获得的资助设立了基层卫生奖金,帮助乡卫生院进行人员培 训和增添设备,先后有10个卫生院获此奖金,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他九十五岁高龄。卢沟桥 事变以后,他受命出任四川省卫生处处长,当时四川还没有一个公共卫生机构,在抗战期间 ,他先后创办了四川传染病院、四川妇幼保健院,并与中央大学医学院合作,创办了成都公 立医院(现省人民医院),并在四川80个县组建了县卫生院,初步奠定了四川卫生建设的基础 1946年,他又创办了四川第一个国立医学院——重庆大学医学院。80年代,父亲在经历了 十年浩劫之后,刚一恢复工作就着手组建了尘肺研究室。回顾父亲一生,是摒弃无所事事, 贪图享乐的一生,是充满创造和奋斗的一生。
  父亲刚直不阿,实事求是,敢于批评的作风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解放前,他经常在《 丙寅医学周刊》上撰文抨击政府的腐败和卫生的落后状况。早在1958年,父亲就对公共卫生 专业学制过短和过早分化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如果卫生预防人员缺乏必要的医学科学基础 ,将影响他们日后在工作中的决策能力和科学水平。同时他认为学习外国经验决不能生搬硬 套,应结合本国国情,否则会事倍功半。1979年他在北美考察医学教育时,对美国的公共卫 生学院有这样的评论:我熟悉的那些公共卫生学院,关心理论知识和科学研究似乎胜过关 心为一般人群谋利益知识的实际应用,遗憾的是几十年来,西方的公共卫生教授似乎也是鼓 励研究生走同一条路。他在访问了母校哈佛大学后,评论道:在哈佛大学我访问了公共 卫生学院和医学院,他们的教员增加了许多,他们的兴趣似乎除了鼓励学生写高度学术性的 报告外,别无他求。就我所见,许多研究课题与重大的卫生问题并无联系。他还批评美国 大多数学校规模都有很大变化,但教学方法和教学目的却变化不大,现场训练活动很少 除了依赖视听设备外,没有智力模拟之类的训练。这些批评意见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 ,流行病学专家Dr卡尔L怀特将这些意见收录在他的著作《弥合裂痕》一书中。
  父亲对孩子们是慈爱的,也是严厉的。记得我毕业时被分配到农村工作期间,他总是鼓 励我,把他在定县的工作生活讲给我听,让我安心在农村工作。后来我想考他的研究生,他 我不会优待你,你要和别人公平竞争。在职称评定时他总是教导我,不要太在意表面 的东西,关键是你的学生和病人喜不喜欢你。所以我也从不把晋升职称当作喜讯告诉他 。对于孙辈的成长,他也总是强调健康和德育,他认为现今的教育实际上是重智轻德,高分 低能并不是教育的目的。
  父亲一生受到过许多波折,受到过多次不公正待遇,但是他从不怨天尤人,从不气馁, 没有什么事能阻止他为社会、为人群健康服务的决心。他时常告诫我们说人不是活给别人 看的,活着就要自己问心无愧。父亲一生为人师表,我将会永远以父亲为榜样,做一个问
心无愧的中国人。

缅怀陈志潜教授在创立我国公共卫生事业中的功勋

——百年诞辰记念

陈志潜教授,四川成都人,生于1903910日,家境清寒,父亲是老秀才,母亲、继母、叔叔、姐姐、弟弟相继死于传染病,疾病给了他刻骨铭心的痛。孤独的他,艰难地完成了中学课程。
  1921—1929年攻读医学。还在中学时,他就决心报考中日现代医学的最高学府——北京协和医学院(现在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经过刻苦努力,他终于如愿以偿。1924年再经过关键考试,进入医学院学习,并争取到4年的科克伦奖学金,于1929年顺利完成学业,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对他的理想发展的关键性影响者是约翰?安生博士(国际知名的公共卫生事业专家),不仅引导他把公共卫生作为毕业事业,而且推荐他担任河北定县农村卫生保健领导职位,在那里他开拓创新,成为我国公共卫生保健事业的先驱。
1930——1932
年继续深造。协和医学院毕业后,他先后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学习先进的公共卫生,完成研究生学习。
  1932——1938年创立定县模式。留学回国后,被邀前往定县担任平民教育运动农村事务处主任,与平民运动奠基人晏阳初教授密切配合开展了农村卫生项目。从教育结合农业,从农业结合卫生,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此间他深入探讨了中国农民提供保健和现代医疗的模式。1934创立了系统的农村卫生保健系统,这是一个多用途系统,可以适用于不同社会经济和地区条件。它要解决的是一个贫穷的、教育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问题,它的重点不是个体病人,而首先考虑的是造成经济落后的整个社区。这个系统基于四个前提:1、卫生保健要立足于当地实际需要和条件允许的基础上;2、它的费用必须与农村的资源相匹配;3、它所配备的基层医务人员必须在农村中产生,只有他们才能长期扎根于此服务自己的父老乡亲;4、社区对该系统的运转和持续有效性负有责任。这个系统不仅能提供先进的医学知识,而且也提出与在城市中的重点医学中心密切联系。这个系统的实施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当时,南京中央政府推荐给全国采用,并获得国际卫生组织领导者参观,赞扬。它的发展一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而被迫停止。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采纳了定县模式经验,建立了全国性的村卫生保健系统,并不断发展、改革至今。
  1939——1946年建立四川卫生中心。中日战争所迫,19385月他离开北京,参加了林可胜教授主持的华南战地援救工作。19395月应邀回四川成都筹建卫生署和医疗援救项目。到1945年战争结束,四川省建立了80多个卫生中心,在全国手屈一指。
  1946——1949年筹建医学院。1946年调往重庆国立重庆大学筹建医学院并任院长、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及中央医院院长,直至解放。
  1949——1987年从事医学教育。1953年调任四川医学院卫生系代主任,担任尘肺研究室主任、教授。在这期间,他在政治上虽然多次受到不公的遭遇,但他自知一生正直、光明磊落,对人处世任一如既往,默默奉献,鞠躬尽瘁。教学中他对学生的培养,重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热爱人民,为广大群众服务的好思想、好品德。陈老师桃李满天下。1987年他为四川省10所卫生院争取到为期10年的奥斯丁夫人奖金。加州大学邀请他写就中国的农村医学——我的回忆,是留给我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宝贵财富。2000927日,陈老师97岁高龄与世长辞。在他100
周年诞辰之际,我们深深缅怀这位中国公共卫生之父的卓越功勋。

往事如烟 人物掌故 岁月留痕 趣闻轶事 好友查寻 联络我们 返回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