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弃学从军

——曹振家教授的一生

 

    曹振家出身在一个医学世家。

    其祖父曹文贵家境贫困,幼时被送进天主教堂,被养大上学。后来有幸在上海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学医毕业,当了医生,直至升任上海吴淞口海关防疫医院院长,后与上海圣玛利亚学院范藻华自由恋爱结婚。当年一对“洋学生”新法结婚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 

    其父亲曹晨涛(为长兄)子承父业,於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成为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南京政府中央医院副院长、上海铁路医院院长…,并曾被委任为蒋介石侍从医生。解放后任第四军医大学一级教授,终身行医。其母徐华,家庭钢琴教师。

剪报介绍曹振家父亲

全家福(后排右一曹振家)

    曹振家(英文名Charles)1922年1月18日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八兄妹里排行第二。后随父母从北平到上海。

儿童及青少年时期的曹振家

    曹到上海后就读上海觉民小学。读小学时的曹振家认识了并不是同班的同学張国和,倆人成為儿时好友。后曹读育才公学、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再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

曹振家兄妹及张国和兄弟均在内

(前二排中穿白色西装为曹振家,三排中西装领带者为张国和)

曹振家首次就读的大学

    从小生活优越、性格倔强、学习优秀、外表英俊的曹振家,17岁时曾经有一件事情震惊大家。他反感自己的父亲与警备司令打麻将,而抢下卫兵的枪,对住一班打麻将的成人叫道:你们哪一个再敢来我家打麻将,我就打死哪一个!吓得他母亲赶快拉住他说:“你父亲也是为了拉关系嘛”,同时让客人快走。从此,家里知道这个男孩不是好惹的,是最痛恨打麻将的!

第一次弃学从军

    1941年12月8日,上海遭受日军攻击,轻易占领了上海,给上海市民带来笼罩全市的恐慌。

    其时,居住在上海英租界定盘路的曹振家与其儿时玩伴 好友张国和两家父母相识、居所相邻、中小学相同、声音及个人爱好也相同、相似的家庭背景及教育水准,加上两人身型也相同,成了儿时的好友。

    由于日军的占领,曹振家及好友张国和均不能忍受需向日军哨兵敬礼的屈辱,有了脱离日军占领区向往内地继续求学的愿望。其时,曹振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仅读了两年课程。

    好友张国和获得其父亲的支持和建议,将离开上海到战时重庆的密秘计划告诉曹振家,获得同意一起启程,意在救国图存。

    1942年一月三日,曹振家和好友张国和满怀壮志地坐火车离开上海,只可惜这次的旅程最后无功而回。届时尚入世未深的两人因误信火车上邻座的骗子,交了钱后在开封等待一位自称「梅上校」的男人为他们安排偷渡的事项。漫长的等待,消磨了信任与金钱。虽然个性强的曹振家感觉没面子不同意回上海,但在两人互相埋怨并打了一架后还是只得折返上海。由于打架不仅要付出酒店钱,还要赔付打破玻璃的维修费。

    被迫折返失败的旅程,并没有打消他们两人到内地抗日求学的念头。1942年新年过后,曹振家与张国和各自赌气另寻旅伴,再度离开上海。这一次张国和跟随亲友意外通过日军检查线,进入金华自由区,并幸运获得一份英国军事代表团的翻译工作。张国和在金华大街上,见到一个高大身影的中国人在对面街道走来,步态很熟悉,当他走过来才意识到是自己好友曹振家,一副落魄沮丧的外表和精神。

    曹振家告诉张,刚被打劫了,只剩下全身上下的衣服。打劫他的人不知道是土匪还是游击队。张国和听后感到内疚,应该叫上老友第二次也一起走。

    张国和立即介绍曹振家去应聘英国军事代表团翻译工作。由于曹振家从小在教会学校学习,英军代表团的福尔上校(CyrilMunro Faure 1897-1968)一听说是圣约翰的学生,当场立刻就聘用了。他们的工作是前往安徽绩溪霞间英军爆破学校做翻译,兼任第三战区工兵独立团克强训练班上尉翻译。英国是抗日战争的同盟国,这所爆破学校是为了训练中国军队使用英军的炸药,在日军后方进行破坏而开设。

    曹振家与张国和均不是学理及科学工程技术的,更没有专业英文字典可翻阅查看爆破器材、设备、军事建筑结构等的名词,只有自己摸索和创造翻译出中文名词和工作流程。他俩并与国军士兵及英军教官一同出没于山野、田间、道路、桥梁,亲自协助示范作业给学员看。他们也会出差到邻近地区协助翻译沟通。近十个月时间,他倆同住在姓高的乡长家里,受到不少的照顾。

绩溪英军爆破学校期间

(后排中为曹振家,前排左Cyril Munro Faure上校,右为高乡长

 

英军爆破学校服务时与英军教官游泳(右 为曹振家)

   他们获得的译员待遇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但在其他中国人员的挑动下,曾要求英军代表团福尔上校再增加工资而发生矛盾,曹振家和张国和在不明国际形势情况下本打算加入同事的共同行动。后来当曹和张知道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战场的困境(香港沦陷),改变想法,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

爆破学校为第三战区工兵举办训练班后学员颁发的毕业纪念章

   1943年初,随着战事形势发展,曹振家与张国和正式辞去英军爆破学校翻译官工作,跟相处将近一年的教官和同事告别,碾转来到四川。他俩哥们儿在重庆分道扬鑣,张国和到重庆后供职美国新闻处,曹振家去到成都。

第二次弃学从军

    1937-1945年间,日军大举侵华,全国各地沦陷区的学校或宣布停课,或内迁避难。而作为最多大学的内迁地----四川,就成为想在乱世中继续学业的莘莘学子的约定之地。

华西老钟楼

    位于成都华西坝的华西协合私立大学,接纳联合了五所内迁大学,在抗战时期依然坚持办学,不间断地为生死一线的国家输出优秀的人才。

    曹振家选择了进入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医科二年级继续学业,这个教会大学的医科毕业学历文凭,被美国纽约州执业认可。

华西协合大学

    1943年曹振家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继续学业之际,听闻一批到内地的上海学生在绵阳翻车,有人受重伤不能再行进时,连夜紧急赶到绵阳协助抢救。当他到一个客栈时,意外发现重伤者是自己老友张国和的弟弟张国骏。大家同是觉民小学及圣约翰的同学。曹振家立刻安排运输将张国骏护送到成都华西协合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抢救,直到其一个多月恢复健康去到重庆。急病人所急,把病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贯穿了曹振家医疗事业的一生。

五十年后与张国骏(左一)在美国见面

 

   中国抗战到了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1943年蒋介石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上战场打回老家去,激励了每个热血爱国青年。

 

    曹振家在华西坝修完1943年本年度医科课程后,再次放下课本,响应民国政府蒋介石总统“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再次弃学参加青年远征军抗日。在泸县培训期间,其好友张国和重庆来电告之,安徽绩溪爆破学校时期原外事局的上司董宗山处长,现任职第四方面军王耀武将军外事局长,希望张国和及曹振家去做译员工作。曹被说服,离开泸县又再次任职民国政府第四方面军外事局上校联络员,作为翻译与美军及空军飞虎队进行抗日战争情况情报的沟通协调。

在湖南

在武昌

 

   1945年8月10日,一个晴朗的星期三,曹振家手拿一大瓶金酒,用头顶开张国和正在洗澡的浴室门,大叫:战争要结束了!他获悉1945年8月9日美军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日本一定会投降了!

   曹振家和张国和参加了日军芷江洽降的筹备工作和翻译工作。

摄于原芷江机场空军俱乐部前(现芷江飞虎队纪念馆前)。(前排右二曹振家、右三张国和)

现芷江飞虎队纪念馆前

   芷江洽降工作结束后,跟随王耀武将军到湖南长沙湖南大学,筹备并参加第四方面军受降和翻译工作。

湖南大学行政楼205室

长沙湖南大学行政楼205室长沙日军受降筹备人员

(左三为曹振家、左二为张国和)

长沙第四方面军受降仪式

   抗日战争结束,国共内战起风烟。曹振家无心内战,准备辞去外事局译员工作,考虑自己前途: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未完成学业,离开日军占领的上海从军做译员。到大后方的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时响应救国号召而再上战场学业中断,同龄没有弃学从军的人已经读到大学高班或已经出国留学,自己不能再继续下去。

   辞去译员军职后的曹振家飞回上海,继续上海圣约翰的学业,并获得毕业证书。

 

 

   1947年底曹振家再返回四川成都,继续华西协合大学医牙学院医科学业……。

同年12月24日,曹振家与邹娱年在成都颉英餐厅结婚

    (注:邹娱年原上海圣玛莉娅女中毕业,上海圣约翰及沪江大学肄业,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此照片80年代初海外找回,邹娱年惧怕大陆文革在港发生,请人将背景的青天白日旗删除。)

第三次弃学从军

    大陆政权变革,共产党控制成都。1950年6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1951年初由宋儒耀教授带队的援朝医疗队再次选中即将在华西协合大学读完医科毕业的英文好,有战争经历的优秀青年医生曹振家进入援朝手术医疗队。曹振家又再次放弃学业,加入这支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医疗队伍。

长春野战医院的艰苦、紧张、有序工作和生活锻炼了曹振家。(前排右四曹振家)

援朝医疗队归来(后排左二曹振家)

    工作中,医疗队获得集体功,其个人获得一小功。

    长春野战医院工作结束,全队人员返回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曹振家的同班同学已经考试毕业,而曹振家因为参加抗美援朝矫形手术队而没有参加考试,最后一学年无成绩分数登载,呈奉西南文教部批准准予毕业,获得华西协合私立大学毕业证书。

爱国何罪之有?

     曹振家从青年开始,经过十二年的时间,三次弃学从军,就读毕业于两所国内著名的教会大学,其经历可谓十分曲折。

     曹振家出身所受教育以及性格的耿直、爱国的无私、认真的工作态度、做人的正直是有口皆碑的,而造成其在大陆解放后受到多次政治运动迫害和冲击,很大程度上受到其老友张国和及前抗战上司的影响。

     其老友张国和抗战后,去到美国芝加哥读法律。留美任职联合国工作,并获升职为联合国人事处长。因其系1948年离开中国,持有的中华民国护照,被大陆政府视为国民党政权在联合国的人士。加之两人的抗战时前上司董宗山少将从大陆去了台湾,在台湾做外交工作,曾任中华民国派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故曹振家无法找到证明自己历史清白的证人。曹振家在1955年大陆肃反运动时,已经清楚交代二人从上海到四川经过及所有的经历工作,以及与董宗山的关系,但还是不被信任。他忍受不了没期限的隔离审查,曾自杀未遂。档案留下“反革命”及严重历史问题”的结论,同时被作为内控对象。而同时受张国和牵连的其在大陆的亲戚朋友不计其数。

1957年在天津骨科医院进修交流避过川医反右运动

     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将曹振家批斗。认定他为反革命、军统特务以及莫须有的罪名在华西坝二广场以“顽固不化,抗拒从严”罪名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传标语写上“强烈要求公安机关逮捕反革命军统特务曹振家”,每一个字足足有一人高。斗争大会当众戴上手铐,并用大卡车载着曹振家在成都市挂大牌游街示众,然后关押进宁夏街监狱两年。

     两年后,再一次全四川医学院的教职员工的批斗大会召开所谓“宽严大会”。出监狱时,已经身患膀胱癌、心脏衰竭、全身浮肿。

 

文革当年关监的莫须有的罪名及释放的理由

   
回到医院,扫除厕所,监督劳动以观后效。紧接着是广元山区巡回医疗。一天早晨,同去巡回医疗的泌尿外科邓显昭医生,见到尿桶的小便颜色异常,询问之下,才知道曹振家血尿已经非常严重,立即报告医院,要求同意曹振家返回成都做检查及手术。这才幸运救了曹振家一命。

     作为一个骨科专科医生,曹振家受到非常多病人的喜爱,他在混乱的政治运动和冤屈压力中,同样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人,把病人当自己家人看待。在门诊或到他家里去的病人,均耐心给以诊断和处理。文革后期,曹振家做了膀胱全切除,人造假肛。其生活非常不方便,但还继续上班看门诊及手一丝不苟。曹振家每天上午的骨科专科门诊挂号规定上午只有15个名额,但是没有一天不是大大超出。对于有家人、熟人朋友或医院领导带病人要求他补号看病,他总是以正常挂号的病人优先,熟人、家人、朋友或领导带人看病一律在8点上班前或中午12点下班后给以看病,所以常常早七时半提前到门诊部,中午一点后才能回家吃饭。他为病人服务从来没有一点怨言。由此,他也明白自己会得罪不少医院领导。

      八十年代初,广州暨南大学恢复院校,急需一批教师医生。在老同事的推荐下,曹振家决定离开令他伤透心的四川医学院,任教广州暨南大学,为新暨南大学的医学院重建出力。加上其夫人邹娱年也在1957年被医院划成右派份子,历次运动受尽折磨,文革中更是给以非人道迫害。70年代末以探望父母(在港)的名义,留港未返成都华西坝的四川医学院。广州与香港距离很近,来往探视夫人方便,也是曹振家决定去广州暨南大学医学院的原因之一。

      广州暨南大学的工作是曹振家最开心和愉快的,因为政治运动减少,不再讲家庭出生和过去历史问题,也不太计较海外关系,虽然对抗战人士还不能正确给以历史评价。

      暨南大学华侨医院还在重建中,曹振家与暨南大学医学院骨科其他同事并没有坐等医院的建立,而是组成省内巡回手术队,为广东省各县市的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进行矫正手术。

      他们坐车到各地,每天几台至十几台的手术方案。方案确定后由几个骨科同事轮流做。做完后一并告知及指导康复锻炼。这样的手术有上千例。

     手术后巡回医疗组并不收取任何费用或红包,仅仅收取一点病人家属送来的水果或农产。巡回医疗组的戴医生曾经讲:曹教授如果当年准许我们收红包,八十年代我们个个早就是千万富翁了。而曹振家始终牢记自己当年学医时,父亲的一个告戒:一个医生如果只是想钱,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坏的人。

      大陆改革开放后,政治环境稍宽松,张国和回北京开办联合国即时传译培训班,曹振家才有机会与分开三十多年的老朋友见上一面。

 

曹振家(右)到美国探访从小的老朋友张国和

    退休后,曹振家移民到港与家庭团聚。他也去到美国探访张国和,二人讲起过去的疯狂及青年时代打架赔钱的经过,两人哈哈大笑。他们也为过去一同的抗战曲折译员经历感慨唏嘘不已。

    曹振家没有什么爱好,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和专业英文为进出口洋行做医疗器材设备顾问,再工作了几年。业余时间还帮人翻译医学及药物资料不收费用,他的一生都证明了他对名利非常淡泊。

    曹振家教授经历曲折被迫害的一生,最后演变为厌世的晚年。

    他说:“我一生爱国,可国家不爱我!”

    上海圣约翰大学及曾经在成都华西坝读过书的老同学在香港聚会时感慨地讲:“曹振家是抗战时的热血青年和好学生,想不到会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

    终于,他受不了病痛的折磨和历史对他的不公平,大声叫出了:“活着没意思!” 

    曹振家离开这世界一年之后,中国政府才开始承认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正面作用。遗憾的是,他到死也没搞清楚自己当年抗战二次弃学从戎是不是爱国这一问题。他是含着冤屈怨恨离开的。

    他的老朋友张国和讲了一句话:“自大和无知的人领导国家会害死很多有用及忠诚之士。”

 

曹国正于2018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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