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百年沧桑

 

 当人们由成都市的中心---天府广场南行,过锦江大桥约100米处的小天竺街东段西口一街房侧墙上挂有三个斗大的字标:华西坝。站在这条小街口东望西张,北睹南瞧,或向各个方向迈步远走一点,也发现不了一个象样的坝子。其实,年纪稍大一点的成都人都知道成都有一个华西坝,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所在。

 华西坝的历史已快一百年了。百年来,她见证了成都市、也见证了她本身的沧桑变化。她的得名是源于在这儿建有一所由外国人兴办的高等学校——华西协合大学。在华西大学建校之前,华西坝西侧的国学巷和黉门街就是前清时代一些老学究们传授儒家文化的地方,但那时还没有华西坝这个名称。就在前清末年,一批从英、美、加等国来华的传教士,深入我国腹地,来到成都,他们来此的目的是要“教化”我有五千年文明的华夏儿女,用“基督精神”来感化我们,让我们接受西方文明。其实不仅是他们,还有其他宗教何尝也不是如此呢。我的家乡在彭州市一个小乡村,那里就有一个福音堂,离彭州市远远的白水河也有一个天主堂,我个人到过的好多地方都是如此。这里,我绝无半点其它的想法。来到成都的外国人们,看上了成都南门外这块宝地,他们来自英、美、加三国的不同教会,其中有英美会、美以美会、公谊会、圣公会和浸礼会。他们共同协议要在这儿办学,先办中学,后办大学,为什麽这样,看来是一种试探,也是一种策略,因为他们知道我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是很强烈而坚固的,他们在我国其他很多地方已经尝过了这种苦头。的确,他们后来也狠狠地吃到了。上世纪30年代,成都人民曾经掀起反对外国人在这儿办学校的爱国活动,把华西坝上的外国人赶走了好长一段时间。这不是简单的排外,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这是近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成都人以至四川人都强烈地具有这种光荣传统,我认为这种精神应当永远坚定地传承下去。

 我是1930年秋天来到成都的,那年父亲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把我从乡下祖母那儿带到成都继续念书,上的是小天竺街弟维小学,我和父亲住在华西大学的华英宿舍。我很清楚地记得,到华西大学时,天已很晚了,走进校大门时看不见周围的景象,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得见路影和旁边的树影,到了宿舍就住下了。

 刚到成都,一个从未进过大城市的十岁小孩,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方向也搞不清楚,只有靠父亲携带我出去。到了进了小学,才慢慢地把周边环境和上学的路途弄清楚。

 弟维小学的创办历史和背景我不很清楚,它和华西坝的教会有无关系也不很明确。我到校和以后的三年都是邱奇才作校长。他这个人待学生很严厉,经常在全校的大会上打学生,为的是杀一警百。

 1933年我进了高琦初级中学,它实际上是一所华西大学教育系的实验中学,校址原在小天竺街,上世纪30年代遭了火灾,把教室迁到华西大学的教育学院大楼。我就是是在这座大楼念完三年初级中学课程的。

 高琦中学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和当时成都市其他中学不同,校长是大学教育系主任,他主张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的训练,除了进行常规的课堂教学外,还对学生的其他方面作了许多努力。比如在德育方面,每一个星期天要举办周会,全校学生必须参加。周会的内容多样生动而活泼,有时请人讲旅行见闻,有时举行辩论比赛或讲演比赛,其他还有歌唱表演,话剧表演,绘画比赛,课程中还增加了农业课,如种粮食、菜蔬,学习接枝、除虫等技术,有了收获,就大家一起聚餐。此外还教学生学习养猪。记得有一年年终大会餐,杀了两头肥猪,全校师生在一起,表演节目,师生共坐,吃得很满意,玩得很快活。

 1936年我进了华西协合高中。这所学校并非华西大学的附属中学,虽然它也是由与大学一样的五个教会协办的,但是它办学的经费来源和管理系统与大学不一样,它有一个独立的管理系统。五个独立的学生宿舍,分别由各个教会管理。其中三个宿舍建在华西后坝,位于大学校区的南面。与后者藉一小巷联接,中间并无门栏或墙分割开来。所以,念中学的学生可以到前坝活动,大学生也可以到后坝去散步或与熟悉的中学生交往。

 三年后,我上了华西大学,攻读七年制牙科专业。以后,继续在这所大学工作、成家立业、直到退休养老至今。华西坝这个区域,的确是成都的一块宝地,它是一个既有包涵研究机构的大学,又有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文化园地。象我这样一个从小学直念到大学并参加了工作的人,还有不少。所以有人说脚不出两里就完成了终身事业。

风景这边独好

 

 华西坝位于当年成都市的南郊,东临南台寺,北面西段是小天竺街,东段则与锦江相伴,西面是国学巷和农田,南面有华西协合高级中学,中学之南又是农田了。

 30年代早期的华西坝是一个非常清静而安祥的地方,校园内道路整齐干净,校中路是贯穿东西的较长的干道,路的一侧有一条小溪与路平行,溪旁植有高高的垂柳,微风拂面,柳絮翩韆,夕阳晚照,蝉鸣树颠。人们坐在溪上的小石桥上,无论是夏季的傍晚或深秋的早晨,都是十分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象,加上几个朋友或同学一起,聊聊天,谈谈心,或者讨论讨论课程内容,此情此境令人终生难忘。

 另外一条主干道则是进校大门到钟楼旁,贯穿南北的路,这条路旁只植有高低参差的植物,路的北端西侧是一座宫殿式建筑,它是全校的首脑机关所在,叫作事务所(解放后称作办公楼)。再往前到与校中路交叉的右南方不远,有一座在当时是全校最高的建筑,叫作赫斐院,后来改称数理楼。

 事务所对面百多米远处,有一座建筑就是图书馆,型式类似事务所,但规模稍小,里面的藏书却很多,有中文的,英文的,古代的,现代的,各种不同门类都有。

 坝上较大一点的建筑还有生物楼,医牙科楼,教育学院楼,文学院大楼(又称广益大宿舍)。这些建筑物中好些都有底楼,又被称作地下室。一般上课办公都在上一层。

 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西坝还有几片广场,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华英球场,那里经常被用作足球比赛和举办运动会。另外还有事务所南边的广场和华美宿舍前的广场。协合高中校区内也有一个较大的广场。这些广场都长满了草,当春天来临时,广场地面,绿英缤纷,配上周边路旁的、迎风飘荡的垂柳,躺在草坪上,仰望长天白云,呼吸新鲜空气;或闭上双眼,晒晒太阳温暖的阳光,那是大大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无论在中学或大学时期,在冬天或初春的好天气日子里,学生都喜欢请老师到教室外面草地上去上课,一面听老师讲课,一面晒太阳,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还多么令人怀念不止。

 华西坝的钟楼建成于1926年,也是坝上较高的建筑,钟声定时响起,它为全校的师生员工的生活起居,上课工作提供了规律性安排,也为周边的居民提供方便,因为上一世纪,很多人都买不起钟表。钟楼的钟声不仅在白天敲响,晚上也敲。曾经有语文老师向学生出作文题‘华西坝的钟声’,的确有些令人迷惘的感觉。其实钟楼不仅是它的声音引起人们的注意,它周围的环境也是令人流连忘返的。钟楼旁的荷花池,高高的银杏树,还有丛竹多处,荷池钟影,花香清馨,令人迷恋。

 从校中路往东行快到尽头,那时这个尽头就在与生物楼前面的一条路交会,再偏向北斜行就可以到图书馆。在这条路左侧有一片竹林,竹林里有几间小屋,每间小屋里放有一台钢琴,它们是学生学习弹奏钢琴课的地方。就在这几间琴房的旁边,有一座牛棚,它是华西大学的奶牛场,所产的奶专供校内外籍教师饮用。有时钢琴奏响,牛棚里的牛也哞哞吼叫起来,人门笑称这个所在叫作对牛弹琴。

 华西大学的医科楼的三楼是解剖室,里面停放有供学生学习人体解剖学的尸体,外面的市民们,很多人听说学生要在死人身上用刀子一刀一刀地割,感到很惊奇,都想进去看个究竟。华西大学30周年校庆时,全校各处都对外开放。有不少人走到解剖室门口,看到里面桌上停放着很多死人尸体,马上回头就跑了。

 校庆开放时,很多实验室也开放,还有教师在实验室内给参观者作化学实验,好些人象看魔术一样感到很新奇。

 校庆的开放使很多成都市民对这所五洋学堂有一些了解和认识,对沟通校内外的人际关系很有帮助。

 住在华西坝的人们,休息时还有一个去处,在校园东侧南端,也就是钟楼东南方向不远,有一座土堆,呈正圆形,有三层楼高,三个台阶,人称三台山。登上山顶,环顾远眺,可以望见成都的城墙和郁郁葱葱的万顷良田,大好风光,尽收眼底。

 久住华西坝的人们都知道,在华西坝的南面,有两个休闲去处。一个是穿过田间小路,到一个叫做洋坟的地方,地方不大,周边种有树木,里面埋有十来座平平的坟墓。据说是埋的华西坝外籍人士的儿童。地面绿茵葱茂,席地而坐,清风徐来,很觉舒畅。

 另外一个较远的去处叫作青春岛,也在坝区的南方,周围树荫葱茏,中有小溪一湾,清爽凉快,这儿是青年男女游玩的好地方,颇为富有浪漫色彩。

 上一世纪2030 年代,华西坝与成都市内的交通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出大校门往西行,经小天竺街,过南门大桥,穿南门进城。南门城门有一道瓮城,后来被折掉了。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方便市民“跑惊报”,在南河上架了一座用杉木板搭建的疏散桥。过此桥后,人们可以翻越已经部分垮塌的城墙进入城内,就比走南门近多了。小天竺街北面有一条小巷可通疏散桥。

 大概在1938年前后,成都在城的南面偏东一点,开辟了又一个通道——新南门,华西坝的人可以通过此门进入城内。此前,华西坝的东北角有一条小路可到成都东门或九眼桥,但此路到晚上很不安全。 

 

华西坝的周边环境

 

 抗日战争以前的华西坝,的确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除了北面面临小天竺街外,周围都被农村包繞。我刚到成都时,小天竺街是一条破破烂烂的小街。这条小街不长,东起华西大学校门,西至国学巷口,全长不过1华里。可是我刚到成都的几年,街旁两侧,却有好多家大烟馆,所谓大烟馆,并不是大,也不象馆,就是一间矮小的非常简陋破房子,里面摆设了几张旧床,上面铺一张草席,床头搁上一小桌,上面备有烟灯,烟斗,小桌旁备有枕头。那时,我在念小学,上、放学时,经常看见一些穿的不怎怎么样的人,把门口挂着的烂布簾子拉开,钻身进去吞云吐雾。

 那时的小天竺街的南北两侧还有一大片坟地,街的中段北面有个浙江会馆,后来在这儿办起浙蓉中学。中段的南侧也是一片坟地,抗日战争开始时,这些坟地被征用,作为华西大学修建宿舍。其东侧的一片土地,则修建了济川中学。

 小天竺街的路面是泥土,落雨时到处是泥塘,天晴经太阳一晒,就变成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行人带来极大不便。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领导,才把这条小街修整好。路旁的街灯在30年代好长一段时间都是若明若暗的,最早是点的油灯,后来装上电灯,也是不明不暗的。

 抗战时期,坝上的学生人数和内迁的教师职工人数都大为增多,小天竺街的小商店也大大增加,尤其是卖小吃的店子最为醒目,什么山东大饼,广东烧麦,担担面,林抄手,西餐馆,西点店都有,另外也开设了洗浆店,缝衣店等等。到了晚上这里特别热闹,主要是饮食店,挤得满满的。

 大校门北面偏西处,有一个叫居士丛林的地方,原来是一个信佛教的居士们活动场所,后来开了茶馆。进去喝茶的人多数是大学生和教师,所以,这里比较安静。我和我的同学们,在考试前多到这儿来切磋备考。

 即使在抗战时期,华西坝已经繁荣闹热起来,但却没有一家书店,人们要购书必须进城到春熙路或卧龙桥。另外,祠堂街还有一个开明书店。

 至于华西坝的其它三个方面,即东、南和西面的周边则都是农田,东南面的农田广阔无边,西面的农田较少,不远处就是浆洗街。浆洗街东侧背面,还有一块属于华西坝的飞地,那里有一座递属华西大学的神学院,其管理体制却另有所归。

 

华西坝的校风与学风

 

 华西大学从校园建成并初具规模起到抗战前夕,整个坝子都是比较安静祥和的,这并不是说,除了教学生活以外,就没有其它的活动了。其中最大最烈、影响最广的活动就发生在1926年的秋季,那年九月初,英国军舰炮轰万县城,酿成95惨案,华西大学和协合高中共500多名学生组成退学团,集体退学,中国教职工罢工罢教,坝上许多外籍教师被迫回国,事平后才逐步恢复原状。

 又如,1930年,武汉长江大水灾,大、中、小学生都组织起来,上街和到近郊农村搞宣传和募捐活动。1931918事件,日本侵略者武装占领我东北三省,激起全国各地人民极大愤慨,纷纷组织起来结队上街游行示威宣传,动员广大群众团结参加抗日爱国行动,华西坝的广大师生员工也不甘落后,积极参加了各种爱国活动。宣传动员积极参与各种抗日行动,抵制日货等。

 当时的学生生活方式比较朴素,衣着简单,男生穿棉布长袍,少数人穿西服或学生服。到五大学来到坝上时,比较流行的男生服饰是茄克衫。女生的服饰,三十年代早期和20年代多着白色或浅色长袖两侧开衩的上衣,下着黑色或深色长裙。穿旗袍的学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渐多起来。

 学生上下课以及教职工上下班都是靠双腿,一直持续到解放时,只有很少甚至极个别人骑洋马儿。就在19431944那些年,我们到四圣祠街联合医院上内、外科课,都是步行经新南门进城去的,大约单边行走,快一点要花半个小时,下课后,还得走快点赶回校吃午饭。当时,已有少数同学是骑自行车来回跑的。

 饮食方面,对学生来说,是比较简朴的,早餐是稀饭馒头加一盘酸菜,一盘炒花生。另外还有一碗鸡蛋炒韭黄和煎蔬菜。很少有人喝牛奶。午饭则是大米干饭,四碗菜肴中有一碗大肉(回锅肉或红烧肉),另有一或两碗撬荤,再加一碗素菜。晚饭则多半是素菜。因此,坝上经常有两个小贩晚饭时来到各宿舍卖小吃,一个是黄牛肉,一只手腕挎一个大竹篮,里面装的是卤牛肉、卤牛肝牛肚、调料;还有一个是卖馄饨(抄手)的林抄手。他们的到来给学生伙食增加了一些营养和口味。

 住的方面,抗日战争前,学生人数少,有五个宿舍,多数是一人一室,到了抗战时期,就只有安排的挤一点了,好些是四人一室甚至更多人住一室。

 一般说来,华西坝的校风是比较好的,吵嘴打架的事很少见。男女学生谈情说爱的事儿是有,但没有成风,同性学生间彼此谈笑则是常有的事。抗战以前,则比较保守,很难见到男女青年手牵手地活动在校园内,抗战期间,外来的“下江人”多了,坝子上男女青年相依相偎漫步谈情、成双成对的就多起来了。

 除了上面介绍的情况外,学生的课余集体活动还是比较多的。例如体育运动,歌唱活动,讲演比赛,演话剧等不时举行,如合唱团在圣诞节演出“弥赛亚”,引得很多爱好音乐的人和宗教人士的参与和欢迎。话剧活动在抗战前就公演过“少奶奶的扇子”,“雷雨”等名剧,很受成都人民的欢迎。“雷雨”的演出比白杨来蓉公演还要早,曾经轰动成都市。体育活动中的足球比赛更是大受广大体育爱好者的青睐,热闹非常。记得有一次,东方足球队来蓉,就在华英球场举行表演比赛,观看的人人山人海,人人争看李玉堂,包钢门的大将风度和精彩表演,犹如今天人们对姚明,刘翔的热情一样。

 抗战时期,几所大学设立了一个广播站,课余休息时间给广大师生员工们播放一些经典名曲,使人们在休闲放松时间内受到音乐艺术的熏陶,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

 整个华西坝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教育文化区,既有大学和中学,又有小学和幼儿园。我就是一个在这儿完成这个漫长的受教 育过程的。象我这样的人还不少。

 至于学风,无论是抗战以前,或抗战期中,乃至抗战以后直到现在,华西校园内的学风都是纯正、严肃、认真的。在抗战前,由于坝上只有一所高等学府,学术交流和空气不那么活跃。抗战时期,五、六个大学在一起,它们联合起来,共同办学,课程安排,同一样课程,性质相同的专业都安排在一起上课,如医学生、药学生等的化学课就在同一时间、同一课室里上课,这些课程被称为公共课,几所大学的公共课都是这样。这样的课程很多。此外还有物理,有机化学,外语,解剖学,生理学,组织胚胎学,内科学,外科学,病理学,诊断学等等。老师们对学生的学习态度,技术操作,理论分析要求都很严格认真,一丝不苟。遇到学习不认真的情况,教师都会进行严肃批评的。值得提出并使我们在学的学生们永远难忘的是,当时呗上集中好些知名学者,他们的教学水平高,讲解逻辑性强,讲课生动,画龙点睛,学生都易于理解和记忆。记得当时坝上的知名教授有:文科的钱穆,闻宥,吴宓,陈寅恪等,医科的侯宝璋,戚寿南等,理科则有李晓舫,刘承钊,李约瑟等。坝上经常请一些知名学者作公开的学术讲演,有时还请了一些知名人士作扩大的,题材广泛的讲演或报告,有点象解放后的开大会,记得当时曾经听过潘光旦,冯玉祥,华来士,尼赫鲁等人的公开讲演。

 所有这些活动对开阔学生眼界,拓宽知识面甚至对培养学生素质和人格修养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可以这样认为,抗战时期,华西坝上的学术空气是良好和活跃的,给青年学生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甚至在他们的身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另一方面,学生的学习也是相当艰苦的,当时各种课程都没有教材,上课时一心一意听老师讲,学生埋着头记笔记,讲得快,记得慢,往往要记掉或记错,只有课后互相校对,甚至要到图书馆借参考书来补充改正充实。记笔记的本子也是水纸或毛边纸做的,很容易划破。

 晚上自习时,学生们都喜欢上图书馆,还未开馆,门口就挤满了男女学生,门一开,就抢着跑进去占座位。有的学生就干脆在下午抽空去占位,搁一本书或笔记之类在那长长的阅览桌上,晚上开馆后,其他同学进去了也不会去占座了。那时的学生多,图书馆的座位少,没有抢到座位的人只有回寝室。

 而今的华西坝,随着祖国建设的发展和需要,50年代初期,华西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改建为单一的医药院校,80年带后期改为华西医科大学。本世纪初又与四川大学合校,成为该校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来华西坝的主体部分是连成一片的,人民南路的修建把它分成两块,东边一块的东侧略有延伸,其南侧则延伸到林荫街。西边的一块则扩大建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直接与浆洗街靠近了。校园面积扩大了,新增修的建筑也多了,学生和教职工及其家属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了,房子修高了,就把坝子显得不那么宽广了。人多了,特别是上下课时,来来往往,熙熙熙攘攘。为了安全,东西两片校区靠一条地下通道连接起来。

 七 、八十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弹指一挥,很多事情恍如隔日,回味起来,颇堪留恋,不觉提笔把它们拉拉杂杂地记了下来。